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952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带着当年花巨资购买的三幅国宝级名画来到香港。不久，一位神秘客人登门造访。随后，张大千竟以低价将其中两幅名画卖给了他……
徐氏父子不惜生命保护文物
1881年，徐森玉生于浙江湖州一个世代以刊刻为业的名门望族。徐森玉自幼受母亲教导，打下深厚的古文功底。1900年，徐森玉考入山西大学堂读化学。其间，他深得山西大学堂校长宣熙的赏识。宣熙将自己所藏各种文物拿给徐森玉看，徐森玉以此为起点，开始谙习文献、精研古物。
毕业后，徐森玉先后担任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教育部秘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京师图书馆主任等职。
1924年11月，冯玉祥将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徐森玉参与清室善后委员会工作，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当时，张大千担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国画指导教授，常与徐森玉一起研究古书画，二人由此结缘。
清点清宫文物和财产，目睹那么多价值连城的历代珍贵文物被皇妃和太监们偷盗出卖，徐森玉极为愤怒和痛心。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张溥仪“赏溥杰单”，上面记载的赏赐文物可说件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现在却都不知去向。徐森玉晚年读到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后才知，这张单子上的文物竟然都是溥仪指示溥杰运出宫的，准备卖掉后充当他们出洋的经费。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对故宫珍藏的上百万件国宝虎视眈眈。为避战火，保护国宝，故宫博物院委派副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协助院长马衡，负责将大批稀世珍宝向南方转移。
8月14日，几十辆卡车装满故宫及古物陈列所、颐和园、国子监等处存放的文物，从北京出发，先分五批运到南京，再分三路继续西迁。此时，徐森玉已年近花甲，仍要长途跋涉，四处为国宝寻找安全可靠的隐藏地点。一次，在爬一道山梁时，徐森玉突然头昏眼花，跌落到山沟里，致使一条腿骨折。因为耽误了治疗，他的这条腿成了终身残疾。
最终，1939年，徐森玉带领大家将数百万件国宝级文物藏在了贵州安顺的一个山洞里，这一存就是五年多。然而，日寇侵华的战火仍在不断向西南蔓延，1944年底，这些国宝不得不再次转移。
当时国家空运力量薄弱，转移国宝必须通过陆路。徐森玉和同事们只能翻山越岭地辛苦前行。山间流寇土匪出没无常，万一国宝落入盗匪手里，那可是愧对子孙的大灾难。徐森玉焦灼地想，也许留下买路钱，土匪就能行方便。于是，他派人找到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黑帮老大“袍哥”，希望能花钱买平安，让这些国宝得以安全运走。
然而，“袍哥”不要钱，只要人，扬言“只要把那个在银行做事的儿子留下，就让他们过去”。徐森玉闭目沉思了好久，最终，他决定“舍儿护宝”。
徐森玉的儿子徐伯郊，此时正在上海市银行任职。接到父亲电报后，火速赶到了安顺。“袍哥”还算守信用，见徐伯郊来了，便给徐森玉行了方便。满载珍贵文物的车子、驮队终于又上路了。徐伯郊则独自留在了土匪窝里。他知识渊博，经历丰富，想方设法与匪首周旋。
徐伯郊以自己银行家的身份向“袍哥”保证，日后一定让“袍哥”尽享荣华富贵。徐伯郊面容憨厚，态度诚恳，赢得了“袍哥”信任。几天后，“袍哥”竟把他给放了。
一场危机终于解除，两个月后，这批国宝被平安运至重庆。
在沦陷区抢购善本古籍
面对国宝一次次遭劫，文物专家在痛心疾首的同时深感责任重大。1939年，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等国内一流学者和文物专家，在上海成立了“文献保存同志会”，旨在将流散在上海、香港等地的珍籍善本收或买回来。就这样，一场自发的乱世国宝大抢救行动开始了。
1940年12月，徐森玉奉教育部之命，由重庆回到上海。他此行的目的就是要与郑振铎等人接洽，点收他们在沦陷区抢购的善本书。
当时上海已经沦陷，一些家有收藏的富贵人家见形势不稳，纷纷把藏品拿到市场上换钱，上海一度成为南方最大的古文物市场。这吸引了各地甚至海外的文物商人，他们纷纷乘虚而入，跑到上海来抢购。
自1940年起，短短两年时间里，“文献保存同志会”便组织收购善本古籍三千八百余种，数量之多几乎达到了当时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书的总和。
后来，徐森玉虽然离开了“文献保存同志会”所在地上海，但在后方重庆，他依旧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推动沦陷区文物保护及抢救事业的持续发展。
买房还是买画
1945年日本战败，伪满洲国土崩瓦解，溥仪从故宫偷带到长春的珍品瑰宝随之在东北地区四处流散，令张大千、徐森玉等有识之士痛心不已。他们联名向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议，立刻派人赴长春收购，以免国宝流到国外。
马衡立刻向南京国民政府报告、申请，却未得到答复。马衡、徐森玉、张大千、张伯驹等有识之士只好依靠个人力量去抢救国宝，虽然他们都具备辨识国宝的精到眼光，但收购国宝，首先还得有钱。
张大千本存有一笔买房的款子，他早就看好一座三进带花园的前清王府。这时，他在文物市场上看到了三幅名画：五代董源的《江堤晚景图》《潇湘图》和五代宫廷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买房还是买画？面对选择，张大千没有犹豫，直接将积攒多年的1500两黄金拿出，购回了三幅名画。
1949年，张大千去印度，将三幅画随身带了去。不久，他在印度生活日渐困顿，不得已想出手这三幅画。当时有海外买家开出天价，但张大千没有动心。他想，中国的国宝，不能流落到外国人手里。
1951年，张大千带着三幅名画来到台湾，此举似有暗示之意，但他抛出的绣球没有人接。于是，张大千携画去了香港。
其实，此次张大千台湾亮宝，已引起国内外收藏界的极大关注。因此，他刚到香港，文物商们便虎视眈眈，伺机购买。一天，一位西装革履的神秘客人造访张大千。此人正是张大千好友徐森玉的长子徐伯郊。徐伯郊比张大千小14岁，当时在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担任经理。徐伯郊告诉张大千，自己此次冒昧来访，有秘事相谈。
原来，徐伯郊是周恩来亲自批准成立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成员，散落多年的乾隆皇帝所藏“三希帖”就是他们收购的。
得知徐伯郊的身份，张大千又惊又喜。思前想后，张大千最终决定，将《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两幅珍宝卖给国家。
就这样，《韩熙载夜宴图》和《潇湘图》两幅绝世珍宝，连同北宋刘道士画的《万壑松风图》及张大千收集的一些敦煌卷帖、其他宋人画册等十几件珍品，经张大千和徐伯郊“讨价还价”，共折价两万美元，相当于“半送半卖”，重新回到了故宫博物院。
周恩来称他是“真正的国宝”
1962年，文化部特为徐森玉颁奖，表彰他在文物工作方面的卓越成绩。周恩来更是亲切地称他为“真正的国宝”。
1971年5月，徐森玉去世。20世纪80年代，徐森玉的子女遵照他的遗愿，将其珍藏的一万多册珍贵古籍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香港秘密收购小组”的行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郑振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他从各方获知，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古代珍贵的书画、版本图籍等流往了香港，其中有不少属于国宝级文物。而一些外国机构、公私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聚集香港，随时准备将这些国宝级文物攫取而去。
郑振铎对此忧心如焚，将此事上报给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立即决定成立“香港秘密收购小组”，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专款，用于收购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1951年3月，国家文物局“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
制定好收购任务和收购重点后，郑振铎考虑该由谁来具体负责这项艰巨而辛苦的工作。这个人选不仅要具备高深的鉴赏水准，还要有清正的人品，值得百分之百信任。郑振铎觉得，此人选非徐伯郊莫属。
此时，徐伯郊是香港银行界的高层，不仅有出手阔绰、交友广泛、信息灵通的优越条件，而且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具备精深的古书画、古版本鉴定知识。
小组成员由徐伯郊、沈镛、温康兰（注：著名侨商，抗战胜利后在港开展统战工作）三人组成。具体分工是，时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的徐伯郊负责接洽、鉴定及议价等事宜，时任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副经理的沈镛与温康兰负责付款等具体事务。
徐伯郊等人在香港成功回购的第一批国宝，竟然是散落多年的乾隆皇帝所藏“三希帖”中的两帖，即王珣的《伯远帖》和王献之的《中秋帖》。（注：另一贴为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
据传，辛亥革命后，此“二希帖”被光绪帝的宠妃瑾妃带出宫，偷偷卖给了古董商郭世五，后又被郭世五带到香港。郭世五家道败落后，其子郭昭俊将“二希帖”抵押给某英国银行。由于抵押期满，郭氏无力赎回，此稀世之宝被银行拍卖。
得知消息后，徐伯郊力劝郭氏将国宝卖给祖国，并利用自己在香港金融界的关系，将“二希帖”从银行保险库中提出，与郭氏一同前往澳门推进收购事宜。最终，以港币35万元的价格，将“二希帖”带回北京。
来源：新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