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毛主席指示特赦国民党战犯：“还有一些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20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呀？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1975年特赦的战犯，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七次特赦。第一次特赦是在1959年，第二次特赦是在1960年，往后基本是一年会特赦一批战犯，从第一次特赦到第七次特赦，可不有些年头了，毛主席决定要还他们自由。
对国民党战犯情况了如指掌的毛主席还亲自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在名单里，有一位战犯让毛主席感慨良多。
他曾加入共产党，为革命舍生忘死，也曾两次加入国民党，最后一步步沦为国军战犯。除此之外，这个人还跟毛主席和周总理有着密切关系，他便是与毛主席的母亲有着亲戚关系的文强。
文强为何从共军变成国军了呢？既然他跟毛主席和周总理关系密切，为何他的名字没有被列入第一次特赦名单中呢？他特赦后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文强与毛主席结缘是在童年时期
1907年，文强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一个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早年曾在日本帝国大学攻读法科（父辈是文天祥二十三代子孙）。
文强与毛主席的母亲有着亲戚关系。根据文强的回忆得知，他跟毛主席结缘童年时期，毛主席比文强大14岁，当时毛家的经济条件比文家差很多，毛主席经常去文家，文家也会给予帮助给他。
文强与毛主席以表兄弟相称，他叫毛主席为“毛大哥”。
文强跟毛主席的弟弟毛泽覃是中学同学，由于两家人往来密切，所以毛泽覃跟文强的关系很好，就像是亲兄弟，有时他们还开玩笑，说文强是毛家的“编外人员”。
身为大哥的毛主席对两个弟弟很好，除了关心他们的学业问题之外，还很喜欢跟他们开玩笑。
文强是在贵族学校念的书，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再加上他的父亲与孙中山、黄兴、徐特立等人是好友，这使得文强受到革命的熏陶。
1925年夏天，文强跟毛泽覃一同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学生。
跟文强同班同学的有周总理的弟弟周恩寿，后来文强是通过周恩寿认识的周总理。一天，周总理讲课时，给同学们抛去一个问题：“谁会做记录？”
文强举手了，周总理原本以为他只会做简单的记录，没想到文强却给了周总理一个惊喜。周总理发现文强会速记法，而且能较全面、准确地记下讲课内容，这让周总理对他刮目相看。在这之后，文强跟周总理便熟络起来。
不久，文强就在周总理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期间，黄埔军校的学生既可以加入共产党，也可以加入国民党。当邵力子介绍他参加国民党时，他自然也同意了。
后来一次事件的发生，让文强退出国民党，但保留了共产党的党籍。
周总理跟邓颖超在广州结婚的时候，文强还应邀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北伐战争中，文强随同朱德进入四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随周总理率领的部队到福建、潮州，在潮州打了一仗，文强所在的部队被打散，混乱中他跟着几个人逃去香港，后来又辗转回到上海。
当时局势动乱，文强听从中央的安排，暂时先回老家，等待指示行动。
长时间的等待让文强焦虑起来，始终没能等来消息，文强只好离家去了四川万县。一次偶然的机会，文强碰到中共四川特委委员，在他的帮助下，为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到川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担任党支部书记。
1931年，由于被叛徒沈天泽出卖，导致文强被抓捕。后来从狱中出来后，又遇上王明路线，文强面临着审查，无奈之下，他带着妻子逃出。文强本来是想找周总理的，但是因为没有找到，无奈之下回到老家做起记者工作。
与此同时，文强的出走也惹怒了四川省委，他们开除了文强的党籍。
辗转的过程中，周总理其实已经为文强平反了，但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里，文强没有及时收到这个消息。
后来，文强在廖宗泽的介绍下，再次加入国民党。
成为国军后，文强并没有做出伤害共产党的事，他在国民党集团里主要负责搜集反日伪军的资料，因为在策反日伪军工作中表现良好，他的策反工作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所以被晋升为中将。
38岁的文强成了当时国军最年轻的中将。
1948年，文强被调至徐州任副参谋长。一年后，他在淮海战役中被抓捕。
文强被俘后，是按重要战犯对待，戴着脚镣跟手铐由山东解往北京关押，文强被送到北京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位于北京的燕山东麓，西面被群山包围，其他三个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平野，有缘去过秦城监狱的人，对它的描绘则是美丽的花园式院落，觉得周边环境很好，不过也有人感觉这里虽布满古迹，却透露着一股阴森，毛骨悚然。
秦城监狱对于文强来说，是一个不愿提起的梦。
在狱中，文强因表现好当上了组长。他这个组长当得相当成功，他不像其他组长那样，遇到什么事就喜欢打小报告，而是采取说服的劝解的方法，消除大家的矛盾。
平时，对于狱友的事情文强拎得很清，但是到了自己身上，他就开始犯糊涂了。
得知曾经的学生成了战犯，周总理还特意派萧劲光去看他。邓颖超大姐也很关心文强在狱中的情况，时不时问问周总理他怎么样了。
按理来说，文强在监狱里表现好，又跟国家领导人相熟，他的名字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是正常的事。然而事实完全相反，文强是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文强在狱中拒绝写悔过书。他说：“毛主席是我表哥，周总理是我的老师跟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这么多共产党大官跟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我不写！”
文强是不服气的，这里有个原因，文强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做出伤害共产党的事，他认为自己没有罪要认，再加上当年会加入国民党，也是被迫之举，不是他自愿的，不然他当初何必选择退出国民党而不是退出共产党呢？
所以，文强一直没有写这份悔过书，直到1974年毛主席决定还所有战犯自由后，文强才被释放出来。
文强出狱后，周总理已经是癌症晚期，身体虚弱的周总理已经没有办法自如地行动，当他得知文强出狱后，连忙派人接他来见自己，就这样，周总理躺在病榻上接见了文强。
看着脸色不好的周总理，文强感到很难过，当周总理问他：“为何不早写悔过书”时，文强一句话都答不上来，老泪纵横。
毛主席说，有工作能力的，可以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没有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给足路费，去了之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既然毛主席允许特赦战犯自由选择未来的定居地，那么文强的家人也希望他可以回到自己身边，面对家人们的牵挂，文强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待在大陆，哪也不去！”
不久后，文强就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馆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统一积极奔走。
后来，在台湾当局工作的蒋志云联系文强，说台湾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当战犯时台湾方面发给他的工资。然而 文强一分钱都没有收，他说：“我不能拿这笔钱，人们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侮辱我们老祖宗！”
2001年，94的文强与世长辞，结束了他艰难又坎坷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