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老街上飘起油渣香味的时候，我总会想起父亲。他那矮矮的个子，站在灶台前颠勺的样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间曾经挂着“兴盛饭庄”木匾的老店，是父亲14岁当学徒的地方。
去年清明节回家祭祖，我特意绕了进去，泥砖墙还留着半截烟囱口，依稀还是当年的模样。
印象中，父亲总说他是“灶王爷的徒弟”。七岁那年，他开始给本族的饭庄打杂——无非就是烧火，以及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父亲说，刚开始垒灶的时候，每天大清早，天还没完全亮，他就去离家有点儿远的河滩背鹅卵石，三尺高的灶台，至少有一半的石头是他背回的。
掌柜的曾经在父亲皴裂的手背上抹一小勺猪油，说是“开掌礼”。从那以后，父亲就特别喜欢闻手上的油腥味。他说，那是一辈子的烙印。
上面的工作队住进故乡那年，父亲成了大队的炊事员。当时有个干部教他写“李德旺”三个字，他就蘸着酱油在案板上描，可字迹一会儿就浸到木头里面去了，影子都不剩。
他常念叨，“当年要是用墨汁写在纸上，说不定还能记住。”第二天切萝卜丝的时候，案板上又落了一层白花花的萝卜丝。
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公社食堂掌勺。记得每年腊月廿三祭灶的时候，他总要留半勺猪油，冬日严寒，哪怕是冻成白白的一坨猪油，依旧香得很。
那时，村里不管谁家娶媳妇，都会请他做“丸子”。他把丸子捏得圆圆的，说这是“给新媳妇讨个圆满”。但他自己却像一颗沾了油的黄豆，总是不安生。
公社食堂飘高粱酒香的那年，父亲栽了跟头。腊月里的猪肉票金贵，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答应了酒桌上两个乡亲的央求，把半头猪肉赊给他们。
酒醒的时候，案板上块肉不剩。问题是，父亲喝断了片，早已记不起任何关于“猪肉”的事儿。他蹲在门槛，沉闷地抽了几支烟，而后，把白围裙叠得整整齐齐，反应情况后，离职走人。
父亲好客，尤其喜欢跟爱做菜的人打交道。隔壁的婶子总趁父亲做菜的时候过来，用她的话说，叫“偷师学艺”。父亲颠勺的时候，她就站在灶边，父亲做各式家常菜。
父亲有时也会在酒后话多起来，用筷子在八仙桌上写炒糖色的火候，“要像落山时的日头，红得透亮，亮得泛金。”婶子也不含糊，拿出笔和纸，摊在桌子上就开始记起来，一阵沙沙响。
顺祥叔来下棋的日子，堂屋里总飘散着一股酒味。这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棋子摆得比我家晒的豆腐还整齐。父亲把花生米炸得脆响，说这是“给子弹上膛”。
他们两个也奇怪，什么菜都不要，只需这一小碟花生米，两个小酒杯就能碰来碰去。他们一边喝着，一边聊着，一边下棋。每次至少两个时。母亲有时埋怨，开玩笑地说他们两是“酒麻木”。
每逢过年，父亲就会翻出家里收藏一年的蒸笼，说是给我们蒸年糕吃。父亲有些讲究，他蒸年糕时，总要雷打不动地在下面垫芭蕉叶，说这样才有“故乡的味道”。
记得有一年，我偷吃了祭灶的麦芽糖，他举着擀面杖追我，记得当时我绕着天井跑了好几圈，最后还是父亲停住了，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冰糖，说，“灶王爷吃的是心意，小孩吃的是甜味。”
腊月廿八那天，我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无意间在老柜底翻出一个小布包。褪色的工作证上，父亲的名字已模糊不清，但照片里年轻的脸庞，却依旧分明。
夹层里掉出半张烟纸，背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酒”字，边上还印着几点油花。母亲说，“这是你爸学会的第一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