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19日，此时距离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傅作义在绥远约见了时任南京政府国防部部长、他的山西老乡徐永昌，并向徐永昌吐露一条惊天的“潜伏计划”。
据《徐永昌日记》记载，上午九点，傅作义来到了他的住处，神秘地对他说此地不能谈话，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住处。
随后，傅作义向徐永昌说，现在他兵力不济，必须和共党联合，以求生存。在联共的名义下，他会争取时间，用一个时期来整理军队，“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利用合作农场，只要半年的时间，他就可以把部队扩大到20万。
此时的傅作义早已宣布起义，他要这么多军队干什么呢？
傅作义向徐永昌分析了共产党在未来可能失败的几个因素：一、外交上孤立；二、经济上贫困，粮食不足；三、军队向南推进太快，导致后方空虚，犯了兵家大忌。
还向徐永昌献策，要在经济对新中国实行封锁，“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其兵力”。
傅作义认为，在1950年3月到4月的春荒世界，新中国将遭遇一段“最痛苦之时期”，这个时候，如果国内国际上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那么他就可以趁机而动了。
说罢，傅作义“痛哭”，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徐永昌颇为感动地说道：“想不到你要走此艰难之途径。”并自叹不如。
不过，据徐永昌记载，蒋介石在听到傅作义这个瞒天过海的计划后，却完全不看好，当时蒋介石听后“摇首，谓很难成功，一定画虎不成”。
傅作义的“寓兵于农计划”，在时任华北局的第一书记的薄一波的回忆录中能得到佐证。据薄一波回忆，这期间傅作义曾和他有过一次谈话，谈话内容主要有3点：
第一点是表示忠心，说一定会把绥远完全解放区化，把旧部解放军化；
第二点是他从前的1.8万干部，必须给予安置，“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去修渠开垦”；
第三点是傅作义个人的工作安排，他说自己学识不够，无法继续在军队任职，“后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
薄一波和他谈话结束后，就把他的意愿汇报给了中央，中央于是提名他为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
结合徐永昌的日记和薄一波的回忆，我们会发现，傅作义确实没有对徐永昌撒谎，他确实认真执行了答应蒋介石的“寓兵于农计划”。
他向新政权表示忠心，声称要把绥远解放区化，旧部解放军化，这些不过是幌子，真正的目的则是把旧部安排在绥远农村，自己以某种方式和他们暗中联系，等待1950年困难到来，他们便待机而动。而在那个时候，他们早就已经通过合作农场，“增至二十万人”，成了一支足以撼动局面的力量，足以配合蒋介石的行动。
傅作义的话，在前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晚年的回忆中也得到了证实。
据师哲晚年回忆，傅作义在成为水利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主席，说自己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枪支存在什么地方。毛主席对此并不吃惊，告诉他：“你留着用吧。”傅作义当然不敢再留着用。
一年前“寓兵于农、待机而动”的计划有多么雄心勃勃，现在的傅作义就有多么尴尬。他一没等来1950年三四月的春荒，二没有把自己的部队“增至二十万人”，新中国在外交上没有被彻底孤立，经济发展蓬勃有序，军队向南推进，也没有给别人留下趁虚而入的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