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上海开埠，漕运停而海运兴，国运面朝大海，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遂为列强逐鹿的“东方全球主义”的“新中原”。
作者 |李冬君
图源 |图虫创意
江南的古代意味
盛唐之音里，有一句“江南好”，那是诗人白居易，以其水磨调式的音律，朝着“日出”与“春水”，娓娓道来。
到了宋代，又有一位诗人，其生平际遇，就一个“贬”字，一路贬来，从江南贬到岭南，从岭南贬到海南，当其天涯回望，江南之美，溢于言表，就一句话：“庐山烟雨浙江潮。”我们知道，这位诗人就是苏轼，他以两个标志性的江南物事，一语提撕江南，可谓诗意满满，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庐山到会稽山的诗意空间”，而这样的一个人文地理空间，就是唐宋区划的江南。
唐初规划江山，“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长江以南，设江南道，其辖境，东临海，西抵蜀，南倚岭，北依江，据长江流域，划分为二，以中游地区为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治洪州——今南昌，下游地区为江南东道，简称江东，道治在苏州。
到了宋朝，政府改制，改“道”为“路”，故改称为“江南西路”和“江南东路”，苏轼说的“庐山烟雨”，就指江南西路，而其所谓“浙江潮”，则代表江南东路，但其治所却在江宁。
元朝又一改，改“路”为行省，江南西路改为江西行省，江南东路改为江浙行省，“江南”从行政区划里不见了。
明初，定都南京，设南直隶，包括苏、皖、沪二省一市，设立江南巡抚，这也就是明朝行政区划之“江南”了。
但在民间自发的称谓里，“江南”则别有所指，俗以南宋民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为据，一改政治地理和行政区划立场，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出发，改以苏、杭为中心，以此划分出“江南”核心区域——苏南的苏、松、常和浙北的杭、嘉、湖。
清初，改南直隶为“江南省”，而这也就是孟德斯鸠谈起“江南”时，要提到“江南省和浙江省”的原因。后来，清政府嫌“江南省”太大，深恐其尾大不掉，故把“江南省”二分为苏、皖，从江南道到江南省，作为行政区划的“江南”，又消失了。
因此，拿来与荷兰、英国比较的江南，不再是被朝廷行政区划所局限的江南，当然，也不单纯是由自然地理空间所确定的江南，而是以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空间达成的江南共识。如扬州，其地理位置原在江北，但其行政区划，却一度划在了江南，属于江南省的一部分，江南省被拆分以后，其他江北地区，无不各归其位，在江苏省里，回归其苏北地位，独有扬州，仍称江南，何也？就因其在人文地理与经济地理上，与江南有更多一致性。
南京路：全球化的江南
欧洲人看江南，不同时期，各有其代表。正如李天纲《江南文化与欧洲世界》所言：元朝时，以杭州为代表，其代表作为《马可·波罗游记》；明朝时，以南京为代表，其代表作为《利玛窦中国札记》；清朝时，以扬州为代表，其代表作为《马嘎尔尼使团报告》；近代，则以上海为代表，为此，李天纲向我们推荐了一本书——美国人罗兹·墨菲写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受了罗兹·墨菲的影响，李天纲将其视野，从上海聚焦到南京路上，跟着也写了一本《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值得一提的是“东方全球主义”这个概念的提出，一下子就把上海的一条街道，提到了“全球化”的焦点上，吸引人眼球。
其内容框架，以南京路作为“全球化的微观宇宙”，其时空范围，以1843年上海开埠至1937年淞沪会战为时间轴，聚焦南京路——从外滩到静安寺的空间演变，将其视为中国近代全球化实践的“实验室”。其叙事结构，从物质流动的建筑、商品、人群——买办、犹太商人、革命者错综交织跨国网络，到文化杂交的西洋广告与中国年画的视觉融合、月份牌女郎的“摩登身体”建构、京剧与爵士乐的共演，揭示了“全球化”的“中西合璧”式的地方性转化，还有权力博弈，租界工部局与华人商会的制度角力、民族资本与殖民资本的竞争共生，展现“全球化”的多重权力维度。
书中提到，1865年，“南京路”以“华洋杂居”的形式出现，此前，英租界为界内街道命名，多起英伦名字，但上海不同于香港，香港在成为英租界之前，一穷二白，英国人在一张白纸上，画其蓝图，上海不然，它有自己的文明底稿，还在利玛窦与徐光启时，它就开了个“中西会通”的好头，在“江南早期工业化”中，它以行销全球的“松江布”，成为当时中国工业的代表。
英国教士麦都思，深谙此“中西会通”之道，欲以此道，打造一座“中西合璧”之城，而其首选则莫过于上海。
子曰“必也正名乎”！命名之于城市，是给城市一个定位，以此定位，选择它的未来，为城市规划做好制度安排。
对此，麦都思提议，摒弃固有的殖民地方式，在原有文明基础上，规划出一个“东方全球主义”的“上海模式”。
他说：看看租界里的中国人，他们来自各个省份，方言各异，携资无数，带来繁荣，这岂不是预示着上海将成为一个世界大都市？为了迎接他们，路名就应该来自中文，取自中华大地。
“工部局”接受了这个用中国省市命名租界马路的提议，规定英租界东西走向的马路，以中国重要城市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中国主要省份命名，故按中华城市南北顺序，英租界东西向马路也由北向南，依次为：“北京路”“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福州路”“广东路”“北海路”。
然而“南京路”只是“东方全球主义”的一个“上海模式”，并非如其书名所言仿佛“起源”意义的“诞生”。
我们只能说，其于南京路，这还是第一回，就此而言，亦可以算作“诞生”，但不能说“东方全球主义”在这条路上“诞生”，因为“东方全球主义”，古已有之，并非源于英国。
历史上，“东方全球主义”有两个版本，一为古代版本，以中国传统天下观及其“天朝上国”理念为主要来源，另一为基于“中西会通”原则采取“中西合璧”方式的近代版本，而“南京路”便是一个由英国主导的“东方全球主义”的近代版本。
在中国传统天下观里，也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文化中国的形态，追求“天下为公，人类大同”，另一种是王朝中国的形态，欲以“家天下”实现“大一统”，且惯以“天朝上国”自居，这两种形态，都从中式天下观的“东方全球主义”里反映出来。
试以江南为例，四个代表性的城市，它们分别代表了“东方全球主义”在江南发展的不同阶段，各有其时代性。
杭州，代表了“东方全球主义”对西方的启蒙阶段，通过《马可·波罗游记》，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震撼，带到了欧洲，在欧洲，掀起了一阵阵“到中国去”的“中国风”。
须知“天堂”之于欧民，乃上帝所在，为神圣之所，拟以苏、杭，以为是最接近上帝的地方，还有什么比这更吸引人呢？“到中国去”吧，去寻找那个离上帝最近的人间“天堂”。
南京，代表了“东方全球主义”的“中西会通”阶段，郑和下西洋时，他尚未邂逅那些“到中国去”的西洋人，当徐光启放眼世界时，便有利玛窦远渡重洋来中国与他“会通”了。
这是一个过渡阶段，从古代向近代过渡，也是一个转型阶段，从“天朝上国”的“东方全球主义”向“中西会通”的“东方全球主义”的转型，转型中，不但转出了“孔耶同源”“耶儒合流”，还转出了首部“汉译世界名著”——《几何原本》。
扬州，代表了过渡和转型阶段的“东方全球主义”的“白银时代”，清帝下江南，重点在扬州，其次为苏、杭，虽曰“天堂”，却无扬州地理之便，远离“天朝”，隐含有自治风险。
还有就是财政，扬州之于中央财政，直接的关联度更高，其以“二白”行业——银业和盐业，成为了中央财政——户部的抓手，盐为内财，银从外来，二者结合而成“盐引白银”，看似当下“石油美元”，但有所不同的是，美元由美国主导，而“白银”则不由中国主导，一旦白银外流，中央财政的根本就会动摇，明、清两朝的脆弱性，就在于此，必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维持其庞大的贸易顺差，源源不断，使西银东渐，支撑其增长的盛世场面。
清时，西银东渐，经由广州一口，渡珠江，越岭南，下赣江，北出鄱阳湖，转长江，由扬州漕运，北抵京师。这京、广一路，绕开了杭州、苏州，却绕不开扬州，扬州以运河引流江南财源，遥控岭南财路，握住东南半壁财富。
此扬州之所以为扬州也，然而，上海一开埠，它便失落了，不但经济地位失落，而且政治、文化地位也随之失落。
漕运改海运，经济大动脉转移了，扬州不在出海口，故其经济枢纽地位，便转移至上海，这不但是扬州的失落，更是大清的失落，因其在大清治下，而上海则不然，政治上“华洋共治”，文化上“中西合璧”，作为经济命脉的江海关总税务司，被牢牢地握在了英国人的手里，中式天下观让位于英式“东方全球主义”。
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东方全球主义”的上海的多维镜像，其时空范围，以1843年开埠至20世纪中叶为时间轴，涵盖了租界时期、民国黄金时代、抗战与内战等关键阶段，聚焦了上海从“沪”到“海”的演变。
作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实验室”，上海率先引入银行、股票交易所、百货公司，其“半殖民地”的经济属性，反而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混合型经济模式，赋予其混血成长的市场空间。
文化上也被“西化”，从《申报》到《新青年》，从江南翻译馆到商务印书馆，从月份牌到电影工业，从外滩建筑群到犹太难民社区，从南京路到四马路，文化产业的龙头打开了。
不是“冲击—回应”式的外部压力反应，而是“东方全球主义”经由“中西会通”以“中西合璧”的方式朝着“中体西用”的方向迈进，作为王朝中国的“中体”虽然坍塌了，但是，还有文化中国的“中体”在那里支撑，在“上海模式”的形成中，以选择性吸纳和创造性转化，确立西化与同化融合的“主体性”。
如何定位“东方全球主义”？请参考以下几点：
首先，它是地理空间上的东方基点，如上海的南京路，处于中国东部沿海，是“东方全球主义”的一个典型空间。
聚焦来看，它是一条路，一个焦点，放大来看，它是东方之城上海的一个基点，再扩大一下，还有江南，上海“南京路”，可以说是江南古城“南京”在上海的延伸，英伦之于“南京”，可谓别有深心，其称晚明松江布为“南京布”，而打破晚清闭关锁国的第一个条约就是《南京条约》，以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最重要的一条马路叫做“南京路”了。
以“南京路”提撕整个江南，使之成为“东方全球主义”的龙头，我们也可以说“东方全球主义”以江南为产床，以上海为摇篮，诞生了“南京路”这个“东方全球主义”的新生儿。
这个新生儿——“东方全球主义”之子，不但其地理位置，相对于“西方全球主义”，成为了连接东洋与西洋的全球空间网络的一个新的海通节点，而且其历史地位，在回应汹涌而来的东洋与西洋的夹击中，成为了中国海洋文化历史地理的新中原。
古代中国，有“逐鹿中原”一说，其地，原在关中与河洛之间，为帝都所在，乃王朝命脉，自周秦以至于汉唐，皆以此地为“中原”，运河开通后，深入江南财赋重地，先是经济中心转移，继而政治中心随之，有宋以来迄于明清，运河中段，江淮之间，成为了“中原”，南京和北京取代西安、洛阳，成为了新帝都所在，近代以来，上海开埠，漕运停而海运兴，国运面朝大海，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遂为列强逐鹿的“东方全球主义”的“新中原”。
有别于汉唐进取西域的古代“东方全球主义”，上海成为了以“洋务运动”回应世界潮流的近代“东方全球主义”的新起点，其回应，有两个源远流长的模式支撑，一个是内向的以苏州为代表的运河模式，一个是外向的，以宁波为代表的港口模式，这还不够，还要加上一个以闽粤为代表的买办模式。这三个模式，前两个基于江南，后一个来自岭南，它们与英伦模式互动，磨合又融合，成为一种新文化——海派文化，形成一个新模式——上海模式。
商务印书馆：立“中体”于江南
上海开埠之于英人，其利自不待言，之于江南一隅，则利害参半，害在主权丧失，利权亦失，英人上下其手，不但运营上海于其掌股之间，而且以海关方式长臂管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地税收，使江南输血英伦，而英伦肥矣！然而，江南无惧，绣花针里蕴含了干将莫邪的剑气，丝玉之间透露出《孙子兵法》的深意，更有“庐山烟雨浙江潮”，那个美呀！天下无敌，英人匍匐矣。
于是，洋务运动来了，以“富国强兵”铸造我“中体西用”的汉家军魂，从湘军、淮军、楚军到武汉新军，它们“告别晚清”，以市场经济安身，开始了中国的“工业革命”，以文化江山立命，开启了“走向共和”的历程，这便是陈寅恪之所以自处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南皮”者，曾国藩、张之洞之二人是也。
接着，新文化运动也来了，作为晚明以来中国第三次文艺复兴运动的一个江南样式，新文化从“中西会通”来，以“中西合璧”来，从江南翻译馆到商务印书馆，这一路走来，走向“中体西用”——以“文化中国为体，民主科学为用”的新阶段。
“会通”以翻译实现。其时西学东渐，大量西学词语，如“西洋潮”，一浪又一浪，涌入古汉语中，惊涛裂岸，汉语与之“会通”，“合璧”而成新汉语，使西学汉化，化为“中体西用”。
其始作者，为江南翻译馆，然其所谓“中体”者，仍以文化中国为王朝所用，不离政统、道统，自囿于王朝中国的高墙深苑中，至商务印书馆问世，已然帝国崩，王朝灭，民国方兴，犹据乱世，乃以民国依托于文化中国，而以文化中国为“中体”。
立此新“中体”于江南，开启“东方全球主义”的文化产业新景观，在江南，新文化运动不但拥趸“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还要加入商品经济——“康先生”，特别强调了商品经济的平等性是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基石。
然而，这位“康先生”，在北京“中心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的叙事中消失了，这就让我们能理解何以《新青年》在上海出生，却要跑到北京来成长了，就因为它缺了一位先生——“康先生”，致使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放弃稳健的“三足”鼎立的立场，改为放开“两足”，激进地奔跑，在上海跑不起来，跑来北京了。
当时，代表“三足”鼎立的杂志，是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它始于清末新政时期，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旨在以知识传播，实现国民启蒙，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民国刊物，其发行范围包括国内主要城市以及海外20多个地区。
此外，它还是一本历时最久的大型综合杂志，历经清末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守其原旨，甘为“舆论的顾问者”，而非以国民导师自居，其与《新青年》展开的“中西文化论战”，当可视为文化上的“京派”与“海派”之争。
作为“东方全球主义”的文化重镇，商务印书馆为“中西会通”——翻译，提供了一个出版发行的文化产业的平台，不但为中国的国民教育贡献了全国2/3的教科书，为现代教育体系的形成和国民教育的普及构筑了一个基于文本的基础，而且为大众启蒙源源不断地提供读物。自1897年成立以来，它即以译介西学为己任，严译《天演论》《原富》等经其一出，便执了思想界的牛耳。
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推出“万有文库”，“汉译世界名著丛书”于此初现雏形，其译者，不仅是翻译家，多半还是思想家，其译作，是以现代汉语同西方思想对话，其对话，磕磕绊绊，将我们带入阅读困境，但我们知道，那是思想所必须跨越的一道道理论的门槛，当我们发现，在那承载着西方思想的汉语身上，抑制不住所暴露的伤痕，可见对话中思想撞击的份量，译作虽难免还留有气喘吁吁的语感，却可见用汉语攀登西方思想高峰的艰难，若非对汉语有着充分的自信，若非汉语自身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们怎么能推开西方思想的大门，并且带领我们进入思想启蒙的路径？真的，我们除了向往那些西方思想的经典作家，同时，我们也敬佩那些有着伟大的汉语抱负并能与之对话的译者，他们在东西方思想的丛林里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辟出中西会通的具有普适性的思想道路。
汉语的优美，我们在古汉语中早已有了体会，那吟风咏雪、拈花指月的诗性之美，其韵悠悠，至今仍令人回味。
但要谈到汉语的伟大，仅有那诗性之美，就远远不够了，还要有理性的力量，而力量，就得由现代汉语来彰显。一切力量，都在对抗中显示出来，对话之中，含有对抗，正是同西方思想的对话与对抗，显示出汉语的力量，促进汉语的理性成长。
以此，我们认为，现代汉语的最高成就，不在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和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学，而在一块体量更大、分量更重、难度更高、范围更广的领域——以汉译世界名著的译者群体为代表的社会科学，那是“东方全球主义”的一个新领域，在此领域，现代汉语的思想者们，奋力追赶着西方的思想，在西方思想所能达到的一切高度上，都留下了现代汉语的切齿之痕，在西学涉猎的所有范围内，都留下了中国语词跋涉的足迹，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处女与媒婆”，而是现代汉语对西方思想的一场旷世的超越性的精神苦恋，追求者都是中西合璧的美少年。
翻译，是语言的较量，不但是不同语言的较量，更是语言背后不同思想的较量，较量的过程，在“中西会通”中，表现为“西化”与“化西”的互动，也就是说，用汉语呈现的西方思想同原来不一样，从“西化”出发，却走向了“化西”，这是由汉语的本位立场和主体性决定的，这一走向，也可说是古汉语的现代化，一旦现代汉语形成，汉语就从“西化”转向“化西”了。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The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