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汉诺·绍尔（Hanno Sauer）
德国哲学学者、作家，荷兰乌得勒支大学副教授
1943 年秋，负责德意志帝国集中营系统内部反腐的律师兼法官、党卫军中校康拉德·摩根拿到了一个小包裹。包裹特别沉。一名医务人员想要将这个包裹寄给自己的妻子。包裹里有三个金块，其中一块“可能有两个拳头大小”，重达几公斤，品质极高。
这是牙科用的黄金，这种非法黄金货物会被摩根手下的海关调查员作为一种需要上交的外币没收。众所周知，那些死在劳改营里的人的金牙会被收集起来交给帝国银行。但摩根被这些金块的大小惊住了，他开始盘算起来：
然而，再仔细想想，我不禁后背发凉，因为 1 公斤黄金有 1 000 克。……（一枚）金牙，那才几克。因此，1 000 克或几千克就意味着几千人的死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镶着金牙，在那个非常穷苦的年代，只有一小部分人才镶金牙。可能每 20 个、50 个、100 个人嘴里才有一颗金牙，得把这个数字乘上去，因此，可以说，这批被没收的物品实际上相当于 2 万、5 万或 10 万具尸体。……我本来可以非常轻松地处理这批没收的黄金。现在证据确凿。我本可以逮捕并起诉犯人，这样事情就解决了。但是，经过我的考虑，我已经向你们简单描述过了，我绝对要调查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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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与恶的发明: 一部人类道德简史》
[德] 汉诺·绍尔 著
续文 王蕾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1月
于是，党卫军中校摩根去了包裹的来源地，波兰南部一个叫奥斯威辛的小村庄。他想亲眼看看这个地方，他怀疑这里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人类灭绝场所之一……”。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以打击腐败为借口，试图从内部破坏或至少延缓这场大屠杀——毕竟，他是一个“正义狂热分子”。然而，摩根并不像奥斯卡·辛德勒那样，是尽个人的最大努力拯救人类生命的慈善英雄，而是一个受职业道德驱使的官僚，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防止集中营员工绕过国库，中饱私囊。善与恶一样，都有其平庸性。
一时间，似乎所有人都明白，大屠杀最终终结了道德进步的理念。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写道：“我们或许应该放弃 19 世纪对人类朝着越来越高的道德成就稳步前进的期望。20 世纪的战争抹消了这种目的论期望，而 21 世纪迄今为止也没有给我们任何理由去恢复它。”
大屠杀之所以成为令人不安的文明裂隙，首先是因为它的规模骇人听闻，一方面是理性的官僚主义，另一方面是其组织的特别邪恶的性质，它以阴险的欺骗手段引导受害者进入毒气室，而且，它来自德国—自称为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浪漫文学的摇篮，德意志观念论、舒伯特和里尔克的故乡。
所有这一切的确令人难以理解，但这并不表明世界正走在道德沦丧的道路上。凶残的罪犯夺取政权并开始屠杀被其憎恨的少数群体，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或多或少是历史的常态。每个社会总是以其当时所能达到的程度和效率，将浮现在掌权者脑海中的种族灭绝的疯狂行为付诸实践。
正是大屠杀的特殊性和例外性似乎支持而不是反驳了道德进步的观点。如果道德进步的信念仅仅是一种天真的幻想，那么人们本可以期待对大屠杀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比如国际社会的漠不关心和无所作为。对难以想象的暴行做出的实际反应在许多方面也是不够的：太犹豫、太晚、太蹩脚、不一致。然而，最终还是形成了一个国际力量的联盟，竭尽全力地终结纳粹政权—这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个人牺牲。
毕竟，大屠杀是一起在关键之处保密的行动。巴黎市中心广场上的断头处决或 18 世纪末法国恐怖时期南特附近卢瓦尔河上的集体溺毙事件（此地被贬称为“民族的浴缸”），都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然而，希姆莱在他于波森发表的演讲中明确无误地指出，计划中的灭绝犹太人行动是德国历史上“从未写下也永远不会写下的光荣一页”。
看来，纳粹政权凭借对人类心理的深刻理解和空前的手腕，通过巧妙狡猾的宣传，成功地让大多数德国人相信了最无耻的谎言，从而将被巧妙毒化的人民团结到其最凶残的计划中来。
但宣传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1940 年的《无尽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是约瑟夫·戈培尔策划、弗里茨·希普勒制作的最著名的宣传片之一，它将犹太人描绘成一群卑鄙的生物。今天，人们不禁要问：怎么会有人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呢？这些绵羊怎么会看不透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这部电影显然是牵强附会，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和偏见。怎么会有人如此愚蠢，如此轻信，如此容易上当受骗，竟然会被这种胡言乱语所迷惑呢？
这些问题都是误解造成的。宣传不能说服任何人，或者最多只能说服少数人，而且也不应该说服任何人。《无尽的犹太人》不可能让人信服。影片一开始就展示了贫穷的波兰犹太人在破旧房屋中的生活，他们被污垢和苍蝇包围。这是为了表明犹太人始终无法过上文明的生活。接下来的场景利用各种统计数据指出，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柏林的律师、医生和商人中，犹太人的比例过高。这反过来又是为了表明，犹太人不会在这片土地上做任何诚实的工作。之后，影片中的犹太人在被强迫做的工作中表现得毫无乐趣，这也应当受到谴责—这是由那些强迫他们做这些工作的人拍摄的。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逻辑。
这是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不是因为执行不力造成的。宣传并不提供旨在让受众相信的信息。宣传提供的是信号。它不说要受众相信什么，而是说要表达什么。《无尽的犹太人》太愚蠢、太装腔作势，无法令人信服。它甚至没有试图提供内容，而是告诉受众应该接受什么样的信息，以便其他人能够检查他们对事业的忠诚度。要发挥这种作用，宣传必须是不可信的。真实的东西会因为各种原因被人相信。宣传则必须具有明显的虚假、牵强、夸大、误导，重复它才能向其他人发出正确的信号，即一个人对某一特定群体的忠诚义务。
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因为如果我们要寻找对抗宣传力量的可行方法，我们就需要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宣传为大众提供了能够让他们相互识别的特征。但不仅如此，用真相对抗宣传者的谬误实际上加强了信号的可靠性，因为它含蓄地告知了那些想用宣传者的口号来表明自己忠于信仰的人，什么话不能说。宣传的作用就像佩戴一枚徽章，用来表达自己的归属。
当用真实信息战胜虚假信息的反击策略似乎不起作用时，反宣传者就会采取措施，试图以更大的力度和强度来传达他们的信息。然而，有时这样做会适得其反，因为现在有些人开始怀疑：他们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劲来反驳这些所谓的宣传？我们是不是被这些人民的叛徒和军队的破坏者欺骗或洗脑了？
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宣传只能说服那些已经被反犹纳粹议程所吸引的人。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尤其是在战争末期。位于施韦因富特的安全部门的一名员工言简意赅地说：“我们的宣传在各地都遭到民众的反对，因为它被视为假话和谎言。”最重要的是，最终胜利的童话故事很快就说服不了任何人了，而纳粹伪装成“安乐死”的谋杀行为也仍然极不受欢迎。
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什么？美国哲学家杰森·斯坦利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法西斯运动是如何利用对过去的浪漫憧憬，对性越界行为的不安，对法律和秩序的渴望，对种族、民族或性别的自然等级的信仰以及对专家的反智主义怀疑来激活我们的“我们/他们”心理的。边缘群体被选为堕落社会所有罪恶的替罪羊，这样，本身行为良好的社会中的多数人就能找到回归美德之路。
所有这些当然都是对的，但斯坦利的诊断未能说明导致法西斯运动成功的具体因素是什么：对被视为异类和颠覆性少数群体的敌视态度；对法律和秩序的渴望以及对破坏规则者的惩罚；过度的怀旧情绪加上对未来的悲观情绪；摒弃编辑部、政府部门和大学中自作聪明的书呆子，转而崇尚所谓未受污染的“健康”常识。总之，斯坦利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所有典型特征其实都是人类心理的正常特征。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心理特征并没有导致法西斯夺权，因此当法西斯真的成功夺取政权时，这种心理特征并不能对此承担因果责任。
这些“正常”的心理特征中有许多是令人不安且危险的。对自己群体的偏袒往往会产生问题并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怀旧和悲观主义、性道德感以及反智主义都是值得商榷的，应尽可能减少的。同时，无论如何，用绝大多数人一贯的思维和感受方式来解释一种非常特殊的政治风格并没有多大帮助，即使这种方式应受到谴责。也许斯坦利的论点是，法西斯运动利用了我们的这些心理特征，并以此达成了自己的目的。然而，这种挖掘和利用正是法西斯主义行之有效的理由。对于极权主义制度成功的根源这个问题，答案往往是：首先，我们人类是相当险恶的家伙—然后从来没有人提过其次。事实上，纳粹伦理是建立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殖民军事逻辑之上的，这种逻辑允许正常的道德价值观和原则被中和，甚至被扭曲。
人类社会对法西斯主义的适当反应来得太晚了，这是灾难性的。这里所描述的道德进步的动力是在战争结束后 20 年左右才开始在德国形成的，因为只有在那时，一代人才有时间成长起来，能够以必要的自信和反思来表达自己的道德愤慨。父辈们令人失望了，失败了；他们没有足够坚定地反对法西斯主义，而这种错误是不应该重演的，因此，从现在起，国家机器
的每一次专制失误，无论多么微小，都必须以道德过敏症的方式被解释为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的微妙迹象，而这一次——骗我一次，责任在你，骗我两次，责任在我——就是要不择手段。奥多·马夸德效仿弗洛伊德，将其恰当地描述为“延迟不服从”。弗洛伊德曾将以下现象描述为延迟服从：在经历了青春期对父母的反抗阶段后，许多儿女在成年后最终会采纳上一代人的价值观和处事态度。50 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这一次，反法西斯的斗争及时展开了，但不幸的是，当时并没有法西斯主义，因此，虽然有几个特别严谨的学生和几个经济界和政治界要人成了牺牲品，但其他人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帮助。
除了“红军旅”（简称RAF）幼稚、自恋的恐怖行为之外，左翼学生起义的道德推动力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尽管它有少许粗糙、许多混乱和一些多余的想法，但它也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故事。战后虚伪的传统道德必须垮台。为什么不呢？毕竟，正派和良好公民的准则并没有成功地阻止最终的灾难。相反，那些肤浅的美德、廉价的社交技巧和虚伪的谨慎等价值观之间似乎存在着内在的共谋关系，就好像它们首先在实现道德败坏的“第三帝国”方面发挥了作用，最终几乎导致了文明的完全崩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