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三剑客中的沈醉1960年第二批特赦，年纪最大的周养浩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跟沈醉同岁的徐远举没能走出战犯管理所——他于1973年把自己气死了。
沈醉和徐远举都是1914年出生的，周养浩生于1906年，比他们大八岁。细算一下，我们就知道他们在1949年云南起义时被逮捕，两个三十五岁，一个四十三岁，特赦的时候，沈醉四十六岁，周养浩却已经年过花甲，而徐远举把自己气死的时候，按过去的年龄算法（虚一岁），刚好六十岁。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六十岁死亡绝对算不上夭寿，但是跟其他战犯相比，徐远举也绝对算不上长寿——第一批特赦人员平均寿命八十三点二岁，曾扩情、杨伯涛、郑庭笈都活过了九十岁，邱行湘享年八十九岁，虚一岁的话，也满九十了。
徐远举之所以“夭寿”，说起来还真跟沈醉有直接关系：从被抓那天起，徐远举就一直在骂沈醉，后来吃了沈醉的食物、穿了沈醉的衣物，两人关系终于缓和，但几次特赦时想起沈醉出去前说的那句话，徐远举就怒从心头起，最后把自己气得爆了血管。
徐远举从被抓那天起就骂沈醉，这一点连沈醉自己也承认。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回忆：“当时，在监狱中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特别是徐远举，向来脾气暴躁，一见到我便圆眼一瞪，连讽带刺地说：‘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没给你一官半职当当？’（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军统三剑客性格各不相同：周养浩绰号“书生杀手”，笑里藏刀；徐远举绰号“猛子”，点火就着；沈醉的绰号有很多，做事也比较圆滑。
徐远举和周养浩先从昆明陆军监狱转运到重庆白公馆关押，沈醉是后来单独坐飞机押过去的，在飞机上还捞了好几盒点心，这几盒点心，好像是缓和了他和徐远举的关系：“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喜地围过来问长问短，徐远举见我手里提着一盒点心，就高兴地一把抢过去说：“这倒不错，今天我生日，还带盒点心来了。”说着，打开盒子就吃。”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小人报仇从早到晚。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很少有一笑泯恩仇，想让特务们忘记旧恨，完全是不可能的。
徐远举和周养浩看见沈醉“很高兴”，绝不是“他乡遇故知”并庆幸对方还活着，而是徐周二人感觉有了干掉沈醉的机会。
沈醉进入白公馆不久，就跟先期到达的王陵基、宋希濂、钟斌等人十分热络，而周养浩也找到了下手的机会：宋希濂和钟斌这对“搭档”经常下棋，而且经常为了一步棋争执不下，沈醉则喜欢津津有味地在一旁看热闹。徐远举看着笑得开心的沈醉，想起自己在昆明机场被抓的窘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抄起一只板凳，对着沈醉的脑袋就砸了过去。
久经沙场的宋希濂可能是感觉到了周养浩的杀气，抬臂一格，顺手施展空手入白刃，夺下板凳丢在一边。
宋希濂曾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也算保密局西南特区正副区长徐远举周养浩的“长官”。要不是在白公馆同被羁押，徐周二人在宋希濂面前只能俯首帖耳，但是徐远举眼看周养浩击杀沈醉的行动被宋希濂搅局，也顾不得上下尊卑，情急之下居然对宋希濂口出不逊，后来被宋希濂好一通收拾——即使是进了战犯管理所，宋希濂的“地位”也比徐远举周养浩高。
沈醉回忆：“为了消除徐远举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别人送给我的衣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
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在沈醉的糖衣炮弹下，徐远举周养浩的态度逐渐软化——这也跟沈醉的“会来事儿”有关：徐远举周养浩被抓的时候，口袋比脸还干净，而沈醉却在去参加卢汉召集的会议之前揣了一根金条，被抓后又有很多“朋友”送钱送物，而这些“个人财物”是不会被没收的，所以沈醉的手头很宽绰，好烟总是成条买，连汤尧（捕前系“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第八兵团司令官）都要蹭他的烟抽。
1956年战犯大集中，徐远举周养浩先进了功德林，沈醉紧随其后也来了，在功德林，这三个人终于淡忘了仇恨，三年后又来了特赦的消息。
第一批特赦，军统特务自然不可能名列其中，沈醉有怨气却不激烈表现，徐远举则跳着脚大喊大叫：“我流汗水、写材料，哪一件落人后头？到今天配角轮不上，连跑龙套的都不是！”
徐远举发脾气的时候，沈醉自然只会旁观，倒是原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副参谋长文强出手把徐远举拉到墙角开导：“这是特赦，而不是大赦，不要着急，分批慢慢来。”
徐远举对文强的表示服气：“你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我有些不服气是真的。好吧，我听你的，牢骚就暂时发到这里为止。”
文强就是《特赦1969》中刘安国的历史原型，在真实的历史中，徐远举是不可能骂文强是“叛徒”的，因为文强在军统时期的地位极高，跟戴笠、毛人凤都是称兄道弟，徐远举之所以能当上军统北方区区长，也是文强的功劳——文强在《口述自传》中对此事有记载，因为与本文无关，所以有时间再聊。
徐远举是爆竹脾气，他好不容易被文强开导明白，第二批特赦的时候，即将出去的沈醉又给他点了一把火：“我在离开监狱与徐远举握手告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是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依此类推，第二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沈醉这段话可能是笑着写的：“第三批不但没有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送走一批接一批，就是没有轮到他。这件事在战犯改造所被传为趣谈。”
徐远举原本就有高血压的毛病，沈醉那番话等于把他推上了过山车，一次又一次失望的徐远举变得更加暴躁，终于在1973年1月21“爆炸”了：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他缝的衣服经检验都不合格，让他返工他也不肯，反而跟检验人员大吵大闹，吵完大喊“我热呀”，跑去用冷水冲脑袋，然后就晕倒了。
徐远举被紧急送往医院，但还是因脑血管破裂而无法救治，第二天早上就咽气了。
徐远举死在了战犯管理所，给管理人员带来了很大麻烦，沈醉当时已经重回文史专员办公室，又开始了拿高工资、享受高待遇的好日子。
徐远举病死两年后，周养浩被特赦。特赦的周养浩并没有选择进入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跟沈醉继续做同事，而是远走他乡，1990年客死洛杉矶。
徐远举是被自己气死的，沈醉有没有火上浇油，为什么要火上浇油，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自然知道，笔者最后只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以徐远举周养浩的罪行，居然活了六十岁和八十多岁病死，这事儿又该如何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