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平章||我的祖父——辛亥先贤葛光庭

葛光庭（1880年6月—1962年6月）

我的祖父叫葛光庭（1880年6月—1962年6月），他又名光廷，字静岑，安徽省蒙城县人。毕业于安徽武备学堂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六期炮科)。同盟会会员。祖父历任保定速成学堂炮兵科战术教官、热河陆军兵备处总办、大通安徽军政分府司令、陕西督军参谋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广州(孙中山)军政府参谋部参事、参谋部第一局长、中山先生派驻湘省代表、大元帅大本营高级参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东北易帜时为张学良的谈判代表、中山先生奉安南京时为东北方面迎榇与送榇代表、及任参谋本部次长等职，最高军衔中将。在铁路方面历任陇海、平汉铁路局长和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抗战胜利后参与在华日本侨民遣返工作。

一、葛光庭与孙中山先生

1904年，祖父葛光庭于安徽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因学习优秀，被选拔为留学日本的人选。1905年3月，他由安徽巡抚署官费保送日本留学，先入日本陆军振武学校，主要学习日语和日本军事课程。完成预备学业后，照例须填写志愿，交由振武学校转呈日本陆军省，由陆军省考核后审定为“炮科”，按照规定，祖父继入日本陆军联队炮兵大队实习。在此基础上，祖父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学习。此时孙中山先生正在日本宣传革命思想，建立“中国同盟会”，号召留学生参加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祖父接受孙中山先生的理念，加入同盟会，追随中山先生。

1909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后，祖父初任保定速成学堂炮兵科战术教官，不久转任北京清政府陆军部军学处科员，军制司科员，热河陆军兵备处总办等职。期间，他不忘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继续传播革命思想。之后祖父秘密回到安徽，参与并领导了安徽的光复军事活动，1911年10月，武昌首举义旗成立湖北军政府，在湖北胜利的影响下，安徽省革命形势高涨，迅于11月8日宣告独立，祖父在光复省城安庆时颇著功勋，被举为大通安徽军政分府司令。

1915年（民国四年）至1916年（民国五年）间，孙中山先生相继发布《讨袁檄文》、《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时任陕西督军参谋长（后兼任第四混成旅旅长）的祖父积极响应中山先生号召，联络和组织陕西、甘肃的革命力量。时族亲葛昆山（字玉斋）受中山先生之命赴陕西游说陆建章，游说难成，为保万全，祖父将玉斋先生留居府邸，并作介联合商震、赵开运、刘继光及安徽籍中下军官驱陆。

1916年（民国五年）3月22日，张汇滔、田桐致孙中山函，言及此事：

“中山先生大鉴：敬启者，葛君昆山奉命入陕后，数来函报告，云陕事甚佳。昨复特派冯岷源君来鄂报告一切，觉陕中势力异常完善。而甘肃方面，业经葛静岑派马经西前往，连合指日可成。（葛为昆山叔祖，系旧同志，现任陕参谋长，此次主张革命颇热心）第非得有巨款不为功。滔等伏思陕甘两省关系鄂皖至为密切。盖鄂省一下，势必进规中原。若得陕甘之师东下，则会师河洛，直捣燕晋，其势有如破竹，而大局一举可定矣！除由滔等立即修函，连同葛君报告一并交由冯君，俾伊星夜持赴沪上与英士接洽外，用特函恳先生请将关于款项及计划方略等事从速主持，指示一切，是所切祷。耑此肃呈，即颂筹安”。

1918年（民国七年）祖父南下，任广州（孙中山）军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部参事。祖父与赵恒惕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班同学，赵时任湘军总司令，1921年（民国十年）6月孙中山委派葛光庭为驻湘省军事代表，1922年（民国十一年）2月2日《申报》发表一篇题为“湘鄂局势之严重”来自汉口的通信：

“西南联军北伐近已成为事实，据湘省传来消息，西南用兵方略系分两路，以主力军攻鄂同时分兵图赣，刻粤军侵入永州者在一师以上，李烈钧部则拟由湘南绕攻赣西，俟大队开到两路即同时攻击，刻下砰石、衡州，两处正设兵站，并定联军大本营设在衡州，已于衡州城内寻觅房屋为孙入湘时行辕，是南北决裂以为不可避免之事实，惟湘省介于南北之间，其态度如何，极为一般人所注意，孙于粤军动员时先派吕超、葛光庭、凌毅然三人为代表与湘赵协商北伐进行，湘赵以于吴佩孚先有成议，岳州直军又逼近其肘腋，因之顾虑多端，不敢显有表示，一面授意于湘省各团体，请吕代表体念湘省迭遭兵燹，转恳孙氏勿假道于湘，并电桂林，声述湘民困苦情形，务必终止粤军入湘。最近蒋作宾也奉命到长，游说赵氏赞助北伐，仍为赵氏所婉谢……”

赵恒惕致函孙中山大总统函【中国国民党党部典藏（台湾）】

面对如此局面，祖父为避免孙中山先生与赵恒惕之间产生更大的间隙，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于是建议赵恒惕直接致函孙中山并代为转呈
，同时赵恒惕也请祖父将湘情向中山先生一一面陈。1922年（民国十一年）3月29日，赵恒惕致函孙中山大总统，4月祖父离湘并携赵的书函返桂林绕道入觐中山先生。书函送达大元帅府，当时并未见到中山先生本人，孙中山先生在阅信函后批：“约来见，然后作答”。之后，祖父如约觐见，向中山先生陈述湖南省的一切，并谈及自己的看法。

祖父的陈述是有效的，由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越秀楼，中山先生被迫离开广州来到上海，直到1922年（民国十一年）的8月30日孙中山先生才回信函给赵恒惕，孙中山总理函稿题为《陈炯明叛变后致赵恒惖勗为国奋斗函》记载，

“炎午总司令大鉴：葛光廷君持来大札，备悉壹是。湘省于饥馑之余，不胜东道，苦情悉见，北伐改道，职此之由。何图陈逆竟作内奸，弄兵肘腋，成功之毁，固深足惜，纲纪之坏，尤所痛心。假借联省自治之名，成串盗分赃之实，事诚如此，国岂可为？文删日宣言，对于粤变经过及国事主张，悉有叙述，谅经浏览，所愿同道勿避难，益加奋斗。稔乱频年，人求诡遇，非负实力者大澈大悟，乱犹未艾，卓见当亦云然。尽书多劳，至殷慰问。此颂筹绥。”

来自《国父全集》

中山先生信函中表示，祖父所陈的一切具已获悉，“湘省于饥馑之余，不胜东道，苦情悉见，北伐改道，职此之由”聊聊数语体现了对湖南省民众苦情的体恤，对陈炯明的叛变行为几近加以“痛骂”，称其断送了革命，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联省自治，称“假借联省自治之名，成串盗分赃之实”。提及“国事主张，悉有叙述，谅经浏览”，希望赵不要规避困难努力奋斗。1923年3月，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正式成立，这也是孙中山第二次建帅府于广州，11月23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任命葛光庭为大本营高级参谋。

1929年6月孙中山先生奉安南京，张学良指派祖父葛光庭等3人为迎榇和送榇代表参加典礼。

来自《新中华报》

5月23日是北平举行移灵公祭的第一天，从上午10时起至下午1时，先团体祭奠，后军政界祭奠，碧云寺附近迎榇大道、住宅均一律下半旗致哀，公祭仪式秩序依次为：齐集，奏哀乐，行三鞠躬礼，献花，奏哀乐，礼毕。

5月26日凌晨1时，举行灵榇奉移典礼，灵榇在宋庆龄、孙科和迎榇专员护送下，于下午4点35分从北平起程去前往南京，葛光庭代表东北方面参加了迎榇、移灵公祭等典礼，恭送中山先生最后一程。

二、“东北易帜”中的葛光庭

东北易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发出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替换五色旗，维护了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挫败了日本军国主义掠夺、肢解东三省的企图，增强了中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力量。

张学良是和平谈判、东北易帜的推动者，而祖父葛光庭则是达到东北易帜目标的执行者之一。在第一次北伐战争的1921年，祖父即为孙中山派驻湘省军事代表，与赵恒惕协商北伐事宜，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高级参谋，可谓南北双方高度认可的老资格人物。

东北易帜过程中，祖父以张学良的代表身份与南京方面进行了谈判，期间两次面见蒋介石。1927年(民国十六年)的五、六月间，他在上海停留一个月与南京国民政府反复密商，形成框架，确定易帜的办法，为祖国统一不遗余力，为最终签订协议，实现东北易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三省易帜之事，从1927年(民国十六年)春即开始接洽，其经过共分九个阶段，直到I928年(民国十七年)12月29日宣布易帜。祖父作为张学良的代表，参与了第一、第四和第五阶段的谈判。

第一阶段

1927年(民国十六年)春，北伐军占南京，吴佩孚兵败。此时张学良与韩麟春的军队在郑州，冯玉祥誓师五原，阎锡山通电就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惟张作霖仍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在北平发号施令。

张学良、韩麟春看清形势，愿意服从国民政府，共图建设，张学良秘密派遣祖父到南京接洽。韩麟春与祖父是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期同科同学(六期炮兵科)，祖父在广州(孙中山)军政府任职多年，在南京政府方面有不少熟人。但此接洽事关重大，仍须择一可靠之人与蒋介石联络，二人相商何成濬为最佳人选。何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同盟会会员，曾与祖父同在广州军政府工作过，这是其一；其二，早在1922年韩麟春奉张作霖之命数次面见孙中山先生时，就是通过何成濬联系的。于是祖父携密函交由何成濬转达蒋介石，密函称服从国民党和中华民国，收到密函后，蒋极为重视，1927年(民国十六年)5月27日密电杨啸天：“葛光庭及谢国光等可请专来宁一叙”。

祖父在上海一个多月，与南京方面进行密商，其间两次面见蒋介石。蒋接见时提出：1.政治上服从三民主义；2.军事愿以诚恳态度，促成奉方从新的方面做去。还称:“中国之事须以中国国民之意见解决之，如果北方能脱去军阀帽子，则宁方不但津浦一线愿意无条件停战，即进一步让出蚌埠、浦口，亦未尝不可。”有关易帜办法已分别约定，祖父回到郑州，张学良和韩麟春看了易帜办法以后，极为赞同。

阎锡山与祖父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期同学，私交甚笃。在东北易帜谈判过程中，祖父与阎锡山保持沟通，在奉晋之间积极斡旋，以减轻奉军的压力。

来自《申报》

1927年9月24日的《申报》报道，张学良派出总参议葛光庭赴晋与阎共商时局。与奉方关系甚密曾任国务总理、陆军总长的靳云鹏，也草亲笔函2000余字，托祖父带晋致阎。当然此次太原之行是得到张作霖认可的。9月26日三时，张传祖父入府。祖父首先向张陈述自己的意见，张除嘉勉外还嘱其讯速启程，以期实现奉晋合作。28日上午，祖父携张学良亲笔函赴太原。当年世界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舍我纪念馆《世界日报》

再说韩麟春见到易帜办法不仅满意，还密赴太原访阎锡山，并委托其代办旗帜。由于事不机密，被张作霖探知，急召张学良和韩麟春回北平，同时电召吴俊陞、张作相、孙传芳、张宗昌等旧派要人到北平，举行会议。旧派势力大，而杨宇霆则以先军事后政治之说，周旋于新旧两派之间，易帜之事被搁置。祖父对此痛心不已，1927年10月3日（民国十六年十月三日）《世界日报》第二版以 “和平难” 为题发表祖父的谈话：

“余年来两到太原，对于和平运动，确已声嘶力竭，百川此次表示意见，亦极诚恳，记得最后一次余曾云，张（学良）韩（麟春）以晋省十六年未受军事影响，一切成绩俱在他省之上，奉诚羡慕爱护之不暇，绝无××，只要晋一意注重自治，奉亦不要求晋加入，受军事上拖累。百川谓晋亦希望奉方蒸蒸日上，言犹在耳，思之慨然。关于调停一层，据各方报告消息已到难通程度，无从著手。余本居第三者地位，对任何方面，绝无偏袒，余年来不辞跋涉，并往返宁晋，其最大愿望在谋全国妥协，最小愿望在保持北方和平，今竟事与愿违，可谓太息，至奉方军事计划如何，余系局外人，自不便有所参与，无从奉告云。”

第四阶段

济宁一战，张作霖、孙传芳联盟瓦解。而此时杨宇霆为奉系军三四方面军团长，其并非迷信武力之人。就任军团长后，请祖父赴保定参赞，也有停战之意。不久济宁被国民革命军攻克，奉军大为震动。此时张学良又密派祖父到上海，拜访何成濬，协商补救办法。何成濬说介公(蒋介石)以总理遗定国，绝无对人问题，凡我国人只要能皈依三民主义，决不追咎。事已至此，应急电汉卿(张学良)、邻阁(杨宇霆)迅让出北平、天津，退守滦河，以图善后。祖父随即转电张杨，二人表示认可。而张学良更愿意此时易帜，但遭张作霖的反对。

第五阶段

1928年3、4月间，张杨二人再派祖父南下上海，拜访何成濬协商和平事宜。不久保定被北阀军攻克，震撼北平和天津两地。张学良数次电告在上海的葛光庭，要其敦促何成濬北上和谈。此时北伐军在山东境内进展顺利，军队推进到济南。日本军国主义担心中国一旦统一，就不能任日本肆意侵略，于是竭力阻挠北伐战争的进行。

1928年5月，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准备用武力阻止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当北伐军于五月一日攻克济南后，日军遂于五月三日派兵侵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公署，遭到交涉员蔡公时严正怒斥，日军残忍地割去蔡公时耳鼻，然后枪杀，并将交涉署人员全部杀害。日军在济南城内肆意焚掠屠杀，造成民众死伤达一万多人，史称“济南惨案”，惨案震惊中外。

舍我纪念馆《世界日报》

杨天石教授在《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一书中称，“济南惨案”发生，民族大义推动和谈再启，南京的国民政府和北京的安国政府分别向日本提出抗议。上海总商会致电张作霖、张学良父子：

“当此国难已临，计惟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庶彼方无机可乘，然后付诸公论，以求最后解决。”

驻欧全体公使致电外交部：

“日本启衅山东，屯兵调舰，居心叵测，大祸当前，南北两方，同时抗议。对外既能一致，内争奚啻燃萁！应请当局速决嫌怨，立息战争，同御外侮，以纾国难。”

大敌当前，蒋介石也有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意向，南京方面提出：“奉张出关，并希望奉方加入政府，共定中原，藉以解决外交”，葛光庭已经获悉奉方要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其将南京国民政府的条件急电张、杨，二人接电后认为可以协商，并声明愿意和平退出平津，但须妥为交接。

何成濬因前方军事吃紧，报告蒋介石后，南京国民政府派孔繁蔚、尹扶一随葛光庭北上，先绕道青岛，约邢士廉由海道（取道天津）于5月30日密达北平。下车后即拜访张学良、杨宇霆进一步说明南京政府条件，张杨极表赞同，乃密电张作霖劝其主动让出平津，张作霖坚不出关。无奈张杨二人假借下级军官反战为由，并暗中撤退，张作霖迫于形势于6月3日出关，平津之事交张学良杨宇霆会同孔繁蔚等交割一切。此前唯有孙传芳始终坚持主战，张作霖不由得发出感叹，孙乃真是我儿子，学良非吾子。

日本人为夺取东北，一手策划了皇姑屯事件，6月4日张作霖被炸，一时生死未知，奉军出此重大变故，原由张学良、杨宇霆会同孔繁蔚等交割一切，改由祖父负责，一则6月6日“孔繁蔚葛光廷等赴南苑接洽，约晋军今晚明晨入城，鲍旅拟明日出城”的消息，直到6月10日才见报。

来自《时事新报》

张作霖的死，可谓“国仇家恨”更坚定了张学良易帜的立场，1928年7月1日通电全国愿意服从国民政府，此后东北易帜的步伐加快，12月29日通电全国“东北易帜”。

三、保护文物免遭流失海外

父辈常回忆，祖父任胶济路委员长时，曾成功处理了一起日本人偷运国宝的事件，并使祖国珍贵文物免遭流失海外。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有关于这段往事的记载，为此我们多年来一直努力找寻，试图还原那段历史，一直未果。

2019年10月我查阅“舍我纪念馆”典藏民国时期的《世界日报》，终于有了发现，结合台湾“国史馆”的史料，我将这段往事记录下来。

1930年（民国十九年)11月22日，祖父被任命为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1931年1月20日晨抵达济南莅临视事。

1月29日，青岛举行胶济铁路接收八周年庆祝典礼，新任委员长的祖父以大会主席身份作了讲话，他指出：

“作事以人才为重，决不轻易更动，各位安心于服务，不必寅缘请讬等”，旨在稳定人心，让全局司职员工忠于职守。

5月19日，胶济铁路青岛站货物运输检查人在查验5月18日从潍县运至青岛的货物(共计七箱)，货物票标为玉器石，发货人和收货人均为名曰大田的日本人，工作人员按照规定例行开箱查验，殊料实际货物与票标所示大相径庭。

这里正在查验，那边日本人已经获得消息。一时间日人不断前来游说、阻扰。稽查部门既怕得罪日本人，更不想放行。因为1923年胶济铁路主权虽收归中国，但依据协议会计处等部分重要部门依然由日本人参与工作，日人对胶济铁路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名曰大田的日本人经过考量之后才选择通过胶济线将货物运至青岛再由海路运往日本。最后检查部门将此事呈报祖父，请示定夺。

祖父接报后，亲临现场察看，察看后，他断定这批货物绝非一般。祖父在东北时就与日本人打过交道，就任胶济铁路管理委员会委员长之前的1929年5月，何成濬电请南京总参谋长何应钦由祖父作为接收委员前往济南与日人交涉，接收日军占胶济截留直鲁军和国民革命军的枪械，因此他对山东的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在处理涉日问题自有办法。

藏台湾国史馆

他当即决定暂予以扣押货物，为确保七箱货物万无一失，他并指令铁路警察署武装守护。祖父一回到办公室，即电话向青岛胡若愚市长通报了情况并商量处理方案。青岛市长胡若愚与祖父的交往并非一日，可以说是老朋友了，3月上旬胡市长刚从沈阳公干二周后归青。

藏台湾国史馆

民国时期文物归口国民政府教育部管理，胡若愚了解情况后，先电告山东省教育厅，要求鉴定此批货物的性质。

山东省教育厅接报后，决定由省立图书馆派出专家进行鉴定，当场确定系国宝级文物——秦汉砖瓦。

听闻此信息，胶济铁路局方面明确表示，兹事体大，办理须以往来公函为凭。

山东省立图书馆于是先行以公函形式声明，此砖瓦为全中国现存古代砖瓦之精萃，请务必予以扣留，请山东省教育厅出面电请青岛市和胶济铁路管理局办理一切。

5月22日，胶济铁路管理局电告省教育厅：济南站转山东省教育厅何厅长勋鉴，据报本月十八日由潍县站运到青岛木箱七件，货票填列为玉器石，发货及收货人均为大田，验系碑碣二件，汉砖瓦五箱，确属珍品，除暂扣留并通知青岛市社会局，开会讨论处理办法外，特达查照，派员来青接洽。胶济铁路管理局养(二十二日)。

“舍我纪念馆”《世界日报》

祖父考虑再三，认为处理此事必须慎重，当即电告铁道部，并明白交待属下就地封存24小时，并进行武装护卫，没有铁道部的指令不得办理，不就文物归属问题与日本人谈判。祖父来了一个闭门谢客，实为高招。

再说铁道部接到胶济铁路管理局的电报也不敢怠慢，转咨教育部及行政院办理。

5月23日山东省教育厅备公函二封，分别致胶济铁路管理局和青岛市，并由教育厅检定委员会常任委员吴景寿携带至青岛。至胶济铁路管理局第六八四号公函：

“养电奉悉，本厅前据报告，潍县高氏藏秦汉砖瓦，私售与日本人，秘密运往青岛等语，业经电请青岛市政府暂行扣留在案，准电前因，查前项古物，为本国著名珍品，现在国内已不多视，既经贵局发现，有移转外人确据，依照中央颁布之古物保存法第六条之规定，应即全部没收，除电呈教育部并函达青岛市政府外，相应指派厅员吴景寿持函往谒，即希查照，赐予协助，押运来济，俾发交省立图书馆附设之金石保存所保管，以垂之永久，而供研究，至级公谊。此致胶济铁路管理局。”

致青岛市政府第六八三号公函：

“查本厅前据报告，潍县高氏藏秦汉砖瓦，私售与日本人，秘密运往青岛等语，当经电请贵府设法严行扣留在案，顷准胶济铁路管理局养电开，（据韩云云接洽）等因，准此，查前项古物，为本国著名珍品，现在国内已不多视，既经发现，有移转外人确据，依照中央颁布之古物保存法第六条之规定，应即全部没，除电呈教育部并函复外，相应指派厅委员吴景寿持函往谒，既希查照，赐予协助，押运来济，俾发交省立图书馆附设之金石保存所保管，以垂之永久，而供研究，至级公谊。此致青岛市政府。”

同日山东省教育厅何思源厅长电告教育部：

“南京教育部钧鉴，准胶济路局养电，扣留自潍县运来之秦汉砖瓦及碑碣等七大箱，係私售日本人，秘密图运出口者，职嘱即派员往商办法等因，除依照古物保有法第六条之规定，即日派员赴青没收，并押运来济保管外，谨先电呈。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叩漾”。

秦汉砖瓦交接启运至济南的工作正由胶济铁路管理局、山东省教育厅和青岛市政府三方紧锣密鼓地进行协商办理。

“舍我纪念馆”《世界日报》

高庆龄，字南郑、叔余，号古雪书庄主人，山东潍县人，金石学家，尤精古印。其子高鸿裁受父亲的影响，同样精于金石之学，父子前后收集秦汉砖瓦七百余方之多，此次被扣留的文物就是山东省潍县高氏父子收藏的秦汉砖瓦，是全国陶类中之唯一国宝，出有专书——《上陶室砖瓦文捃》，价值“实无异连城之宝” 。

至于高氏后人为何要出售这些文物，当年的《世界日报》仅以“高庆龄其之后裔某，不能承继先人衣钵，竟将此项秦汉砖瓦全部售於日人”等寥寥数语示人。全部收藏之品仅以二千五百元大洋出售给日本人，合伙人（中间人）得九百大洋，高先生后裔仅得一千六百元大洋，可能也是高氏后人遇到困难，迫不得已而为之。《世界日报》称这些秦汉砖瓦为“无上之珍品”，之后连续数日以题为《秦汉砖瓦及刻像详纪》加以报道。

“舍我纪念馆”《世界日报》

再说省教育厅急于将国宝启运至济南，但胶济铁路管理局未奉铁道部命令不敢放行。何厅长只得再电教育部，6月12日教育部电告省教育厅，“已转咨铁道部迅电路局付运”。在胶济铁路管理局、山东省教育厅和青岛市社会局三方共同监督下，用教育部寄发的20张封条对七箱文物进行加封，十三日启运，但遭到日人车务处长加贺山学的阻拦，于是山东省教育厅工作人员面见祖父，寻求支持，最终胶济铁路管理局出面干涉，加开专列，明命沿途各站武装护卫，以确保安全运至济南。

日本人在祖父那里吃了闭门羹，但仍然不死心，得知宝物已运至济南，大田又赴济交涉要求退还，日本驻济南领事西田畊一出面，于六月十六日到省教育厅拜访厅长何思源，交涉秦汉砖瓦，称该瓦系私人买卖性质，中国不应没收，请求发还，何厅长以“系奉部令准予办理，无法退还”给予拒绝，日本领事悻悻而去。不久秦汉砖瓦在济南公开展览，一时盛况空前，市民争相一睹。

日本人自知理亏，要想占有“秦汉砖瓦”已经无望，但又不甘心，于是不断交涉，连日本驻中国大使也出面与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交涉，直到将近四年以后的1935年3月，外交部向山东省政府提出：“按照给价补偿之办法，迅速就地磋商了结”。最终教育厅与日本驻济南领事商定，以原成交价二千五佰元为准，酌给日本人相当的补偿，以资了结，并经山东省政府第三百八十六次政务会议议决通过。至此，处理日本人偷运国宝事件，在历经近四年之久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