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和辩证法是对立的吗？锅和铲子是对立的吗？男人和女人是对立的吗？没有锅和铲子的合作怎么会有一桌好菜？没有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怎么会有人类的繁衍？同样，没有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相互作用，也不会在分析的过程之中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党所提倡和运用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的重点是唯物两个字，什么是唯物？就是以真实存在的事物为依据，追求客观全面的看待事物，要求一分为二多方面看待问题，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以抓住事物的本质并得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它的分析过程和结果同样也是要符合逻辑的，离开了逻辑思维辩证法得出的结果也是不能成立的，逻辑学也是如此，一个逻辑是否成立，难道不需要辩证吗？它们是相辅相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怎么能是对立且割裂的呢？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辩证法。
下面我们就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章为例，来看一看逻辑学和辩证法是怎么相互合作并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这篇文章的写作背景是，当时党内和党外很多人轻视游击战争，把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正规战争，认为游击战争始终只是辅助的战术行为，而不可能起到战略的作用，主席在文章的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原则针对如何确定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进行了缜密的逻辑分析:“如果我们是一个小国，游击战争只是在正规军的战役作战上起些近距离的直接的配合作用，那就当然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又如果中国也像苏联那样的强大，敌人进来很快就被赶出或虽时间较久，但是被占地区不广，游击战争也只是一种战役的配合作用，当然也只有战术问题，没有什么战略问题。”
这段话有没有逻辑？符不符合逻辑呢？
这段话明确的指出确定战术问题的几个前提条件：小国、强国、被占领的土地不广，在这些前提下，游击战只能是辅助的战术作用，而无法达到战略的高度。
那么，这几个前提是否符合我们国家当时的现状呢？当然不符合。所以，主席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现状做了缜密的分析和推理。
首先，我们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而日本则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一个小而强的国家要想征服一个大而弱但却有着进步力量的国家，绝不是短期之内可以完成的，这就注定了战争的长期性。
第二，而且随着战线的拉长和扩大，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开始显现，占领区出现了很多空虚的地方。为我军的游击战争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有利空间。
第三，战争进行到1938年的5月，也就是毛主席动手撰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国军在华北及中原地区的失败造成了大片领土的丢失，国军主力渐渐被压迫至长江以南，而在这极大的被丢失的地域之内，完成了国军和我军在敌占区的角色互换，国军渐渐丧失了在这些地区的主导和主角的位置，我军一跃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和领导者，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任务已经发生了质的转换，不再是在战役上就近与国军配合作战，而是由内线作战转换成外线作战的独立作战。
第四，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在我党的领导下，大多数的人民加入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由此，小规模的游击战争也慢慢发展成大规模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面对这种长期的残酷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为了争取胜利和坚持下去的条件，就必须在各方面着手建设，比如根据地，比如发展运动战，再比如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等等，这已经是一整套的战略系统的工程了，已经大大的超出了战术配合的范畴。于是，在广袤的北方大地上，我党的游击战争渐渐地从开始的辅助的配角转化主导敌后抗战的主角，战术行为也由此转换为战略行为。这就是虽然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仍属于辅助的地位，但是必须放在战略观点上加以考察的理由。
这样的分析下来，很详细很形象地解决了游击战争为什么要提到战略高度的问题，有辩证有逻辑，你能看得出逻辑学和辩证法是对立且相互排斥相互独立的吗？同样，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中，毛主席同样以缜密的逻辑思维和唯物辩证法阐述和分析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最终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个问题，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同样是共存并相辅相成。哪有一丝的对立和排斥？
再，比如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等这些战略战术思想无不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同时在分析的过程中又是符合逻辑的，哪里有什么对立和排斥呢？这既符合逻辑又充满辩证。所以，逻辑学和辩证法尤其是唯物辩证法绝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并验证的关系。
这样，我们就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辩证法在现实中的运用上是验证逻辑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的方法，而逻辑学同时又是辩证法的基础，不符合逻辑的辩证是不能够成立的。也就是说，辩证法最大的功能就是淘汰无效逻辑而证实有效逻辑，它是一个方法论是一个世界观宇宙观，而不是一个辩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