□蒋璟璟
2月28日，最高法发布多起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以案释法，明确：短期内多次“闪婚”并收取高额彩礼，可以认定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一方基于索取财物目的与另一方建立恋爱关系、作出结婚承诺，可以认定为借婚姻索取财物；婚介机构以保证“闪婚”为名收取高额服务费，应结合合同履行情况返还部分费用；因彩礼给付方隐瞒自身重大疾病导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考虑其过错情况对彩礼返还数额予以酌减。（人民网）
治理高额彩礼，是个系统工程，在此过程中，司法维度的调适和引导举足轻重。的确，现实场景下，高额彩礼并不都会转化为彩礼纠纷，而彩礼纠纷也并不都会转化为诉讼案件。但是，进入司法系统的“涉彩礼案例”，其判决结果以及背后的法理论述，往往都有着超越个案的信号意义。此番，最高法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这对于理顺事实界定和法律适用的具体规则，强化同案同判、传递明确预期，有着极强的参照意义。
其实，2024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就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比例的认定原则等作出规定，进一步统一裁判标准。这一司法解释，将民法典、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和具体化诠释，极大强化了法律的适配力。然而，就整体性而言，这一“司法解释”仍是相对抽象化、概念化的。而分批发布的典型案例，则以“举例说明”“以案说法”的方式，完成了“法条与事实”间具象的对应。
这一批发布的“典型案例”，有着鲜明的指向性，大体说来其中所提及的，都是公众反映较多的热点问题。比如说，“短期内多次‘闪婚’并收取高额彩礼”，就经验直觉和常识常理而言，这明显有“借婚谋财”之嫌。然而，以往某些地方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只是局限于“单段婚姻关系的缔结和存续”，而忽略了一方当事人“异常婚史”中所暴露出的道德风险、谋利动机和消极后果。之于此，借着本批次典型案例的发布，最高法对于认定逻辑、裁判标准，予以了必要统一。
最高法发布第二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于专业视域内，有着“指导司法实务”的意义，推动了司法判断与民间朴素道德观的进一步契合。而超越专业范畴，其对于牵引社会预期，减少“借婚谋财”的逐利冲动，同样有着不言而喻的促进作用。“彩礼”是婚俗，更是重大的经济往来事项，之于此，确保当事方的合法财产权益不受不法侵害，乃是司法系统的应有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