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雷士德与他遗嘱信托的忠实执行人

在上海市黄浦区广东路附近的河南中路、江西中路间，有条很多上海人都不曾造访过的百多米小马路：泗泾路。这条太容易错过的小马路，与一位曾受惠于上海，又将身后所有财富回馈于上海的英国人有关，他就是亨利·雷士德（Henry Lester，1840年～1926年）

亨利.雷士德中年时期留影

亨利·雷士德1840年2月26号出生于英国的南安普顿，家有弟兄四人，而他最小。他曾在伦敦一所大学攻读建筑学并获学士学位。不幸的是，他的三个哥哥都因患上了一种莫名的怪病先后去世，这成了雷士德内心挥之不去阴影，后有一位医生建议他远离家乡水土，最好远离英国，或许可摆脱这莫名可怕的家族病因。于是，雷士德在无奈与遗憾中接受了医生建议，于1867年他27岁那年，与另一位英国好友马立斯搭乘一条货轮来到上海“淘金”。

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外滩

雷士德刚到上海时，最初身份是英国皇家建筑师、测量师。当时上海一方面正经历开埠后的英租界开发建设兴旺期，另一方面因太平军起义祸及江南，为避战乱，许多江南富绅携带钱财家眷躲避上海租界，为租界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客观需求。雷士德此来正逢其时，成为较早进入上海，也是当时租界当局最需要的测量师、建筑师之一。他到上海的当年就与租界工部局签订了一份为期三年的服务合同，负责公共租界土地测量工作（后来也为法租界测量土地）；参与城市规划和建设监督，主持外滩填江造地，兴建码头马路工程等。

上世纪更早时期的上海外滩

根据租界工部局当时的相关规定，聘用期内的任何职员不得参与其主管业务范围内相关的商业活动。但雷士德在工部局履职期间，与一位叫史密斯（Edwin Smith）的英国冒险家相熟交好；而史密斯所创建的史密斯洋行（Shanghai Real Estate Agency）当时已购进了英租界的大量土地，是上海早期最大的地产商之一。但房地产开发建设必须有专业的建筑师加持，于是，史密斯邀请雷士德成为他的合作伙伴和洋行的主要股东，这与雷士德到上海后形成的个人发展规划一拍即合。雷士德在结束与工部局三年服务合同期后，即加入史密斯洋行，既做洋行股东，也是洋行的建筑师。

1880年代，史密斯退休回国，但仅仅十年即撒手人寰。按照之前的约定，史密斯洋行由雷士德接管，其名下的房地产几乎全部转至雷士德的名下，雷士德由此承接了史密斯洋行原有的房地产财富，并在此基础上利用他在工部局任职期间积攒的人脉及对租界规划、区划的熟悉了解，在承接设计建筑项目的同时，不断购置地皮积累财富，逐渐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地产商。

德和洋行房租票据

同时，雷士德还以房地产参股合资或收购股票的方式，成为上海多家洋行、公司的主要股东或股东。比如先施百货公司的地皮就是他的财产，当年雷士德以年租金3万两白银，租期30年把地皮租给先施公司创办人马应彪，并为其设计建造先施公司。

1917年建成的南京路先施公司大楼

到1896年，上海南京路上地产大户的排名依次为：第一名为沙逊家族，第二名为汉璧礼（汉壁礼洋行与公平洋行的创办人之一），雷士德位列第三。之后自1924年起近10年间，雷士德及其身后的信托基金又将曾经显赫一时的沙逊家族紧压身下，牢牢把持南京路第二地产大户的位置。虽说在当时的上海，他的财富总量始终不曾赶上哈同家族，但也足够富有。

泗泾路1号德和洋行现状

1913年，在泗泾路1号史密斯洋行旧址，雷士德牵头联合他的同胞马立斯（Gordon Morris，今瑞金宾馆1号楼原主人）、约翰逊（George A.Johnson，今兴国宾馆7号楼原主人），创办了德和洋行（Lester, Johnson & Morriss，分别为三位股东的英文名字），专营建筑设计、土木工程、测绘检验、房地产抵押放款和地产买卖等业务，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

德和洋行设计的部分楼宇

在之后的数十年时间里，雷士德和他的德和洋行设计、建造了不少独具风格的建筑作品。如南京东路先施公司大楼（1917年），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中的5号日清汽船公司大楼（1921年）、16号台湾银行大楼（1926年）、17号字林西报大楼（1922年），四川中路110号普益大楼（1922年），九江路36号三菱银行大楼（1936年），南京东路99号迦陵大楼（1937年），以及山东中路仁济医院新楼等均出自雷士德名下的德和洋行，这些尚存的建筑现已被列为上海近现代优秀保护建筑。

外滩英国总会大楼旧貌

不过，当年的雷士德虽然拥有惊人的财富，但日常生活却十分简朴，他甚至没有自已的私宅，长年租住在北京路外滩口上的共济会规矩会堂（1922年拆除建成现存的格林邮船大楼，现为上海清算所使用）和外滩2号的英国总会（现为外滩华尔道夫酒店的前楼），经常穿着朋友穿用过的旧衣物、领带；没有私人汽车和私人黄包车，外出大多乘电车，这样一方面节省了开支，一方面作为电车公司的股东他还可以了解司售人员的服务质量及电车的运营状况。

位于北苏州路190号公济医院旧址目前只剩下曾为医院食堂厨房的副楼，主楼2010年拆除建造苏宁宝丽嘉酒店

1926年5月14日清晨，雷士德在苏州河边乍浦路桥畔的公济医院（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旧址、北苏州路190号）与世长辞，享年86岁；当天上海总会为他的去世降了半旗。雷士德故世两天后就安葬于静安寺外侨公墓（旧称“外国坟山”，即现今的静安公园）。

静安公墓旧貌，白色大理石墓室现为公园凉亭，是当年公墓遗存的仅有旧物

1955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将静安寺公墓改造为静安寺公园对外开放，园中的外侨墓地先迁往浦东公墓，即现今东方明珠旁的浦东公园所在地，后又因浦东发展需要再迁往宋庆龄陵园（之前是建于1909年的万国公墓）。

宋园中的外籍人墓园并无雷士德墓

但经本人实地查看宋庆龄陵园中的“外籍人墓园”并询问陵园管理处，证实园中并不存在亨利·雷士德的墓，不知其墓地在首次还是在再次搬迁时已遭废弃，无法查找。这样的结果，对雷士德这位将其毕生辛劳形成财富积蓄全部馈赠给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外国人来讲，颇有不公，也殊为可惜。

亨利.雷士德晚年照

早在1924年12月的一天，雷士德在律师见证下签署了他生前最后一份遗嘱。遗嘱中他叙述：“在将近60年中，我主要和永久的家一直在中国的上海，现在如此，以后也将如此；自从很久以前，我选择了中国作为我的定居地以来，这里就是我的家”。

雷士德在遗嘱中明确规定，在他去世之后，须将他名下的几乎所有财产设立雷士德信托基金（Henry Lester Trust），并成立保管委员会，由五名长住上海的英国公民为托管人，人数永远不得低于四人，由上海工部局任命；基金所有项目都须处于基金保管委员会的管理之下，信托基金所有的资金必须用于发展上海的教育卫生事业。因雷士德去世时仅有一名远在英国且极少联系在军中服役的侄子，之外无任何亲戚，所以终生未婚的雷士德在遗嘱中决定将其身后几乎所有财产全都留给上海，这在当年客居上海的一众西方大亨中，雷士德对华人对上海之友好，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亨利.雷士德遗嘱首部分，见房芸芳《遗产与记忆》一书附录

雷士德在遗嘱中明确了其留下的不动产与动产的捐赠目的：

一、少量遗产赠予个人。

二、现金赠予现有的慈善团体，以照顾盲人、贫民、需要救济的和无处栖身的儿童。三、赠予华人医院（即仁济医院）一大笔资金以维持他们为平民服务。

四、一笔较小的资金赠予另一所帮助所有国籍贫民的医院。

五、为圣三一教堂附属学校的重建捐赠。

六、余下的全部资产建立雷士德信托基金，用于承担下列任务：

（一）建立四年期的5万两银子的雷士德奖学金，面向在上海就学的所有国籍、无关宗教信仰的14岁以下的男女学生，帮助他们进入达到大学预科水平的学校。

（二）捐赠建立能容纳300人以上的雷士德学校，对中外学生开放，特别是对中国学生（三）在上海捐赠建立雷士德医药研究院和雷士德工程研究院。这些研究院吸收任何国籍的学生，但特别照顾中国籍的学生。

根据该遗嘱，雷士德捐出的几乎是他全部诉遗产给上海举办教育、医疗、学校和慈善事业。而他只是要求以他的名字来名命这些医院、学校、研究所和奖学金。与此同时，雷士德还分别指定一些房产地皮，以其租金作为他指定建造的这些需要持续运营公共机构开办的维持费用。

有资料记载，雷士德离世时的遗产估值为1434万两白银，1927年（也有说是1932年），雷士德信托基金成立后再次估价雷士德遗产时，其财富总价已经飙升为2000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上海市区800幢石库门房子的价值；而当年赫赫有名的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全部注册资本也只有2000万两白银，这足以佐证雷士德留下的财富有多雄厚。

上海人力车夫互助会旧貌。雷士德常以黄包车为交通工具，故对黄包车夫们体恤有加

根据雷士德生前遗嘱的约定，雷士德信托基金用部分遗产除分别资助建造仁济医院新大楼、雷士德医药研究院和雷士德工程研究院及学校外，当年一些慈善组织和设施也得到捐助，如上海聋哑学校、虹口华德路12号圣路加医院、忆定盘路（江苏路）中国盲人院、董家渡穷苦小姊妹会、上海车夫福音会（5 万两白银）、虹口黄包车夫会、南市穷苦精神病院等。从这份遗嘱可以看出，雷士德十分关心城市弱势群体，同时重视医学和教育事业，对底层穷苦百姓有深切的怜悯之心。

1927年，雷士德信托基金即按照这份遗嘱开展工作，新建楼宇都由德和洋行负责设计。

当年的仁济医院新楼

项目一，1931年，现位于山东中路145号的仁济医院新大楼首先落成。雷士德与仁济医院结缘始于1873年，当时雷士德曾负责仁济医院男子病房的设计工作，此后长期为医院提供数额不小的捐赠。在1924年12月订立的最后一份遗嘱中，雷士德捐赠100万两白银用于建造仁济医院新楼，此外还赠予四块地皮给仁济医院，并附捐赠条件：除了提出医院需改名为“雷士德华人医院”（The Lester Chinese Hospital）外，还要求医院为穷苦病人免费治疗。1927年，医院又收到一张数额达白银64358.99两的支票，款项是来自雷士德赠予土地的收入。直到今天，雷士德捐建的仁济医院新楼仍在使用，并于2014年再经修缮后重新投入使用。当年该楼初步设计建造五层楼，后因须供雷士德医药研究院入驻使用又增加一层，所以当年建成时为六层建筑。

雷士德医药研究院，现为和睦家医院

项目二，1933年，选址北京西路1320号的雷士德医药研究院落成。该研究院当年被称为“远东地区最大、设备最好的研究型医院”。简洁现代的大楼高达三层，设有演讲室、医学图书馆、会议室和实验室等。其与仁济医院合作开展基础研究及临床治疗，雷士德信托基金捐建的这两家医学机构都为近代中国培养了很多医疗研究和医术人才，为上海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57年，雷士德医药研究院先后成为化学工业部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和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延续了昔日的使用功能。现经整修后为和睦家医院。

雷士德工学院今貌，现为上海创新创意设计研究院

项目三，1934年，雷士德工学院及学校在东熙华德路（今虹口区东长治路505号）完工。占地达10000平方米的雷士德工学院是一座引人瞩目的装饰艺术风格建筑，当年主要提供理工方面的教育培训。雷士德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根据他的遗嘱，学校不设宗教课程与教育内容，不使用其他学校教材，以教师的讲稿为教材，规定以华人男子弟为主要学生，并适当接纳除英、美、法三国以外的其他国籍男学生，全英文授课。

雷士德工学院于1934年开学，1944年停办，仅仅存在近十年时间，共毕业约1000名学生，但却培养出一大批有实践经验的人才，如中国工程院院士顾懋祥，城市规划大师陈占祥，20世纪80年代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梁于藩及中国驻外大使钱嘉东、田进，香港万邦航运集团董事长、香港三大船王之一的曹文锦，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冶金部副部长钱传钧，前海牙国际法院院长史久镛，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主席容永道，已故著名翻译家草婴（盛俊峰）、任溶溶等都是雷士德工学院的毕业生。

由于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及其后战争影响，雷士德工学院及学校因临近日租界乃至成为日占区，办学时间虽仅持续十年，但却成为当年上海除交通大学以外可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比肩的教会大学。雷士德工学院大楼之前由海员医院使用多年，这也是它得以保存至今的一个因素。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景

如今，于1926年设立的亨利·雷士德信托基金仍然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内运营（官网：https://www.henrylestertrust.com/），赴英深造的中国学者如果研究进修的领域涉及造福中国人民的，经审核通过最高可以申请到3500英磅雷士德奖学金，先决条件是须承诺学成返回中国服务，把所学得的知识和技术造福国人。

基金会的网站是英文的，但首页上写着中文“上海”两个字，并附有一段声明。“亨利·雷士德信托基金以亨利·莱斯特的名字命名。亨利·莱斯特在上海度过了大部分人生，并于1926年在当地去世。他在上海积累了财富，因此在他逝世后，将其遗产用于造福上海市民是理所应当的。直至今天，该信托仍通过提供教育资助的方式延续这一宗旨。”

雷士德信托基全官网首页

奖学金申请条件：

亨利·雷士德信托基金（The Henry Lester Trust）可以考虑向符合以下条件的申请人提供资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目前在英国的大学或研究机构进行研究生及以上层次的学习。

•特别注意：除非在极特殊情况下（将根据具体情况逐案审理），我们通常不接受第一年或第二年学生的申请。然而，如果您是为第三年学习申请资助，您可以在此前的6月进行申请，同时需要提供已经被接受进入第三年的证明。

•对于在英国就读的最后一年学生，如果由于意外的经济短缺而导致完成学业受到影响，我们会优先考虑为其提供生活费资助。

•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有合理解释并获得导师的书面确认该笔资助对完成学业至关重要，信托基金也可提供用于完成学业所必需且预期之外的其他费用资助。但需注意，该资助不包括申请人所在大学提供的实验台费、实验室费用或其他消耗品的任何部分。对于在既定资助范围之外的学费（不包括消耗品），我们也可在极特殊情况下考虑提供资助。

•我们会优先考虑在以下领域学习或研究的申请人：医学、与健康相关的课题以及建筑学（包括城市规划、建筑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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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大学商学院何旭艳教授在其所著的《上海信托业研究（1921-1949）》中提到，当年上海的外资信托公司中，有一家雷士德信托公司（Lester Trust Co.)。有限史料表明，这家外资信托公司当年是专营遗嘱信托管理业务的信托公司，主要管理运用雷士德信托基金的财产，包括雷士德信托基金名下的地产，其中仅在当年的公共租界内，就有地产178亩；其他如仁济医院，字林西报馆股权等动产不动产，也是由雷士德信托公司代为受托管理。而除此之外的一般信托公司面向公众经营的银钱信托、有价证券买卖、保险代理业务、不动产信托等业务，几无经营情况可查，或许根本就没开展，包括雷士德信托公司设立的准确起始年月，在何地办公等都难查到，或许雷士德信托公司当年真正在做的只有遗产信托执行这一件业务；它的董事长是H·Lipson Ward。也可能雷士德信托公司本就是雷士德信托基金，是同一个组织，限于本人能够查找到的资料十分有限，无法澄清这两者历史上是否真正是有联系的各自存在，希望有途径有能力有兴趣者可接力查考，还原其真实的历史面目。

雷士德信托基金（Henry Lester Trust ）于1949年离开上海后，先是迁移到了香港，其后又于1957年在伦敦申请注册。当时其奖学金申请报告和基金章程的全文表明，它的主要宗旨和职能是“为英国和其他地方所有年龄和国籍的儿童和学生的普通教育、培训和发展做出支持，并以此为目的建立奖学金基金会......”; 所以其时该章程没有提到雷士德遗嘱特意关照的捐献用于中国。然而仅在4年后的1961年，基金董事会专门召开会议，做了一个重要决议，把基金会章程里面规定的基金使用的对象中，特别地加上了‘especially Chinese’。这表明基金在1961年恢复了雷士德遗嘱的本意，奖学金为中国而设。这一戏剧性变化的背景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