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话说日本的大禹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造福东瀛的考察报告

话说日本的大禹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造福东瀛的考察报告

王敏

作者简介：王敏，国际儒联副理事长、（日）周恩来和平研究所所长、法政大学名誉教授

要旨

据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712）和《日本书纪》（720）记载：至少在公元5世纪初，王仁应天皇之邀赴日，受命出任皇太子的教授。从此，他带去的《论语》等中国古典入主日本，成为精英阶层的必修教程。

在成为经典范本教科书的“四书五经”中，“禹”大约出现31次之多，大禹治水的模式被深受自然灾害之苦的日本所接纳。于是，接地气的大禹不仅与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为伍，还被列入儒家的圣人君子之列，成为日本民间供奉的治水神“禹王”。

由于日本的自然灾害不断，禹王的作用也横贯古今。不过，对于日本大禹信仰这一文化形态的考察却起步于2006年。据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汇总的研究成果表明，迄今为止在日本各地发现并经过学术鉴定的相关实物、文物与史迹共计184项，遍布从北海道到冲绳的全日本版图。

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时间段是从甲午战争到1972年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在这长达78年的腥风血雨期间，日本国民分别在各地自发建立了18座镌刻有大禹名字的纪念石碑。这足以说明儒学所承载的以大禹等为代表的亮点可穿越时代和疆界，根植异邦，融和民心。在此基础之上，日本的有志国民接纳笔者的倡议，从2010年起，在承受禹王文化润泽之地连续举办了七次日本禹王文化节峰会。2013年，成立了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首任会长是民间研究家大胁良夫，第二任会长是佛教大学名誉教授植村善博。

2015年，第七届东亚文化交涉学国际学术会议在发现首座大禹纪念碑“文命碑”的神奈川县开成町举办，来自七个国家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学会的主题是“亚洲的未来与责任”，“日本的禹王文化”为重头分科会。会议成果使用中日韩英四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播，并获得明仁天皇夫妇的赞扬，时任会长的笔者应邀进宫向天皇夫妇做了汇报。恰逢时任天皇的年号是“平成”，源出《尚书》和《史记》等古典中关于大禹治水而收获“地平天成”的记述①。

神奈川县开成町一带的大禹纪念碑群

疫情过后，相关日本大禹文化痕迹的新发现经久不衰，至今依然还在继续进行之中。大禹文化在东亚和日本的传播与作用，为我们提供了汉字文化圈互为交流融合的又一重要源流。无需赘言，此案例反证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史实，对于唤起文化自觉，开创建设性、高质量的新文明必将有所启示。对于应对当今的全球性生态危机，提供了有效的参考资源。

本考察报告意在以东瀛大禹文化所反映出的诸种现象为他山之石，力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同时期待以此为参考，增进与不同文明间的深层交流互鉴，践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职责。

一、日本大禹文化现存状况简介

笔者对于日本大禹文化的考察始于2006年。首个考察地点位于富士山附近的神奈川县足柄地区，那里有座1726年创建的神禹祠(现今的福泽神社)，300年来从未间断过对禹王的祭祀。当地还有以文命(大禹的别名)命名的石碑、学校、水渠、水门、隧道、桥梁等，无一不在讲述古往今来，大禹与此方风土的共生共融。

在足柄地区市民研究团队的先行参与之下，2010年，在神奈川县开成町召开了第一届日本全国禹王文化节峰会，此时在日本各地发现的相关文化现象迹象仅有18项②。紧接着2012年在群马县片品村，2013年在香川县高松市，2014年在广岛县广岛市，2015年在九州县臼杵市，2017年在山梨县富士川町，2019年在岐阜县沼津市，接连召开了七次峰会，大禹文化相关文物、实物等累计增加到140项。

首届禹王文化节广告

2013年，日本各地的大禹文化研究同仁自主成立了民间研究学会“治水神禹王研究会”（时任会长：大禹文化研究发起人大胁良夫）并发行了会刊，2015年成立了鉴定审查大禹相关历史遗址和文物的审委会。2015年5月9日—11日，在神奈川县开成町成功举办了第七届东亚文化交涉学国际学术会议。

2013年6月，足柄地区背负的富士山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东渡日本的大禹文化与富士山这两种文化象征的并存，意味着东亚文化经过相互接触、渗透、变异、融合，既互为主体，又交流互鉴，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文化生态，也为人类文明史提供了解析汉字文化圈混融文化的宝贵实证。

自2006年启动的日本大禹研究成果表明，迄今为止，在日本各地挖掘考证并予以研究的大禹文化相关文物、实物及史迹已达184项，分布在全日本各地。在此，仅举目前完成考证、年代最早中的几项简述如下。

1、文献中记录的最早的禹王庙

京都鸭川禹王庙是1228年修建的，江户时代前期，庙身尚存，之后便消失在历史的烟霭。依据文献中的模糊记载，仅剩下“夏禹王庙”的字样，可知其位置在今日京都的四条、五条之间的地段。

2、现存最早的禹王碑、禹王像

香川县高松市的名胜古迹园林、现名栗林公园中的《大禹谟碑》，建于1637年③。

《大禹谟碑》

禹王像是1630年铸造的禹王纯金立像，高约80厘米，现存名古屋市德川美术馆。

禹王像

3、关于禹王的最早文献

712年编纂的《古事记》和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

4、最早的禹祭

可以推断，上述1228年建成的夏禹王庙曾举办过祭祀。

而后在各地举办的禹祭诸多，遗留至今的约有10处。其中，神奈川县足柄地区于1726年修建的神禹祠(亦称文命社。现今的福泽神社)，每年都在5月5日举办丰富多彩的祭祀活动。

据神奈川县立公文书馆所收蔵的1879年的《神社明細帳》记载，始建1726的神禹祠(亦称文命社。现今的福泽神社)原名取自大禹的别名“文命”，其祭神为“夏禹王”。1841年的《新编相模国风土记稿》第一集班目村、川村岸之条中也提及了文命社，明确记载了“祭神禹”的史实。

大胁良夫摄影

5、最早的治水天皇：继体天皇

日本的史籍中提到：由天皇亲自主导并大获成功的治水工程始于1500年前。今日本福井县古时有一条名为九头龙川的大河，由于经年泛滥，民不聊生。此时，应神天皇的后人率民治水，拯救众生，被拥戴为第26代天皇继位，史称继体天皇（450—531年）。为纪念继体天皇的治水伟业，人们在俯瞰九头龙川的山巅，竖立起继体天皇的巨像，在附近修建了祭祀继体天皇的足羽神社和刻有神禹字样的纪念石碑。

位于福井県福井市足羽上町（足羽山）的继体天皇石像。由当地石匠自发修建，高5米，1884年完工。

6、参考大禹治水技术而修建的最早的水库：益田池（825年完工）

这是遣唐使空海归国后受命天皇，在奈良县橿原市指挥修建的大型水库。空海为水库题词：前尧后禹。④

《益田池碑铭并序》

7、最早的障壁画：大禹戒酒防微图

781年，日本的皇宫从奈良迁都京都，称为御所。直到明治维新的1868年，皇宫迁都江户，御所一直是历代天皇的住所和政宫。京都御所御常御殿隔扇上的障壁画《大禹戒酒防微图》，出自狩野派画家鹤泽探真（1834—1893）之手，于1855年完成。之前入住皇宫的同名作品是1641年而绘，也是狩野派画家的作品。

狩野派是日本绘画史上最大的画派，其最大特点之一是注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体系，并运用艺术的力量体现于画面。同时结合日本传统的审美视角，摸索出一整套和汉共融，相得益彰的画技，长期占据朝野各界的艺术殿堂。

戒酒防微的典故出自北宋刘恕的《资治通鉴外纪》卷二，夏史纪：禹时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如前所述，五世纪初，是天皇主导引进了论语等古籍，那是皇室言行规范的主要源流。仁德理念是圣贤的核心价值，也是形成皇室品格的指南。因此，东方式传统伦理更贴近古今皇室的价值体系。可以认为，皇室对于大禹的感悟自然与中国的帝王学、帝王图鉴的东进合流渐进的。

大胁良夫提供

8、体现大禹精神的年号：平成⑤

第125代天皇明仁天皇的在位期间从1989年1月8日到2019年4月30日。它所采用的年号是“平成”，出自《尚书·大禹谟》《史记》等记述的古代的中国梦：因大禹治水所抵达的理想境地“地平天成”。1992年10月26日，首次访华的明仁天皇夫妇参观了陕西碑林博物馆，目睹了《开成石经》中的“平成”字迹⑥。

日本国立博物館蔵「歴聖大儒像　大禹」。1633年，著名画家狩野山雪受命徳川义直而绘。为《十圣人图像》之一。

9、最早的浮世绘

葛飾北斎（1760-1849）的《夏禹治水图》，初见1836印制的《和汉绘本魁》。下图取自《和汉绘本魁初篇》。

《夏禹治水图》

10、最早的天井诗

位于静冈县东伊豆町的大川三島神社的天井诗。由当地的乡绅、政治家，木村恒右衛門(1834－1884)作诗，1853年被书写在神社的天花板上。用61个汉字组成的汉诗由八行组成，每行7字，用隶书书写。每个字都分别书写在30cm大小的白色正方形格子之中。

书灵雕桶虎龙蹲

性命元谁不裔绔

剑玺朶秝如日月

帝王万世照乾坤

尧舜雨露何须让

禹跡山川今尚存

殿上白诗嗔父老

落成灵庙着尘痕

天井诗（竹内晶子摄影）

11、最早的虫鸟文石碑

群馬县片品村的大禹皇帝碑，于1874年建碑。碑高2.3m、宽1.4m、厚0.9m。字体与内容与绍兴会稽山大禹陵的碑文酷似。其它尚在研究之中。

大禹皇帝碑（星野準一撮影）

12、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执笔，评述大禹文化与日本历史文化的专著

2014年出版的《禹王和日本人——链接东亚的“治水神”》。由笔者完成的这部专著在纪念NHK出版社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行，被收入“NHK BOOK”丛书。封面所使用的画面就是上述7中所介绍的京都御所中的障壁画：戒酒防微图。

《禹王和日本人——链接东亚的“治水神”》

13、第一部《日本禹王事典》

治水神禹王研究会所编撰的该事典由古今书院出版，2023年发行。以现任会长植村善博佛教大学名誉教授为首的团队集十年之研究成果，整理出165个辞条，并逐一配有相关现场和实物的照片、地图、路线，解说，严谨而准确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日本治水神禹王研究会制作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难以详尽介绍，接下来仅对被誉为日本大禹的角仓了以的考察加以介绍。

二、“日本大禹”角倉了以考

角仓了以(1554-1614年)出生在中医世家。自祖父这一代起，除行医之外还兼营商务。角仓了以自幼接受以儒教为核心的汉学家教，于1592年投身海洋贸易，获取当时统治日本的将军丰臣秀吉（1536-1598年）、德川家康（1542-1616年）等颁发的海运通商许可证“朱印状”，开启了日本早期越洋国际贸易的“朱印船”航线，一跃成为国际水运经贸的豪商。他以“富则兼济天下”为理念，传承其父数次往返中国，考察运河的经验，以大禹为楷模，倾囊私家财富，开凿疏通了大堰川、富士川、天龙川、高濑川等河道，成就了几代人践行水德的夙愿⑦。

流经岚山的大堰川是桂川和保津川的统称，上游叫保津川，下游叫桂川。它经由丹波山地、园部盆地以及龟冈盆地，直至京都盆地与淀川汇流，属于淀川水系，也是流经京都的一级水系。1605年，角仓家族主动请愿开凿保津川，仅用半年时间便疏通了30公里的航线，这种速度在当时被称作“神速”。

据《前桥旧藏闻书.六》等手记资料表明，成功疏通开发大堰川，加深了角仓了以与岚山的不解之缘。因大堰川保津峡一代与岚山的绝壁地段连为一体，便于登高眺望疏导治理之后的河流。1614年，角仓了以为了给跟随自己日夜奋战在开凿现场，献身治水的劳工们守灵，决定在岚山山腰修建大悲阁千光寺，并特邀法师开山⑧，山号岚山。

遵照角仓了以的遗嘱，晚年移居该寺并在此辞世之墓也安置寺中，以坚守他生前与劳工们同生死共命运的誓言。然而，一场巨大的自然灾害造成陵墓受损，人们只得将其转移到附近的二尊院中。不过，酷似大禹，手握石斧的角仓了以木雕任凭风吹雨打，依然镇守在岚山大悲阁千光，以角仓了以命名的嵯峨角仓町等地名至今依然使用，继续为古都京都站台。

岚山大悲阁千光寺网站

岚山脚下的花之屋旅馆原为角仓了以的旧居，其宴会厅“关鸠楼”，源于《诗经》，为修习儒学，文人墨客聚会所用。现在被选入“名胜建筑和庭园”，是象征京都的历史和文化的亮点。

在此必须一提的是，当今所说的岚山泛指岚山一带的风景区。其实景观之内群山连绵，其中只有一座名为“岚山”，高382米。即如上所述，岚山大悲阁千光寺的所在之地的岚山。

1614年建成的岚山大悲阁千光寺位于当今的京都府京都市西京区岚山中尾下町62号。原本从属三大禅宗之一的天台宗，在1808年改为黄檗宗，现在属于临济宗。

今日的大悲阁千光寺秉承昔日古朴的风格，不像“千光寺”的名字那般富丽堂皇，金碧辉煌。经过百年的风吹日晒，木柱的颜色已经发黑，只有房梁上的木梁出于防虫需要，用黄漆涂饰过。寺庙内部虽然质朴，却一尘不染，不乏禅心。古朴的风格与满山翠松相互呼应，浑然天成一体，引人入胜。

三、史称日本大儒的林罗山撰文的

日本大禹之墓碑文考

角仓了以之长子角仓素庵⑨从父命完成了日本大禹的木雕和安置之后，随即特邀大儒家林罗山（1583-1657年）为父亲撰写墓碑文。身为角仓家塾之师的林罗山满怀崇敬，挥毫写下《河道主事嵯峨吉田（角仓）了以翁碑铭》。吉田是角仓的旧姓。

石碑高约2米，宽90厘米，左上角部分破损，碑文2000余字。碑文中个别文字模糊，难以辨认，收录在伊东宗裕编《林罗山文集》509-512页。

在碑文中，林罗山这样写道：“慕其赐玄圭兮，笑彼化黄熊”。“圭”指了以的父亲，“黄熊”援引中国的神话传说。大禹之父鲧曾经化身黄熊治水。显然，林罗山无愧为日本近代的大儒，汉学造诣非凡，古籍运用自如，对角仓了以的治水贡献赞誉有加。据此，角仓了以才被定位为日本的大禹。

林罗山在1629年11月完成上述《河道主事嵯峨吉田了以翁碑铭》之后，12月从京都启程赶赴江户，途经尾张藩即名古屋停留并写下了《拜尾张圣堂》一文。其中提及圣堂：“有金像。尧、舜、禹、周公、孔子安其中”。大概难以忘怀角仓家族学以致用儒学的践行，林罗山开始提倡推动圣贤的具象化。

此后，儒画家狩野山雪在1632年作画圣贤图群像《历圣大儒像》，这容括21幅的巨作中包括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王、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1636年，朝鲜通信使副使金世濂（号东溟）特为这组画卷撰写颂词。

现如今《历圣大儒像》中有15幅，包括大禹像在内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其他6幅收藏于筑波大学⑩。

四、高泉性潡的诗作考

高泉性潡又称黄檗高泉（1633-1695年），是出身福建省福清市的黄檗僧人。俗姓林，字高泉或良伟，号云外，又称昙华道人。十三岁出家在故乡的黄檗山，师从隐元隆琪的门人慧门如沛禅师，并嗣其法。1661年，29岁的高泉应隐元之邀，入京都黄檗山万福寺。后出任法云院寺住持，血书《妙法莲花经》《元觉经》《维摩经》30余卷。并开山献珠寺和佛国寺。他还为隐元守灵百日，为后水尾法皇献上十牛图，屡入皇室说法。时有“诗南源，文高泉”之说。1675年,高泉撰《扶桑禅林僧宝传十卷》，翌年，又编《东国高僧传十卷》等，著述等身。如《尚有洗云集十卷》《佛国高泉禅师语录八卷》《山堂清话三卷》《东渡诸祖传》《法华略集》《翰墨禅》《高泉禅师语录》《有马温泉记》《释门孝传》各一卷等。1692年，他出任第五代万福寺住持，先后两次被日本灵元天皇赐号国师。1705年被赐号大圆广慧国师；1727年被赐号佛智常照国师。后世尊高泉为黄檗山中兴之祖。

在通往岚山大悲阁千光寺的山道入口两侧，矗立着一对花岗岩石碑，高226cm，宽39cm，厚29cm，碑文就取自曾经短期出任该寺住持的黄檗宗传人高泉性潡（1633-1695年）的七绝：《登千光寺》。

千尺悬崖构梵宫，

下临天地一溪通。

何人治水功如禹，

古碣高镌了以翁。

石碑上高泉二字清晰可见。这首诗被收录在由黄檗文化研究所《高泉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辑、黄檗山万福寺文华殿于2014年3月发行的四卷本《高泉全集》（Ⅱ诗文集篇）第二卷⑪。据高泉年谱记述，1678年，高泉应邀为佛国寺开山，并短期在佛国寺（今京都伏见区大龟谷敦贺町佛国寺）担任住持。从时间推断，该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此期间。

在诗名之后，有两行小字。即“寺之左有了以翁碑翁劈山溪有功今造像尚存”。显然，高泉对于寺内的状况和布局十分详尽。“了以翁”指角仓了以，“了以翁碑”指刻有大儒家林罗山(1583-1657年)撰写的赞颂日本大禹角仓了以人生的墓铭碑：《河道主事嵯峨吉田了以翁碑銘》。

高泉性潡之所以与岚山大悲阁千光寺结缘，是因为其品行才华，赢得了佛法界的敬重。结合笔者对岚山大悲阁千光寺现任住持大林道忠的采访内容来看，正是基于高泉的厚望，当时的住持才特邀高泉来寺指导三月之久。

高泉的诗作，既有对岚山大悲阁千光寺的感谢，也有对林罗山的呼应，更体现出在那个时代，中日间相互汉诗唱和，汉学互融的文风。因此，笔者认为，本为天台宗的岚山大悲阁千光寺突然从1808年起改属黄檗宗，改宗的缘由不会与黄檗宗的高泉之遗风的影响不无关联。

《登千光寺》（鸟泽Bruce摄影）

五、琵琶湖疏水映禹魂

日本最大的湖泊是440万年前形成的琵琶湖，面积为669.26平方公里，蓄水量为275亿吨。为将丰富的水力资源调往京都，滋润万民，从1885年起，日本就启动了史无前例的疏水工程。直到1912年，调水事业胜利闭幕。

引日本第一大湖的水力发电，从根本上改变了京都连同周边各地的民生，国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观。京都的大街开始通行亚洲第一辆市营有轨电车，电灯照亮了千家万户，运输、灌溉、城市防灾、卫生环保、生活用水所有一切的驱动都归功水力发电的问世。更重要的是琵琶湖疏水事业是不依靠西方人力物力，日本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而完成的水力发电设施，也是亚洲各国刮目相看的科学兴国的模范案例。

其实，琵琶湖疏水的最早提倡者和设计师是角仓了以。然而，他却在受命开凿天龙川期间因终年劳累过度，61岁之年谢世。不过，他壮志未酬身先死的人生经历和遗愿，为后人留下了值得参照的模式。

据1897年即明治30年发行的权威性少年杂志《少年世界》记载，角仓了以的传记《治水长者》颇受社会各界欢迎，是世人公认的英雄人物和励志模范。因此，就在琵琶湖疏水全面完工的1912年，岚山风景区的开发与京福电气铁道同时启动。在与岚山大悲阁千光寺隔河相对而望的龟山公园，树立了角仓了以的铜像，以纪念传承大禹精神而奠基造福后人的角仓了以。然而，原有的铜像在侵略战争中被强行充当制造武器的材料，1988年才得以重建还原。

疏水，是水利技术中重要的一环，源自古代的先进科学——大禹的疏通式治水。角仓了以正是运用大禹疏水的成功经验，治理了日本的山川河流，并且构思策划了琵琶湖疏水之梦。1881年，工部大学的学生田辺朔朗（1861--1944）经过严密的现场考察，提交了论证角仓了以策划的琵琶湖疏水工程的论文：《论琵琶湖疏水工程计划的可行性》。论文一鸣惊人，荣获了领先世界的意大利土木工学领域授的最高奖。1883年，田边刚一毕业就被京都府雇佣，年仅21岁的他被授予即将启动的琵琶湖疏水工程的领导权，在京都府知事的亲自指挥下付诸实施。1885年，琵琶湖疏水工程正式启动！日本大禹角仓了以的事业后继有人！

田辺朔朗从五岁起就开始接受汉学教育。专攻土木工学之后，自幼打造的雄厚的汉学基础，为他奠定了关注并选择琵琶湖疏水事业的宏伟设计的知识结构。是汉学拉近了他与素昧平生的角仓了以的距离，是大禹精神连接了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物。因为在汉字文化圈内，在日本，大禹被奉为土木工学和建筑、水利事业的鼻祖。所以，田边选择的论文题目和职业绝非偶然。

琵琶湖水工程结束之后，田边肩负近代化发展的重任，为日本贡献颇多。晚年，他选择定居角仓了以的故土京都，在京都大学教书育人。辞世前他亲自为自己决定“戒名”：水力院释了以大居士。不难看出，“水力”表示他为之鞠躬尽瘁的专业，也是他所献身的归宿；“了以”倾诉着他对角仓了以的敬重和传承，脉脉连结远古的禹魂。

时至今日，琵琶湖疏水依然发挥着京都水源的作用，携同水力发电事业，支撑着京都市民的生活。寻根问本，根植日本的大禹精神滋润着完工近代的琵琶湖疏水工程的原点，营造了日本在亚洲超前过上衣食住行电气化的生活底蕴。这既是汲取汉字文化圈的智慧，造福日本的成功案例，也自然成为而后中国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改造提升自身的参考。

综上所述，大禹、角仓了以、田边朔朗，三人时跨汉字文化圈不同的区域，传承着数千年的文明精神，求索同一个理想，其结果竟自然生成一座境外大禹文化圈。

六、周恩来与“日本大禹”

经笔者考证，率领日本国民开山凿河的角仓了以的模范形象除了读本之外，还被选入供外国学生使用的日语教材，松本龟次郎（1866-1945）所编撰的系列教材就是一例⑫。编者曾经使用这些教材的内容，在1917-1918年之间，为留学生周恩来补习日语。上述有关日本大禹的相关信息当引起周恩来的注目，并且被当作引以为鉴的“他山之石” 。

在对教材进行考察的同时，笔者还从旧书店发掘出了其他相关资料。如在周恩来留日期间的大正6年（1917年）9月5日，和乐书屋出版发行了导游手册《实地踏测京都市街全图》，其中予以重点介绍的地点和人物与上述教材的内容有所重叠。综合这些资料，结合笔者近二十年实地考察的结果，基本可以推断1919年3月中旬至4月5日之间，周恩来曾经二次造访岚山。当时他在四条大宫车站上车，乘坐1910年开通的京福电气铁道，在终点站岚山下车。

恕我在本文省略考证细节，直接阐述结论。

1919年4月5日，岚山大悲阁千光寺迎来了21岁的留学生周恩来。可以想象，与上述肩负琵琶湖疏水事业重任的田边朔朗的同龄人，周恩来在这里面对角仓了以、林罗山、黄泉、田边朔朗的遗迹，登高远望，眺望京都全景，思绪澎湃，构思了《雨中岚山》和《雨后岚山》这二首诗。

诗中所描写的“登高远望青山缈缈”的景致，夜幕中俯瞰入目的“数十电光，照亮了那黑暗的城市”，唯有在岚山大悲阁千光寺中才能尽收眼底。

在总理当年登高远望的位置所拍摄的景致，和雨后岚山诗中所描述的一样。（王敏研究室撮影）

在考察岚山前后，周恩来还考察了琵琶湖疏水相关的水力发电站等配套设施的现场。1971年1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乒乓球协会后藤钾二会长一行时难以忘怀的提道：“我归国前在京都停留了一个多月。曾坐船穿越山洞，前往琵琶湖。琵琶湖十分美丽” 。这个山洞，指的就是1912年建成的琵琶湖疏水隧道。

2021年11月7日，在访谈日本科学技术厅原厅长近江巳记夫时，他提到了1972年5月，作为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成员，受到了总理的接见。总理格外亲切地握着他的手说：“从你的名字看，大概老家是滋贺县吧？琵琶湖太美了！我是在新绿尽染的季节去的。杨柳飘逸，樱花绽彩……”⑬

驻大阪总领馆的王泰平元总领事也告诉笔者说：周恩来在1971年1月10日说过， “五十年前我去过琵琶湖，印象很深。是1919年3月去的。”

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琵琶湖之行，事隔几十年后又再度提及，除了那山那水之秀美，还有考察继古代的先进科学——大禹的疏通式治水之后，琵琶湖疏水工程所反映出的创造性传承，即近代科学型治水的后续状况。

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多次造访了园山公园，并留下了《游日本京都园山公园》、《四次游园山公园》这两首诗作。诗中所写的“小池边杨柳依依”，如今依然随风飘荡，记载着那百年前的过往。园山公园内的人工湖和喷泉就是利用琵琶湖的水源建成的共享水文化的象征，园山公园也是考察琵琶湖疏水工程配套设施的必经之路。近旁的南禅寺中有座红砖高筑的拱形桥式空中水渠——水路阁，于1888年完工。为此，千年古刹南禅寺宁愿砍掉数百株见证历史的老松，献地造渠，引琵琶湖水进京⑭。

青年周恩来造访了岚山大悲阁千光寺中的角仓了以木雕，儒学大家林罗山的碑文和高泉的咏禹诗作。这些都围绕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大禹精神形成一道亮丽的中日历史文化交融的结点。这势必引发周恩来胸中强烈的家国情怀，因为他的人生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与为中华民族之崛起的初心脉脉相承。

因此，建国后第二年的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将大禹定位为科学的先驱者，大禹模式为建设新中国所需要的精神文明。他还说，解放后20年来最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

1954年，他提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化目标，组织制定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规划》。

难忘1979年4月16日，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定，邓颖超女士应邀参加关西经济界发起建造的《雨中岚山》诗碑的揭幕仪式。就在致辞之时，突然雨临岚山，不多时又转化成“一点光明”穿云而出的景致，《雨中岚山》诗中的描写神奇再现⑮。

值得注意的是，雨中岚山诗碑的30米之外就是1912年建成的角仓了以的铜像。践行大禹精神的角仓了以铜像与周恩来雨中岚山纪念诗碑相视而望，当归天意巧用神功鬼斧。

1919年4月5日，周恩来曾在此瞻仰角仓了以的铜像！60年后的1979年，周恩来的雨中岚山纪念诗碑竟然与昔日造访的铜像成为近邻。

雨中岚山纪念诗碑（刘莉生摄影）

角仓了以的铜像（来自网络）

七、周恩来的大禹缘

周恩来对于大禹的认识非同一般。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阐述。

其一，周恩来侄女周秉宜女士告诉我，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1818~1898年)是水利专家，三次出任清河县县知，其长子也继承父业，专管水利。万青选上下四代都从事水利事业。周恩来儿时在外祖父家生活过，对于水利方面的知识耳熏目染。

其二，1946年9月、在接受美国記者李勃曼采访时⑯，周恩来回答说，从8-10岁起就经常到外祖父的书房看书。第一本小说是《西游记》，最喜欢的作品人物是孙悟空。孙悟空的金箍棒原本是大禹治水的工具。大禹和孙悟空的故事合二为一，给予幼时周恩来的冲击可以想象。

其三，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大约写了52篇作文，其中九篇以大禹典故为鉴，占整体的近六分之一⑰。可见大禹的力量已经上升到精神层面。

其四，周恩来的祖籍地绍兴约有127处禹迹，自古以来就有祭祖祭禹的习俗。1939年3月29日，周恩来偕同亲友在绍兴扫墓祭祖时，特地转道大禹陵，瞻仰禹王庙全景。《周恩来与故乡绍兴》⑱一书中就曾提到：当时，周恩来注意到大禹塑像后壁上的油彩画有9把斧头，还笑着说“是象征九州吧？”。

此后，周恩来对大禹陵石碑上气势雄伟的“大禹陵”三个字赞叹不已，特在碑前拍照留念。接着又和族人亲友在通往禹王庙大殿的百步禁阶上合影留念。此外，周恩来对刻在大殿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地平天成”也颇有所感，了解到是绍兴著名书法家李生翁先生的手迹后，还让随员持他的名片前往探望，对他传承大禹功德表示仰慕⑲。

周恩来祖籍纪念馆提供

同年4月2日，周恩来在《东南日报》上发表感想，引用了大禹精神。他说：“绍地民族精神之史略，如大禹王与越王句践之耐苦奋斗意志，均足以资模仿”。大禹的业绩在周恩来心目中的定位是民族精神所致，是体现优秀中华文明的结晶。

其五，周恩来在建国后第二年8月24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明确将大禹定位为科学的先驱者，为建设新中国所需的参考。他说：“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⑳。

其六，1973年10月，病情加重的周恩来在陪同加拿大总理参访洛阳龙门石窟，途径禹王池时，特意停住脚步，将手伸进禹王池；在宾阳洞禹王台，对龙门石刻图片爱不释手。周恩来生前最后的“出差”仍然有大禹“作陪” ㉑。

正因为和大禹有着千丝万缕的精神交流，周恩来才选择在1919年4月5日清明时节“二次游岚山”，探访日本大禹角仓了以修建的岚山大悲阁千光寺，以遥祭中日共同的禹魂，再铸初心。

据此可以认为，上述的系列考察是互通互动的，从角仓了以开始，大禹、高泉等人物的存在也为认识中日共同编织的交流史提供了可靠的素材。从这个角度来整理周恩来的京都考察，自然能够感受到中日间不同于其他国家间的特殊的历史文化关系，发现内在的共同拥有的精神遗产。

据专家们所言，在笔者的相关论作发表之前，中日都尚无解析周恩来和角仓了以的相关关系，并通过实地考证，从中日历史文化交流史的角度梳理和阐明岚山之行的相关先行研究。小文有所涉及，并进而理清二首咏岚山的诗作之背景，当有赖于总理后人周秉德、周秉宜女士的教诲，中日诸位研究家的指导。

2014年，总理后人造访日本，参加在法政大学举办的樱花诗会。

2022年4月5日清明节，世界依然被疫情所笼罩。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笔者与有志同仁在岚山大悲阁千光寺建立了雨后岚山纪念诗碑，并创办了周恩来和平研究所。只求为后人留下一块简朴且真实的路标，踏着总理的足迹，求索不止。

雨后岚山纪念诗碑

结语

落地日本的大禹文化和践行大禹精神的角仓了以的人生，是反映汉字圈内不同地区相互渗透、相向而行的象征性案例。同时也折射出在世界大变局的今天，值得互鉴的启示。

1.以日本为例，在递进发展本土特色的过程中，往昔的汉字文化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借鉴不仅底蕴深厚，而且经久不息。这些区域曾经兼收融合了汉字文明的教养体系，尽管其接受程度和认知范围各具风格，但相对其他区域而言，其深度和广度毋宁质疑。

2.日本的大禹文化形成过程告诉我们，日本人的主动移植和自觉选择是源远流长的基点。正因为大禹文化逐渐融入日本的风土和民众的生活之中，才得以在不断的交融演变过程中生根立足。这一流程致使日本的大禹文化具有中日两国混融文化的显著特征，并且反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性、渗透性、普遍性、持久性等特点。

3.以中国域外大禹文化为切入点，不难发现东亚间的多元交流历经相互接触、渗透、演变、融合，终将选择存小异求大同的价值取向，自然形成具有东亚特色的文化生态。如山东省敏锐的洞察到时代所需，率先把岚山的亮点导入海外青少年教育研修的对象。

中日和平岚山研学基地

4.大禹文化历经千年的民间实践，不仅把中日国民联系在一起，而且互联互通到了东亚、东南亚等地㉒。其传播和应用范围之广，跨度之大源自大禹文化的恩惠可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所共享。例如，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常年和日本的治水神禹王研究会互访互动，分别制作了中国和日本的大禹图鉴，加速了两地各领域的前进步伐。

《中国禹迹图》，绍兴市鉴湖研究会制作

5.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广泛运用于中日关系、亚州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相关的各个领域，尤其能够在文化交涉学、跨文化交流、传播学等学术领域做出贡献。特别是对于学习把握“二个结合”的内涵，不乏生动有力的佐证，为建设高质量进化型新文明生态，添加一粒沙石。

6.汉字文化圈内部的人口大迁移伴随着知识与智慧的共同运用与共同开发。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最古老、最原初的知识平台的基础框架，也是牵动、引发全球不同种族和区域互动的强韧的核心纽带。其中，典籍有关大禹的记载对其传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以此为鉴，对于类似接地气的亮点开发不失重大课题。

7.大禹是东亚原始文化共同体的认知象征，大禹文化是读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以大禹为媒介，一经追宗求源、以史为鉴的文化梳理，相关区域的当代人易于应运而悟，并予以呼应。这是认识当今日本以及境外认知中国的一隅。它不可能涵盖整体，也绝非空口侃谈。把握时代的变化与时代精神的走向以及不同时代的生活者的价值取向，亦有助于读解境外，同时也是读解中国的途径，这是一种双向的互鉴互动。希望对境外中华文明海外传播的考察和研究将对中外战略性互惠关系的发展提供参考，为东亚与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8.大禹文化蕴含着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疏导而不是堵截，顺应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是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的基本传统。面对今天全球性生态危机，可从中吸取打造当代生态文明的智慧。大禹文化在日本、东亚的传播与应用为我们提供了文明间交融汇通的又一重要源泉，而这一源泉也当成为全球建设生态文明的共同参考资源。

最后，请允许我向国际儒联、与会代表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注释：

①王敏著、饶琼珍译：《禹王与日本人》，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年。

②王敏：《日本禹王传说的今生前世》，详见吴伟明主编《中国小说与传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在创作》p134-144，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③王敏：《汉魂与和魂》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

④“益田池碑铭井序”。中央有“前尧后禹”。被尊为日本三笔的空海的真迹（国立国会图书馆藏）

⑤王敏：《平成年号与日本的大禹信仰》，出自刘玉宏主编《中日神话传说比较研究》p162 -18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

⑥王敏：《日本皇室物语》日本三和书籍，2022年。

⑦森洋久编：《角仓一族与那个时代》日本阁出版，2015年。

⑧王敏：《岚山的周恩来》，日本三和书籍，2022年。

⑨角仓素庵（1571-1632），江戸时代初期的土木工程事业家、儒家、书法家、贸易商。

⑩相关文献可参考吾妻重二的《江户初期学塾的发展与中国·朝鲜——围绕藤原惺窝、姜沆、松永尺五、堀杏庵、林罗山、林鵞峰等人》（《东亚文化交涉研究》第2号，2009年，57-58页）；野裕史的《狩野山雪作品〈历圣大儒像〉再考——以林罗山的道统论为中心》（日本儒教学会2018年度大会，2018年5月13日）。

⑪第689页，被分类排列在《佛国诗偈》之中。

⑫《松本龟次郎选集》第一一七卷，日本东至书房，2011年。

⑬王敏：《周恩来与日本》，日本三和书籍，2022年。

⑭王敏：《穿越日本的大同》，亚州太平洋观光社，2022年。

⑮李海文主编、村田忠禧鉴译：《周恩来的足迹》，日本社会评论社，2023年。

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周恩来自述》，2009年。

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天津南开中学《周恩来南开中学论说文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

⑱杜世嘉、朱顺佐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⑲感谢绍兴周恩来祖籍纪念馆提供相关资料并予以指导。

⑳王敏：《周恩来的留生活》，日本三和书籍，2023年。

㉑顧宝子，杜秀仙：《周恩来最后600天》，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年。

㉒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期待日后有机会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