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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共产国际推行的世界革命战略遭受挫折，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的长期共处成为现实之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赢得建设和发展的时间，便成为苏联对外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目标，而在实行这一战略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战争与和平间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和平运动则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列宁的和平共处战略
共产国际成立以后在推行世界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使列宁看到了在国际力量对比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情况下，要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因此，他开始改变激进的对外政策，把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建设上。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长时期内将在国际舞台上同时存在这一客观历史规律出发，提出了关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理论。
在苏俄成立后最初的几个月内，列宁在他所写的著作中和发表的演说中都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世界共处的客观性，同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一定关系的必要性，以及“适应”于同比苏维埃共和国更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共处的必要性。
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中，在谈到苏俄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以及具体谈到苏俄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对德国帝国主义所做的让步时，列宁说道：
“…这并不是我们的妄想…，而是客观的必然性”，“我建议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而是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历史的安排并不符合我们希望各国革命同时成熟的心愿。”
1920年6月，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一文中，列宁把社会主义体系同资本主义体系的共处割分为两个阶段：
国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存在于一国之内并且不能决定世界政治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及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至少是几个先进国家内的、对全世界政治能够起决定性影响的无产阶般专政”时期。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年代起，社会主义体系由一个国家代表，而资本主义在所有其他国家内占统治地位。苏维埃共和国被看作“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个孤立的边沿地区”，并把它的地位估计为“被在军事方面比我们强大得多的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着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列宁认为，在国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资本主义包围时期，存在于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决定世界政治，虽然它能对世界政治发生巨大的影响。
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战略思想，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把世界革命的前途同苏联的发展壮大，也就是世界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结合起来。
与列宁不同的是，斯大林更加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从人民阵线政策到与希特勒结盟，再到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与美英结盟的政策，他都是在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2、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后果是社会主义力量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过程中，各国共产党都有了迅速发展。战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比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芬兰等国共产党都根据斯大林的要求，参加了联合政府，在本国国家政权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在苏联的影响下，东欧一些国家走上了人民民主的道路，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并形成一种新的世界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开创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共处的新时期。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突出贡献，苏联的影响力空前提高。但是，战后苏联面临严重的国内重建任务，与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相比，苏联的实力远远落后，何况，美国还垄断着原子弹。
总的来说，国际力量对比仍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两大体系的共处仍然处于列宁所说的“国内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这种状况下，苏联实施和平共处的前提仍然存在。
在对战后世界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斯大林根据资本主义世界总危机理论强调，形势发展对社会主义苏联和各国革命非常有利，但苏联国力尚远远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对苏联发动袭击或进行武装干涉随时可能发生，所以苏联必须加紧社会主义革命的步伐，加快经济建设的速度，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同时尽量推迟战争，争取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
正如他在苏共十五大上说：
“我们不能忘记列宁的话，他说我国的建设事业多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推迟我们和资本主义世界间的战争，这个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把它推迟到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候，或是推迟到殖民地革命充分成熟的时候，或是推迟到资本家因瓜分殖民地而互相厮杀的时候。”
也就是说，战后的苏联仍然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快发展自己。另一方面，战争与和平问题仍然突出。
战后，苏联领导人仍然坚持把马列主义作为对外政策的学说基础，他们仍然坚信：资本主义意味着战争，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只是爆发的时间而已。正是出于对战争和和平的这种这种认识，苏联领导人关于战后世界安排的构想都是建立在为下一次世界大战作准备，特别是做好应对德国发动复仇战争的准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苏联战后对外战略主要目的便在于应对战争，维护苏联的安全。
而在这一战略中，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苏联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德国的威胁。根据季米特洛夫的记录，战后不久，斯大林在一次会谈中谈到了关于未来战争的前景：在15到20年之后，苏联将不仅与德国一根据他的预测，那时德国已经复兴，而且是与包括目前仍然与苏联一起结成反希特勒联盟的西方国家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军事冲突。
斯大林很清楚，在未来这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中，作为可靠的盟友，能够指望的是那些最终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
因此，在苏联境外，具体地来说是在东欧国家里推行社会主义，对于斯大林来说是确保苏联安全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世界力量对比不利于苏联的情况下，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仍然是必要的。因此，苏联外交的任务就在于：在确保对东欧国家控制的情况下，与西方资本主义国进行合作，哪怕是形式上的合作，应对德日崛起带来的战争威胁，特别是应该防止西方国家与德日在反苏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3、“和平共处”战略的实施难度
战后，两大体系之间的力量对比，并没有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战争与和平问题仍然突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仍然是必要的，战后苏联仍然需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
因此，苏联共产党在宣告苏联战后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时强调说，必须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而有利的国际条件，为保障世界革命的发展和进步以及世界的和平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
斯大林在同外国记者进行的谈话中，多次表示了愿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愿望。1946年9月24日，塔斯社发表了《曼彻斯特卫报》记者向斯大林元帅提出的若干问题以及他所作的答复。
当被问道“是否相信苏联和西方民主国家有友好和持久合作的可能性，而不管意识形态有多大分歧；是否相信华莱士先生演说中提到的两种制度可以进行友好的竞赛？”时，斯大林的答复是“绝对相信”。
并且“毫不怀疑和平合作的可能性远不会减少，甚至还可能增长。在一国实行共产主义是完全可能的，特别是像苏联这样一个国家。”
1946年12月，斯大林元帅接见了埃利奥特·罗斯福先生。
对于罗斯福提出的问题：
“您是否相信像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可以与像苏联这样共产主义式的政府并存，任何一方都不设法干涉对方的内政？”斯大林回答说，“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明智的，完全在可以实现的范围之内。”
1947年4月9日在与哈罗德·史塔生进行会晤时，在谈到苏联和美国之间进行经济和政治合作的可能性的时候，斯大林指出：对这种合作并不存在什么障碍，问题只在于双方是否有此愿望。斯大林和其他俄国领导人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曾试图表明，只要美国的统治集团中具有这种愿望，那就会一切顺利。1948年5月17日斯大林元帅在致华莱士先生的信中所说的，和平共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为实现“全世界和平所绝对必要的”。
尽管苏联领导人希望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但是，随着美苏矛盾的加剧，随着苏联与美英关系的恶化，苏联与西方国家的对抗加剧，苏联领导人感到，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国际和平条件越来越受到挑战，西方国家进行的反苏宣称和反苏攻势产生了战争威胁。
1946年3月26日，斯大林在接受美联社记者提问时指出，西方一些政治集团在宣传战争的威胁，散播分歧和不信任，这是引发现在战争威胁的主要因素，并且他认为：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宁，社会各届与各国政府统治阶层必须针对新的战争宣传进行广泛反宣传工作，为了保卫和平，任何进行新的战争宣传的言论，都会遭到社会各届与报界的抵制；同时，要揭露战争贩子，不给他们滥用自由的言论反对世界和平利益的机会。”
这样，斯大林就提出了进行广泛的反对战争的宣传，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任务，斯大林把应对战争威胁，维护和平的重点首先放在反对战争威胁的宣传工作上来。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对战争威胁的宣传不仅能够驾驭社会舆论，把国内出现的种种不满情绪推到帝国主义阴谋上，而且在国际上还可以增强苏联的影响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甚至是争取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建立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政策的统一战线，阻止或延缓战争，为了开展反对战争的宣传工作，苏共中央通过宣传部对相关部门下达指示，要求改变一些刊登和宣扬和平的作法，要求它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由于战争威胁而提高警惕性”上来。
4、从和平共处到和平运动
1946年10月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指示苏联情报局立即把注意力集中于“报道苏联为和平共处与持久和平而进行的斗争，解释这样的事实，即这项政策与所有国家的人民大众的核心利益以及他们对持久和平的渴望相一致；系统地揭露美国、英国及其他反动帝国主义集团旨在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和煽动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
反对来自德国的战争威胁在苏联的宣传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因此，1946年12月底，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苏驻德军政府宣传厅工作的决议，规定了宣传厅在德国开展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向德国居民解释为了建立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必须将德国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非军事化进行到底；使德国进一步民主化，把它变成一个真正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向德国居民系统地解释苏联的对德政策，并且坚持不懈地揭露美国和英国旨在对德国进行经济奴役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阐述苏联国家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成就和优越性，苏联为争取巩固的持久和平而进行的斗争。
斯大林进行广泛的反对战争的和平宣传，具有明确的对外政策上的目的：
一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赢得时间增强苏联的力量；二是建立维护和平的统一战线，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苏联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对德政策上，使德国非军事化。三、争取舆论，对西方国家的对德政策施加压力。
同时，这一政策也是与苏联的大国合作战略相适应的，以争取和平，反对战争为口号争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人士的支持，建立统一战线，使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苏政策保特在大国合作的轨道上，使其不向反苏的方向发展。
战后，不仅西方国家进行的反苏宣传和反苏攻势带来了战争威胁，而且更令苏联领导人担心的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正在逐渐联合起来，建立反对苏联的联盟，马歇尔计划便是建立反苏的西方集团的征兆。
负责对马歇尔计划进行研究的瓦尔加院士认为，马歇尔计划的结果之一便是建立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诺维科夫也在他发往莫斯科的报告中指出，“马歇尔计划应被看成是旨在建立一个欧洲反苏联盟的合作计划的第一步：通过这种方式，“马歇尔计划”替代了以前的无组织行动，目的在于使欧洲国家在经济、政治上依附于美国资本并建立一个反苏阵营。
而莫洛托夫认为：“马歇尔计划会破坏国家主权，使德国死灰复燃，让美国控制欧洲”，“使欧洲分裂为两个集团”。苏联领导人对马歇尔计划的这些看法表明，他们已经开始把马歇尔计划看作是反苏的西方集团建立的标志，而且这一集团还包括德国。
这就动摇了斯大林战后安全战略的基石，促使苏联大国合作战略发生转变。为应对马歇尔计划和西方建立反苏集团的挑战，苏联领导人加快了建立共产党情报局的步伐，以便加强对欧洲各主要共产党的控制，同时，企图利用这一机构反对马歇尔计划，阻止西欧集团的建立。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威胁感。在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日丹诺夫在“关于国际局势”的报告中提出了两大阵营的理论：帝国主义阵营要加强帝国主义，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反对社会主义和民主，而反帝阵营则要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张和新的战争威胁，加强民主，消除法西斯主义的残余。”
1947年9月，斯大林在纪念莫斯科建城八百周年的贺词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正在竭力用各种方法挑起新战争”，而莫斯科“是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持久和平和友好的斗争的倡导者，是反对新战争挑拨者的斗争的倡导者。”
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不仅增长了战争的危险，而且危及到了苏联的战后战略。在国际力量对比仍然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必须制止新的世界战争，保证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
那么，究竟哪些力量能够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根本制止侵略战争的发动并保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呢？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这些力量是：社会主义阵营及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国际工人运动、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世界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积极斗争，众多非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以及拉丁美洲那些关心维护和平以便实现其民族复兴任务的国家。
其中，社会主义阵营是防止战争和保卫和平的决定性因素。并且，战后社会主义力量有了明显的增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仅有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约占世界领土的17%，人口的9%。到1939至1945年战争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和亚洲一系列国家中开始取得胜利，这些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并且占世界领土的26%，人口的35%以上。
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构成了广大的和平地区，联合了全人类三分之二的人口，这股力量是维护和平的强大因素，能够迫使帝国主义侵略者退却，能够堵塞他们发动战争的道路。
欧洲一些实行中立政策的和不参加帝国主义列强军事集团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主张维护和平，因为这些军事集团对这些国家的存在蕴藏着致命的危险。和平力量的壮大使得阻止西方反苏集团的建立和延缓战争的爆发有了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对外政策开始向1930年代的“人民阵线”政策回归，即把西方国家建立集团政策的努力同战争的威胁联系起来，并试图通过开展广泛的反对战争的和平运动，把广大和平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起维护和平的统一战线，来阻止西方联盟的建立和战争威胁的出现，延缓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创造条件。
苏联发起的和平运动首先是对马歇尔计划作出的一种反应。正如苏斯洛夫所指出的，和平运动最初是作为反对马歇尔计划、反对侵略性的西欧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的群众运动出现的。
这一运动萌发于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会议的召开。早在会议的准备阶段，苏共对外政策部领导人巴拉诺夫就提议，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一项特别的议案，向“全世界的民主组织”发出呼吁，号召人们“反对战争贩子，反对侵犯各民族的经济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企图”。
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苏斯洛夫在指出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同时指出，反帝阵营的“基本任务”就是“保证持久的民主和平”，并规定了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在和平运动中的任务，“在保卫和平的运动中，各国共产党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于执政党所允许的外交和国家的手段…我们认为，共产党能够加强力量，利用其所拥有的一切资源，拒绝英美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宣传。”
共产党人中期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大规模的“反对战争的斗争，大规模的发展运动和和平运动。”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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