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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两国在1948年2月中旬进行的协商使两国的矛盾得到了缓和。然而，南斯拉夫政治局3月1日会议的召开使苏南关系急剧恶化。
在这次会议上，南斯拉夫领导人就苏南关系问题无所顾忌地发表了一些言论。
1、一场“硬刚”苏联的会议
首先，卡德尔对斯大林对南斯拉夫代表的态度进行了批评，“说简直把我们当作共青团员。他们明显地企图使我们依附于他们。”
然后，会议愈来愈向批评斯大林和苏联的方向发展，并对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分歧进行分析。卡德尔进一步认为，南苏两国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即社会主义的发展是通过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合作呢，亦或如俄国人彷佛所想象的那样，通过继续扩大苏联的办法。
他补充道：“我们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仍然未改变；但我们有义务密切注视我国的利益。”
卡德尔的这一发言，实际上指出了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关系问题，要求在同苏联发展关系的时候以自己的民族利益为重，而不再是以苏联利益和国际主义为重。
会上，铁托对苏联向南斯拉夫施加经济压力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并且认为，与经济利益相比，南斯拉夫的独立更为重要。南斯拉夫“不是棋盘上的卒子”。
在会议上，南斯拉夫政治委员们畅所欲言，挖苦保加利亚是苏联的特洛伊木马，他们看不起斯大林的政策，认为它还不够革命，他们把共产党情报局说成是实际压制的工具，他们还发牢骚说莫斯科有意在经济上掠夺他们的国家。
中央委员中除了财政部长斯仁坦·茹约维奇沉默以外，一致对苏联的要求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而且铁托在这次会议上强调说，这场争论是关于南斯拉夫独立的问题。看来，南斯拉夫领导人不仅完全没有吸取教训，而且其民族主义独立倾向又有了新的发展：要求取得与苏联平等的地位。这就完全违背了对于莫斯科来说早已习惯了的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关系的规则。
在1948年3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南共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讲出自己的心里话，却没意识到他们中间有一只苏联鼹鼠茹约维奇。他通过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把这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传递到了莫斯科。
更令斯大林不能忍受的是，南斯拉夫违反从莫斯科得到的指示，仍企图实现自己合并阿尔巴尼亚的企图。“斯皮鲁案件”之后，南斯拉夫对阿尔巴尼亚政策的影响增强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努力利用这种影响，计划依照联邦、邦联或其他什么形式实现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统一。
并且，这一方针在1948年2月末和1948年3月初召开的阿共中央全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随后，在贝尔格莱德的影响下，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再次向苏联提出了由于希腊威胁，而必须向阿派驻南斯拉夫军队的问题，以及阿尔巴尼亚同南斯拉夫合并的建议。南斯拉夫的这种立场是令苏联不能容忍的挑衅。因此，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采取强硬政策就不难理解了。
2、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批判
1948年3月11日，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拉夫连季耶夫，应召从贝尔格莱德回到莫斯科，第二天在斯大林那里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做了汇报。政治局12名委员中有9名参加了会议，从参加会议的人员上便可看出，克里姆林宫对出现的形势是何等的重视。
从这次会议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暂时决定先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采取猛烈的行动，3月13日发给铁托的电报，只是驳斥了南斯拉夫人所谓苏联驻地拉那外交代表，言辞暧昧云云是没有根据的，表示似乎苏联准备着手解决经济和军事问题。但是，批评南斯拉夫的准备工作则在加紧进行中。
3月18日，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递交了根据领导人布置的任务所准备的“关于南共领导人在内外政策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报告”，指责：
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确定实际任务和发展前景时“无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且没有把它当作行动的指南”；对“世界所有反帝的进步力量的经过考验的和得到承认的代表”——苏联和苏共采取“不正确的敌视态度”；低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特别是低估富农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在“对待富农的政策中表现出机会主义”；在南共组织建设中“实际上是执行了取消派的政策”，“把党融化于人民阵线之中”；“陶醉于在巩固人民民主国家中和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前提中所取得的成就…过高估计自己的成就，在评估自己的发展远景，和执行对外政策时表现出冒险主义，谋求在巴尔干和多瑙河沿岸国家中的领导作用。”
在这些指控中，提出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尤其是在国内政策问题上“反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提法，这是苏共中央在1947年8月拟定的报告、1947年10月和1948年1月拟定的报告中所有没有的，这表明苏联领导人对南斯拉夫的批评加剧了，同时也表明克里姆林宫决心采取更强烈的措施，打破贝尔格莱德的“阴谋”，其中包括用捏造政治思想罪名的方法。
3月18日，莫斯科打响了反铁托斗争的第一枪。当天，莫洛托夫在给铁托的电报中，以南斯拉夫拒绝向苏联代表，提供他们所要求的关于南斯拉夫经济的信息，苏联政府把这看作是“对苏联驻南斯拉夫工作人员的不信任行为和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示”为理由，通知南斯拉夫，苏联将立即召回在南斯拉夫工作的苏联专家、军事顾问和教官。
电报发出之后，克里姆林宫在等待召回苏联专家后贝尔格莱德的反应。但是，在3月20日对莫洛托夫进行答复的电报里，铁托没有任何忏悔的表示，并且拒绝了所谓对苏联不友好的指控，以与莫斯科平起平坐的姿态，表示赞成消除一切妨碍两国友好关系的因素。3月27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苏共中央的名义把在3月18日报告基础上写成的信寄给铁托和南共中央，信中指控南斯拉夫领导奉行反苏路线，以左的关于世界革命的词藻掩盖反苏言论，南共犯有机会主义错误，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最重要的原理。
这封信实际上是向贝尔格莱德宣布了尖锐的政治思想斗争。但是这封信在送往贝尔格莱德的同时，还被送往共产党情报局东欧各共产党领导人。这样，苏联领导人把南斯拉夫问题扩大到共产党情报局的范围内进行讨论。
3、东欧的离心倾向
苏联领导人把南斯拉夫问题，扩大到共产党情报局的范围内进行讨论不是偶然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苏联领导人想通过这种方法迫使情报局其他成员在苏南冲突中追随莫斯科，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进一步施加政治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在南斯拉夫独立倾向发展的同时，其他一些情报局成员，特别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独立倾向，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为情报局确立的协调职能，并没有被其他成员认真践行。
比如，1948年春天，在苏联驻波兰大使馆发回莫斯科的报告中说：
“波兰所采取的在波兰人中间加强和普及波苏友谊思想的措施，不仅遇到了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反俄残余和反苏情绪的抵制，而且还碰上了许多波兰人对美国和西欧国家怀有的深厚的友好感情的抵抗。”
哥穆尔卡的路线，据列别杰夫的肯定，“其贵族精神明显令人担忧”。哥穆尔卡周围的人“没有放弃反苏言论和对苏攻击”，认为自己不是莫斯科的“间谍”而是“真正的波兰人”。“明茨小组，一列别杰夫认为，一和所有类似小组一样，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反对党内的波兰沙文主义，而自己又纠集犹太人集团。…哥穆尔卡的周围应有一个摆脱了民族主义的团体…应当创造一种气氖，使这位年轻的活动家受到健康精神的陶冶，而不要接触有害的民族主义。”
1948年3月30日党的思想家和政论家博列伊沙，同使馆参赞雅科夫列夫的座谈也证明了这一点，座谈内容当天就报给了莫洛托夫。博列伊沙向苏联外交官通报了波工人党领导层两个集团的情况，给两派领导人下了断言，哥穆尔卡“同许多波兰人一样，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共产党情报局显然没有起到苏联领导人所希望的作用，这种状况的发展不能不引起苏联领导人的忧虑。1948年春苏共对外政策部，在苏斯洛夫领导下，除了准备对南斯拉夫进行批评的秘密报告之外，还准备了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进行批评的秘密分析报告，其中心内容是指控它们所犯的民族主义错误和对苏联作用估计的不足。
1948年3月24日，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拟定了题为“关于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的民族主义错误和匈牙利共产党报刊上资产阶级影响”的报告，报告批评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极力在本国人民面前以民族党的面目出现，经常脱离正确路线，滑入民族主义的立场。”
报告指出，反对派一直都在进行诋毁匈牙利共产党的宣传活动，说共产党就像是莫斯科的代理人，而不是匈牙利的党。匈牙利共产党人面对这种敌对的宣传，更加强调自己的民族性。
在日常工作中，大多数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都害怕被说成是“莫斯科的代理人”，排斥苏联，尽量闭口不提苏联，还时而做出他们与苏联毫不相干的姿态。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忽视苏联和苏联的利益，这特别表现在他们在匈牙利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文化，但是对于书籍和出版物中，大量严重歪曲苏联现实及反对苏联的内容却采取了容忍的态度。
共产党的刊物完全不宣传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自由人民报》没有登载任何有关苏联人、苏潍埃生活和苏共的材料。
匈牙利共产党负责出版工作的领导人极力适应被资产阶级培植起来的反常的嗜好，尾随资产阶级的报刊杂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无原则的思想，正是在匈牙利的各个领域泛滥，这份报告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所犯的民族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特别是批评匈牙利共产党采用资产阶级办报刊的方法，在对西方资产阶级影响进行斗争的问题上的认识严重不足。
“这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在匈牙利，不仅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文化，而且容忍许多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苏内容的书籍和出版物进入匈牙利。”
1948年4月5日，对外政策部向苏斯洛夫提交了“关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针的报告”和“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些错误的报告”，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进行批评。
同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指责一样，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也都被指控为民族主义者，具有推行反苏政策的倾向。其中波兰领导人受到的指责是，在“波兰存在着民族主义倾向，它们表现为对苏联不友好，特别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中的经验和成就视而不见”，波兰领导人没有同波兰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害怕被指责为使波兰苏维埃化”，“在宣传同苏联接近方面执行的是可耻的路线”。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被指责为“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纲领，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系在一起”，赞同与贝奈斯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采取共同的立场，来解决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问题。
报告还指责捷共领导人使民族政策服从于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利益。在指责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民族主义倾向的同时，对外政策部在拟定的报告中还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领导人企图，走本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评。
应该说，捷共领导人的这一思想是同联合政府政策相适应的。但是，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后，这一思想则已不再符合苏联领导人的需要了。尽管报告没有否定捷克斯洛伐克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但却特别批评了哥特瓦尔德和其他领导人，关于所谓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道路的“和平”的特征的观点。
显然，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民族主义道路的思想和波兰领导人关于走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的“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疑都是削弱苏联影响的独立因素，起了苏联领导人的特别担心。
4、杀鸡给猴看的把戏
对外政策部准备的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进行批评的报告的基础是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召开前，该部所拟定的关于这些共产党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批评。
但现在，这些批评，尤其是对波兰工人党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批评，如同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批评一样，已经严厉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且故意夸大其辞，并成了评价这些党的领导人的核心。不仅波兰领导人，而且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都被指控执行“反马克思主义方针”，而对波兰人批评得更厉害——指责他们滑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关于匈牙利共产党的报告写得不太尖锐，看来对匈牙利共产党领导只是“连带斥责”而已。
上述文件对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批评表明，苏共对上述各党的政策中可能出现的独立因素感到不安，担心这些国家共产党确立起来的政治垄断不是加强而是削弱莫斯科的影响。
而除了对上述各党的民族主义倾向感到担忧之外，一些情报局成员在对外政策上的自行主张也起苏联不安。例如，从拉科西在1948年3月22日致苏共中央的信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南共还是匈共领导人都支持当时正在意共领导人中间讨论的关于在意大利北部发动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的计划，如果美国对将于4月份举行的选举进行干预的话。共产党和社会党联盟打算在选举中获得一半甚至更多的选票。这些计划是与莫斯科的意愿相悖的。
在3月23日从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那里获悉了这些计划之后，苏联方面告诉陶里亚蒂，苏联对武装夺取政权的计划持否定态度，并特别警告说，匈共和南共可能会提出的那些建议与苏共的立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些行动可能被莫斯科认为是这些共产党过分独立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更加需要对各国共产党施加直接的压力，以便在两大阵营对抗，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统一各国共产党的行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范围内，在布尔什维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起严格的服从性，清除共产党领导层那些笃信社会主义民族道路概念的独立方针的拥护者们。
早在1947年末和1948年初，莫斯科就开始打算开展广泛的政治镇压活动，以便把所有权力都集中到那些一切都向苏联看齐和准备加速向苏联模式过渡的东欧领导人的手里，以及通过苏共中央直接操纵来“制服那些过于不自量力”的民族领导人，苏南冲突为苏联领导人进行这种政治镇压提供了机会。
为了促使南斯拉夫领导人改正其民族主义错误，同时遏制东欧各党独立倾向的发展，苏联在积极利用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的同时，也在准备对情报局其他成员的独立倾向和民主主义错误进行批评。
3月初，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得到指示，紧急准备反对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材料，为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做好准备。同时，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还受命准备了关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匈牙利共产党的类似材料。
这就是对外政策部在4月5日向苏斯洛夫提供的“关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针的报告”、“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某些错误的报告”和“关于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民族主义错误和匈牙利共产党报刊中的资产阶级影响的报告”。
1948年5月，对外政策部已经准备好了对情报局每一个党都进行批评的材料，这些材料对东欧各党提出的要求是：必须“从南斯拉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建议西欧两党注意需要克服的“缺点”，对法共的批评是“过高估计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的危险，和她在殖民地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不够坚定，对意共的批评则是对抱有“议会主义幻想”和“机会主义”错误进行的批评。
法共和意共还都被批评没有进行充分的宣传，对苏联进行支持。相对于法共和意共而言，对情报局各东欧成员的批评，则完全是另外一种调子和言辞。在对这些党的批评意见中，使用了狭隘的类比法，经常援引共同的题目，从中可以看出，苏联对东欧各国存在一个共同的战略，其主要的目的便是排除走向社会主义有各种道路的可能性。
情报局东欧各成员没有一个逃脱轻视农村阶级斗争和富农威胁的指责。其中波兰共产党人遭到了最严厉的斥责，他们被指责没有把集体化问题提到议事日程，而对匈牙利人的责备几乎同对南斯拉夫人的责备一样，对农民采取“没有区别的态度”，在党的思想和组织工作方面，保加利亚共产党和捷克共产党遭受了最严厉的批评，前者被认为是思想工作软弱，以国家行动取代党的机关。
而后者被认为是由于大规模吸收新党员而削弱了党。
在苏斯洛夫3月18日的备忘录里，对南斯拉夫人的批评是：以国家取代党，党作为领导机关丧失了自主权。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对波兰工人党的批评最为强烈，就像她在富农问题上遭受的批评一样。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批评的重点放在必须加强同苏联的联系上。
从这些文件可以看出，苏联领导人的目的在于：通过谴责南斯拉夫和情报局其他各党领导人的错误，在东欧确立严格的政治和社会模式，建立统一的严守纪律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些报告的出现标志着苏联对东欧国家施加的压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虽然对外政策部已经准备好了对情报局每一成员都进行批评的文件。但是，除了继续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进行批评之外，对情报局其他成员的这种指控都没有进行。
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对南斯拉夫的斗争中，苏联需要得到这些党的支持，另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党在苏南冲突中很快就转变了立场，站到了苏联一边，并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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