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的骨子里始终是慕洋的，很多地方都能体现，特别是伊文斯这个西方小资精英主义者的出场。
刘慈欣在《伊文斯》这一章中以这样的笔触写道：
“白求恩？”叶文洁很惊奇。
“俺们也不知道那个外国人的名字，都那么叫他。”
“他给你们看病吗？”
“不，他在后山上种树，已经种了快三年了。”
“种树？干什么？”
“他说是为了养鸟，一种照他的说法快要绝种的鸟。”
刘慈欣借农民嘴里的“白求恩”来描述伊文斯，令人感觉一阵恶心。
白求恩是来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的，而伊文斯本质是来帮助叶文洁出卖地球的，但在刘慈欣笔下被定义为帮助中国的一类人。
为了称颂伊文斯这个西方小资精英主义者，刘慈欣还谄媚道：
叶文洁和同事们都很惊奇，就请队长带他们去看看。沿着山路登上了一个小山顶后，队长指给他们看，叶文洁眼前一亮——看到这贫瘠的黄土山之间居然有一片山坡被绿树林覆盖，像是无意中滴到一块泛黄的破旧画布上的一小片鲜艳的绿油彩。
这段话的意思无疑是在谄媚外国人，意思是他们来中国为我们创造了美好生活。
刘慈欣将伊文斯这个西方小资精英主义者塑造成为救世主的形象，他这么写道：
“您在这里到底做什么呢？”叶文洁的一个同事问。
“当救世主。”
“救……救当地人吗？这里的生态环境确实是……”
“你们怎么都这样？！”伊文斯突然爆发出一股莫名的怒气，“难道只有拯救人类才称得上救世主，而拯救别的物种就是一件小事？是谁给了人类这种尊贵的地位？不，人不需要救世主，事实上他们现在过得比应得的好多了。”
西方人一副惺惺作态的样子，刘慈欣却描写得无比高尚伟岸。
然而，真实情况真是这样吗？
且不说当时一个外国人不可能来中国种树，而且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期恰恰是西方产业转移到中国来之后。如此颠倒是非的描写，刘慈欣意欲何为呢？
为了谄媚西方，刘慈欣还创造了一个物种共产主义的概念，他这么写道：
“父亲对我寄予很大的希望，但他最终也没有使我成为他希望的人。在往后的日子中，那些濒死的海鸟眼睛一直在背后盯着我，决定了我的人生。在我十三岁的生日时，父亲问我将来的打算，我说没什么，我只想当个救世主而已。我的理想真的不宏伟，只是想拯救一个濒临灭绝的物种，它可以是一种不漂亮的鸟，一种灰乎乎的蝴蝶，或是一种最不起眼的小甲虫。后来我去学习生物学，成为一个鸟类与昆虫学家。在我看来自己的理想很伟大，拯救一种鸟或昆虫与拯救人类没有区别，生命是平等的，这就是物种共产主义的基本纲领。”
刘慈欣这段描写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状态，刘慈欣却在歪曲共产主义的基本含义，莫名其妙地搞个物种共产主义。
刘慈欣这里提的物种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完全是两个概念。
共产主义是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思想觉悟极高，自觉自发劳动，工农、城乡、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消灭，采取“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
刘慈欣所谓的物种共产主义，本质是假仁假义的人权翻版。如果真的所有生物都应该存在，那么致人死亡的瘟疫、病毒、细菌就不应该杀灭，因为这些物种也有其生存的权利，这就是典型的假仁假义的人权翻版，可见刘慈欣的骨子里谄媚西方。
更令人恶心的是，伊文斯这个帮助叶文洁出卖地球的人，刘慈欣却用老人家的话来给以赞美，他这样写道：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回去的路上，叶文洁的一个同事背诵了《纪念白求恩》中的一句话，“原来还可以这样生活。”他感叹道。
这种无耻的笔法只令人感到愤怒，却成为三体粉心目中的伟大文笔，不得不说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PUA有着极高的手段，当然这些人本身就是香蕉。
除此之外，还有嘲讽南街村更恶心的描写，刘慈欣这样写道：
有人向她打招呼，是那个生产队长，现在的村长，他认出了叶文洁。当她问他为什么砍林子的时候，他说：“这片林子嘛，不受法律保护的。”
“怎么能这么说？森林法不是刚刚颁布吗？”
“可白求恩在这儿种树经过谁批准了？外国人擅自到中国的山坡上种树，受哪门子法律保护？”
“这说法不对的。他在荒山上种，又没有占耕地，再说，他当初种的时候你们也没有说什么。”
“是啊，后来县里还给了他一个造林模范呢。本来村里是想过几年再收林子的，猪养肥了再杀嘛，可南圪村的人等不及来砍了，我们不动手也没份儿了。”
这里描述的意思是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做的事情是受法律保护的，刘慈欣骨子里是亲西方的，否则也难获雨果奖。
这里刘慈欣还提到了著名的“养猪讨论”，并且暗讽南街村，大家自己细品。
伊文斯被刘慈欣描写成为一个圣人，一个拯救人类的人。他将老人家那个时代的建设描写为乱砍滥伐，而伊文斯却来中国种树，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现实生活中的西方人干了些什么呢？
如今世界上的战争哪一场不是源自西方？世界上的难民哪一个不是西方造成的？但刘慈欣却在小说里为西方粉饰，还将西方的小资精英主义者塑造为救世主，无怪乎雨果奖要颁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