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新代 编辑：冯晓晖
滨江路，旧时名为“官街”，这是许多老九江人都不知道的。就是查遍《九江府志》《德化县志》等志乘，也查不出来，但这名称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这不，它刻在了建筑物的地界碑上，作为地界的地名，应该是具有法律上被认可的效力。
这就是九江市清真寺墙外的一块承载着九江伊斯兰教历史的地界碑。 2010年元月，它被文物普查人员关注，我当时参与普查。普查人员向清真寺了解其来历，市伊斯兰教协会马副会长介绍，1999年，他在清理杂物时，发现水房边有一块大石板，两名工人将大石板抬到外面准备丢弃时，见到上面有字，用水洗干净后发现是块地界碑，马副会长便将此碑妥善保管。
碑上有阿拉伯文、英文、汉文三种文字铭文，我将该石碑铭文打成拓片。英文的查阅资料，知道其意思是“属于伊斯兰教的公共财产”。阿拉伯文则众人都不识，后经反复，专门请教了学习阿拉伯文的教职人员，他告诉我们，其意思是“奉至仁至慈真主之名，穆圣说一切清真寺都是真主之朝房”。汉文则记录是“清真古寺，公众公业，前宽五丈，后宽四丈，前至官街，后至江磡。” 表明了该建筑的产权、大小和方位。经查阅，这是江西省历史上最早的一座清真寺的地界碑。
九江信奉伊斯兰教的基本上都是回族居民，据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为2817人，后历年有所增加。最早来九江定居的回族居民始于明朝，是洪武二年（1369），由直隶北平府录事四川籍回民马仲良，谪至都昌左里任巡检司巡检。其后代在现都昌左里、多宝等乡镇定居。九江城区的回族居民则始于明景泰元年（1450），陕西回族人马哈直来九江任职总兵，随带部属1500人，均为回族子弟，部分官兵还携带眷属。时间一久，不少人解甲后在九江定居，散居在北司路、九华门、四码头、莲花池、老马渡一带。
为了便于宗教活动，他们在江边矶湾建了一座清真寺，称为矶湾清真寺，也称城外寺，早于江西省其它地方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曾毁于大火和兵变，因而数度重建。根据地界碑所述，原寺是紧靠江磡的，也就是在现滨江路的北边。民国二十一年（1932），蒋彝任九江县长时，省主席熊式辉面谕其“九江滨江东段驳岸（注：据说明书指从关门口至岳师门）亟应设法从速修筑，以重市政而壮观瞻。” 在该年的五月份拟定了《建筑滨江驳岸施工说明书》。县议会作出决议，要求凡在马路线内所有房屋限5月20日之前一律拆除，在江边的清真寺只有拆除了。这项工程，蒋彝并未完成，他在1932年6月辞职前往欧洲去了，工程在继任县长他哥哥蒋芨手中完成。清真寺即于次年移建于滨江路的南侧。 2003年，九江市政府开发西园，位于其旁的清真寺再次进行了重建，也就是现在所见的清真寺。
地界碑之所以称“官街”，是因为这段沿江的街上有官府的九江关、税卡、官炭所等单位，府衙也紧靠这条街，就被老百姓称作为官街了。据早年九江市老地图上载，也被俗称为“上矶湾”“下矶湾”。
地界碑能用三种文字给予记录，在九江市的老石碑中，也属罕见，这在鸦片战争以前，是没有过的。鸦片战争后，九江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在九江开办领事馆、洋行、学校、医院、天主堂、修道院有20余家之多，在交流中常用到外语，也出现外文石刻。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但福德医院建成，使用了阿拉伯文的石门楣；又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文书院大楼建成，立了一块英文石碑。这块清真寺地界碑的具体时间，铭文上未载，也大慨就是清末民初时期。具体分析，依据九江市是在1928年左右市政府将道路由街巷改成路名，该地界碑则应是1928年之前的。
作者像
【作者简介】
陈新代，江西九江人，工商银行退休干部，政协浔阳区文史研究员。
【读后记】
陈老师对清真寺地界碑的解读，很有价值。我来说说我的看法。
编者之前发过一篇文章，讲述九江回民的历史，用过一张照片，就是陈老师在地界碑前的，见《九江历史上的今天 · 11月8日 · 回民在九江》。
关于陈老师“官街”的看法，我不苟同。从界碑来看，“前至官街，后至江磡。” 其中 “江磡”是江边，“官街”则是官府修筑的街道，不是特指某个街道，而是统称。可以理解为，近代由官方铺就的街道就是“官街”，大中路也是，环城路也是，滨江路也是。
清末之前，并没有滨江路。滨江路的中段和东段，是九江拆除城墙后修建的，滨江路的西段，是早年租界的外洋街。本文中介绍的清真寺，早年在城外，也就是九江城墙之外，后因为城墙拆除，修建滨江路，为了市政管理，将滨江路之外长江边的房屋一并拆除，所以清真寺移到了这一边（滨江路以南）。
关于这块界碑上面的英文和伊斯兰文，编者也找人辨识了，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就不展开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