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诗人与佛门有缘，佛门中也颇见诗之苗裔

诗歌与佛教的关系是双向的：不只是诗人与佛门有缘，佛门中颇见诗之苗裔。佛教的教理往往以偈颂的方式表达，偈颂与诗则是“近亲”——有些偈颂与诗几无二致。更有意思的是，僧人之中有不少诗翁，吟风弄月的兴趣似乎超过了青灯黄卷。虽说是尘缘不净，却也在佛教与士大夫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有意无意地扩大了佛教在读书人中的影响。

诗僧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诗家讲“缘情”，僧家讲寂灭，从道理上讲，“诗”与“僧”凿枘不相容。但是，自佛教昌大于中土的南北朝至晚清，以诗名世的僧人历代史不绝书。仅以唐代论，《全唐诗》便录有诗僧115家、诗45卷，《唐才子传》提及唐代诗人398名，其中诗僧便有53名，足见禅林诗风之盛。对于这一现象，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概括道：

自齐、粱以来，方外工文者，如支遁、道猷、惠休、宝月之俦，驰骤文苑，沉淫藻思，奇章伟什，绮错星陈，不为寡矣。厥后丧乱，兵革相寻，缁素亦已狼藉，罕有复入其流者。至唐……有灵一、灵彻、皎然、清塞、无可、虚中、齐己、贯休八人，皆东南产秀，共出一时，己为录实。其或虽以多而寡称，或著少而增价者，如惟审，护国、文益、可止……等四十五人。

这就勾勒出了诗僧现象源起流变的大致脉络。

钱锺书对此也有一个梳理：

释氏作诗，唐以前如罗什《十喻》、慧远《报偈》、智藏《三教》、无名《释五苦》、庐山沙弥《问道扣玄》，或则喻空求本，或则观化决疑，虽涉句文，了无藻韵……初唐，寒山、拾得二集，能不搬弄翻译名义，自出手眼；而意在贬俗警顽，反复譬释，言俚而旨亦浅……僧以诗名，若齐己、贯休、惠崇、道潜、惠洪等，有风月情，无蔬笋气；貌为缁流，实非禅子，使蓄发加巾，则与返初服之无本（贾岛）、清塞（周朴）、惠铦（葛天民）辈无异。

他在勾勒脉络中杂以评论，评论的标准是诗歌的风格与价值，评价相当中肯，同时指出文士与僧人之间并无淄渑之别，也很有见地。只是诗僧中自有标格卓迥者，并不止于上述诸人。

一

早期诗僧首推东晋的支遁。前面已谈到他与名士文人交往的情况，而他本人不仅清谈超妙，诗也写得相当不错。《广弘明集》中收有其作品二十一首，其中半数为《赞佛诗》《长斋诗》一类佛教题材，其余则为《咏怀》《述怀》等感物咏志之作。佛教题材写得词采华美，但缺少诗味；咏志诗介乎玄言与山水之间，既直言老、庄玄理，又描写“芳泉代甘醴，山果兼时珍”的山林生活，后者与谢灵运等人的山水诗情味仿佛，在诗坛有一定的影响。但支遁在当时，主要面目还是在“僧”，而不在于“诗”。他的佛学修养深湛，著有阐说般若与禅的多种著作，对顿悟也有独特的理解，成一家言。所以，他虽能诗，却还不是典型的诗僧。

《神骏图》（局部），中间为支遁

最早一批以诗名著称于世的僧徒是南齐的惠休、道猷及宝月，三人同列名于钟嵘《诗品》。《诗品》录两汉至齐梁间的五言诗人，时间跨越六百余年，仅著录122人，故入其品第者均为一时作手。惠休等虽列于下品，却也说明已具有相当的“知名度”。

三人中，惠休的名气尤大。惠休俗姓汤，字茂远，生活于刘宋时代，入齐而终，与诗人鲍照、颜延之同时代而略晚。青年时代为僧，因诗而享盛名。宋孝武帝刘骏命其还俗为官，至扬州从事史。其诗集今己散佚，仅存作品11首。钟嵘对惠休诗的评价是“淫靡，情过其才”，沈约的评价是“辞采绮艳”，颜延之的评价是“委巷中歌谣耳，方当误后生”。三人立论角度不同，但基本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汤惠休写男女恋情时渲染过分、风格绮艳。三人的评语都含贬意，而以颜延之尤甚，竟指责汤诗有“毒害青少年”的不良社会效果。一个僧人擅作情诗已可骇怪，又得此评价则愈发难堪。我们且来读一首他的作品，看看究竟如何。《怨诗行》：

明月照高楼，含君千里光。巷中情思满，断绝孤妾肠。

悲风荡帷帐，瑶翠坐自伤。妾心依天末，思与浮云长。

啸歌视秋草，幽叶岂再扬。暮兰不待岁，离华能几芳?

愿作张女引，流悲绕君堂。君堂严且秘，绝调徒飞扬。

这是乐府古题。自班婕妤以还，作者甚众，多写怨妇思念良人之苦以及年华易逝、人寿不永之感叹。惠休此作亦未脱窠臼，只是将这两方面熔铸一体，情思跌荡，语意工切，故在同题作品中允为上乘。若说风格“绮艳”则有之，称“淫靡”“误后生”则未免太过。推想颜、钟过责的原因，恐怕与惠休僧徒的身份不无关系——一俗人作此情语尚可，出家人则颇嫌心猿意马了些。

但是也有人恰恰因这种身份与内容的反差而激赏此诗。清代诗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论这首《怨诗行》道：

禅寂人作情语，转觉入微处亦可证禅也。

从思妇的怨词情语中看出禅意，沈老先生可谓别具慧眼。只是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感受到的还是缠绵情思与深切悲哀。

惠休还有一组短诗享有盛名，就是《杨花曲》三首：

葳蕤华结情，宛转风含思。掩涕守春心，折兰还自遗。

江南相思引，多叹不成音。黄鹤西北去，衔我千里心。

深堤下生草，高城上入云。春人心生思，思心长为君。

春心、相思，加上柔婉的风格，无论如何也和僧人的形象联不到一起。特别是与稍早一些的陶渊明、谢灵运相比，便明显感到汤惠休风格的独特了。

由于诗作的绮艳风格，时人多把惠休与大诗人鲍照相提并论。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称：“休鲍后出，咸亦标世。”钟宪则讲：“鲍、休美文，殊已动俗。”钟蝾认为，惠休的成就不及鲍照，这种并称的评价并不准确。比较起来，钟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并称之说也是事出有因。《诗品》评鲍诗为“靡嫚”“諔诡”“险俗”，“颇伤清雅之调”，与惠休诗评价相类。可见在当时人眼里，惠休与鲍照是同一风格流派中的诗人。有趣的是，目无下尘的李太白还曾就“休鲍齐名”做过一首诗：

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

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麟。行融亦俊发，吾知有英骨。

海若不隐珠，骊龙吐明月。大海乘虚舟，随波任安流。

赋诗旃檀阁，纵酒鹦鹉洲。待我适东越，相携上白楼。

这首诗的题目是《赠僧行融》。诗中以惠休、鲍照来比行融和自己，这对休、鲍很有些“抬举”的味道。

对于这个并称问题，还有另一种戏剧化的说法。南齐羊曜璠讲，颜延之出于对鲍照文才的嫉妒，故意提出休、鲍齐名之说，造成舆论，借惠休来贬低鲍照。此说可信与否，已无法考定，但由此也证明：惠休当时是个有影响的诗人，由于写情轻艳，声名颇具争议。实际上，汤惠休的诗风在一定的意义上，是开了齐梁“宫体”的先河。

另外两位诗僧的名气要小一些。道猷是东晋高僧道生的弟子，俗姓冯，后改帛，山阴人，曾为宋文帝讲解顿悟之义，得到好评。其诗仅存一首《陵峰采药》：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

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

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这首诗历代评价甚高。明人杨慎认为“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与“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四句是“古今绝唱”；王夫之则评为“宾主历然，情景合一”；钟嵘也称之为“清句”。平心而论，仅就此诗而论，取境、情趣倒是有一些诗僧的“本色”，其格调、风致，则放到陶、谢之作中也并不逊色。可惜他的其他作品散佚不能得见了。

宝月俗姓康，生平材料很少。从仅有的一点资料看，他有音乐才能，曾为齐武帝的诗配曲，似乎是个牵缠在名利中的和尚。《玉台新咏》中收有一首《行路难》，题署“释宝月”，诗云：

君不见孤雁关外发，酸嘶度扬越。

空城客子心肠断，幽闺思妇气欲绝。

凝霜夜下拂罗衣，浮云中断开明月。

夜夜遥遥徒相思，年年望望情不歇。

寄我匣中青铜镜，倩人为君除白发。

行路难，行路难，夜闻南城汉使度，

使我流泪忆长安。

此诗写征夫思妇之情，虽属旧题，间有新意，取境、句法似对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都有些影响，但著作权却大成问题。据《诗品》，这首诗本为东阳柴廓所作，宝月曾留宿其家，抄写到手。柴廓不久去世，宝月便窃为己作。廓之子带手稿去京城，“欲讼此事”，宝月只得“厚赂止之”。此说若属实，宝月的人品便太卑下了。宝月现存诗还有二首，为乐府旧题《估客乐》。其一云：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风格与那首《行路难》相去较远，有些类似于民歌的味道。看来钟嵘所讲是比较可信的。一个出家人出此下策博取诗名，既可见本人求名的迫切心情，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氛围。正如钟嵘所讲：“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鹜焉……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就是在这样一种诗的迷狂中，佛门弟子中六根不净者也终于陷溺进去了。

从上述三个诗僧留存的作品看，他们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对自己佛门弟子的身份并不十分在意。与后代诗僧相比，他们诗作的最大特色就是无特色——无论在取材上，还是情感、境界诸方面，都与同时代的俗家诗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