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突然收到了一封信，信点名要时任三野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的粟裕收。
当时信上写着这样一段话：
“听闻将军挥师至钱塘，不知能否允许旧人清扫卧榻迎接？”
就在众参谋不知所措的时候，粟裕却一下子弹了起来，戴上军帽，并嘱咐要赶紧准备车辆，他要去南山路76号。
就在粟裕乘车赶往目的地时，还特意在途中准备了礼物——两包临安山核桃。
到地方后，一个中年女人专程等在门前迎接，当她看到粟裕手里拿着的两包山核桃时，不由得十分动容，原因在于这是当年她和丈夫结婚时，粟裕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
粟裕进门后，就看到了屋子里的遗像，然后盯着照片看了良久，末了起身立正，庄严的敬了一个军礼：
“报告政委，粟裕归队。”
能让粟裕喊一声政委的战友，其实并不多，后来扬名天下的“陈粟”的陈老总应该算一个，但事实上粟裕过去参加革命几十年，能与他顺顺当当搭班子合作的政委并不多。
乐少华应该算一个，而红军挺进师的政委刘英也是其中一个。
而此次粟裕坚持亲自前往去的就是刘英家，而迎接他的人则是刘英的遗孀丁魁梅。
一
1935年1月，红十军团（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团合编，对外称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在谭家桥作战失利后，又在怀玉山地区遭遇国民党军重兵合围。
此一战，红十军团伤亡重大，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被捕，寻淮洲等将领牺牲，只有粟裕、乐少华率领着红十军团剩余部分突出重围。
当时，乐少华身负重伤，后来被安排回老家养伤后。
1935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先头部队与突围部队合编为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
挺进师虽然名义上是一个师，但其实是原来先遣支队保留下来的三个连加闽浙赣独立师的一部分组成，总兵力也只有500余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小团。
挺进师成立后，根据中央指示向浙南发展
从政治地位上来讲，刘英比粟裕要高一些。
刘英是江西瑞金人，早年接受过高等教育，是难能可贵的知识分子，1929年自愿报名参加红四军，也是这时他才改名叫刘英，从此以后跟随部队南征北战。
1933年12月，红七军团成立，寻淮洲任军团长、萧劲光任政委（不久后乐少华接替），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
同年11月，红七军团（当时对外称北上抗日先遣支队）北上进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合编，对内称红十军团，对外仍称北上抗日先遣支队。
当时红十军团成立军政委员会，负责军事指挥，寻淮洲、粟裕因为受到批评，没有入选。
入选的五人中，方志敏、刘畴西是原来闽浙赣苏区的，乐少华是原红七军团政委、聂洪钧是闽浙赣军区政治部主任、红十军政委，刘英是红七军团政治部主任。
谭家桥、怀玉山两战后，军政委员会骨干中不是被捕就是因伤离队，聂洪钧则是留在了闽浙赣苏区，刘英因而成为挺进师最高领导人。
二
真实客观的来讲，刘英对于保全挺进师这支队伍是有大功的。
红十军团在谭家桥、怀玉山两战失利后，残存部队仅剩下百余人，几乎是各个带伤，这样一支弱旅想要继续革命，同精锐的国民党大军斗争完全是痴人说梦。
在当时不少人都对革命前景悲观失望，产生了离开队伍的想法。
刘英虽然内心仍然彷徨，这主要源于队伍当时与中央失去联系，不了解革命大势，但刘英却始终坚定信念，他的乐观态度，是影响了很多人的。
从1935年1月红十军团兵败怀玉山，到同年3月挺进师进军浙南安顿，如果不是刘英一路安抚部队情绪，这五百人光走路不到一半就要散去一多半，更别提途中还要面临国民党军重兵包围。
除此以外，刘英也很擅长做群众工作，挺进师在浙南安家，和他的工作是分不开关系的。
原浙江省军区副参谋长程美兴回忆：
“红军又会打仗，又会做政治工作的两套本领，把敌人吓坏了。正如浙保二团团长贺截芳在写信给我军时所说的，“你们以四、五百之众，有赤化全浙之概”。当时的《东南日报》也忧心忡忡地说:“浙江素称平安之区，自粟、刘窜浙后，匪化已波及全省，以目下形势论，浙江共匪不亚于四川、江西之匪。若当局未能迅速肃清，前途实堪可虑。”应该说，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挺进师的巨大威力。”
从这个描述来看，粟裕与刘英的合作应该是和衷共济，相得益彰的。
可事实上并非如此。
粟裕和刘英在当时是有矛盾的。
挺进师初入浙南期间，粟裕主要考虑部队从过去正规战转向游击战，刘英在这方面也表示赞同，两人初期合作尚无大的矛盾。
浙西南游击区开辟以后，挺进师的影响逐渐扩大，刘英也对粟裕慢慢有了意见。
挺进师在开辟浙西南游击区以后，在政策上依然延续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期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并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这种做法虽然扩大了挺进师的影响，对开辟根据地起到积极作用，但无形之中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粟裕认为，浙西南根据地统治中心距离铁路很近，一旦惹来敌人注意，以根据地的实力难以承受敌人打击。因此在当时环境下，应该摒弃过去开辟苏区时的办法，并根据国内革命形势，尽可能的团结中间阶层，并对上层阶级中不同人的表现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
事实上也正如粟裕所预料。
1935年8月，蒋介石下令对浙西南根据地进行围剿，后来鉴于地方保安团作战不利，直接调来了中央军主力部队，并调卫立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正、副指挥。
敌人的这个总指挥部一开始设在江西上饶，后来陆续迁移了几个地方，到九月中旬（1935年）已经迁到了浙江江山。
根据《粟裕战争回忆录》记载：
“当时，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四省边区受该总指挥部节制的部队共有六十三个正规团，罗卓英计划以其中的一大半来对付我年轻的浙南游击区。”
也因为敌人集中了数十倍兵力围剿，挺进师主力不得不撤离浙西南中心区，与敌周旋于浙闽边境。
三
1935年10月5日，粟裕、刘英率领的挺进师在寿宁县境内与闽东特委的负责人叶飞率领的独立师会师。
有鉴于国民党军当时集中了闽赣浙皖四省边区的力量来对付他们，粟裕与叶飞当时几乎是一拍即合，双方决定，汇集浙南、闽东、闽西的所有革命力量来应对。
不久之后，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刘英、粟裕、叶飞、黄富武、刘达云、阮英平、范式人、许信焜、洪家云、方志富、许旺等十一人组成，刘英任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并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刘英兼政委。
经历过在浙西南根据地时期的教训后，粟裕把他的所思所想同刘英商量时，刘英认为这是粟裕对他在浙西南根据地工作的否定，并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情绪。
刘英当时并没有考虑到革命已经进入低潮期的现实，因而在政策采取上延续了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经验，浙西南经历的失败也并没有使他警惕。
1936年3月，刘英察觉敌人收缩兵力城市以及交通干线，误以为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围剿已经结束，强令粟裕率领挺进师到浙西南去恢复工作。
粟裕明确表示反对：
“敌人主力虽已集结，但仍在附近城市和交通干线，仅凭这个情况还不能判断敌人对我浙西南游击根据地的围剿已经结束，挺进师主力仍应坚持在广泛区域内打游击，至于何时进入浙西南中心区，应在进一步了解情况后，相机行事。”
刘英固执己见，不能听从粟裕意见，反而以省委名义做出恢复浙西南工作的决定。
为了维护团结，粟裕不得已率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作战打了几次游击。
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浙南与闽东的党的负责人之间也出现了分歧。
当时环境下，因为浙南与闽东、闽北等地都是独立发展，并不存在谁比谁高的问题，双方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但又各自保持了独立性，可在闽浙临时省委成立以后，刘英以领导人自居，干涉彼此的工作，致使双方矛盾扩大化，给党的团结带来不利影响。
1936年秋，南阳事件发生后，闽东脱离了闽浙边临时省委，粟裕因为放走了叶飞也成为了被针对的对象，为了维护团结，粟裕违心的做了检讨。
此后粟裕与刘英分开，刘英坚持在浙南，而粟裕则是率部转战浙赣路南侧和浙西南地区。
双方虽然仍然保持联系，但又彼此相互提防。
1937年秋，粟裕接到新四军军部命令，要求他率部北上奔赴抗日战场。
据时任闽浙边临时省委秘书的程美兴回忆道：
“刘英同志将那纸调令反复折叠了三次，最终把它撕成碎片，抛洒进了潺潺溪流之中。”
粟裕坚持要集中一切力量抗日，这与刘英主张的“浙江需要革命火种”的观点完全不符，两人就此分道扬镳。
就在粟裕率部离开后，刘英突然宣布解除粟裕省委副书记的职务，并派人通知粟裕，据警卫员曾如清回忆，他曾目睹粟裕在凤卧湾的溪边石头上静静坐着，一直到天亮，军装都布满了白霜 。
粟裕对他和刘英关系闹僵，始终有所遗憾，奈何双方始终也没有一个机会说清楚。
1939年刘英、丁魁梅结婚，粟裕还曾专门致贺。
1942年5月，刘英因叛徒出卖在浙江被捕，蒋介石随即下令“从速处决”，与同月18日被杀害于永康方岩马头山上，粟裕闻知消息，悲伤不能自己。
据粟裕夫人楚青在回忆录里记述：
“那天晚上，他朝着浙南方向敬了三杯黄酒，在将第二杯洒落在地上之际，说了一句‘到底还是你赢了’。”这句话蕴含的深刻含义，一直到三十年后才得以解读——刘英直至生命尽头都坚守着浙江根据地，而粟裕始终没能带领军队重返故乡。”
刘英牺牲后，粟裕自始至终都很照顾他的妻子子女，他对刘英自始至终也没有忘记。
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粟裕先后七次提到刘英，据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回忆，粟裕每次修改回忆录时，都会在刘英身上增添更多体现敬重之情的定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