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工友好协会在19世纪30、40年代的分田运动中扮演着领导性角色。
该协会认为圈地运动剥夺了下层民众的公共权利，导致农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愈加恶化和悲惨，
因此它鼓励向农业工人提供份田，并每月发表出版物来宣传农业工人拥有份田对地主、农场主和国家的好处。
劳工友好协会
协会认为租用分田可以提高农业工人的自尊心，增加工人对家庭、雇主和国家的道德责任感，培养其独立意识。
此外，它还派出到各地区巡回的代理人来宣传分配运动的好处、帮助当地成立促进分田运动的协会和为协会发展争取资金。
该协会的期刊《劳工朋友杂志》还为支持分田运动的人提供具体的详细操作信息：包括如何分配土地、如何制定规则和租赁协议、如何鼓励佃农更好地耕作土地等等。
由于协会的积极宣传，全国和郡一级的杂志也一致支持分田运动。
1843年3月，费朗德提出一项议案，要求每个郊区划出1/20的可耕地来分配给工人，租期为21年，且出租者提供在份田上建造一座村舍的费用。
但该议案被认为是提倡建立小农场，在第一次被审议后就被否决了。
1843年，农业工人特别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提议分田应为1/4英亩，且尽可能地靠近工人的住处。
租金不应高于农场主为这块土地所付的金额，所有的税收和其他费用都应包括在租金和地主的管理费用中。
委员会还建议未来所有的圈地法案都应包括一项将分田提供给教区穷人的条款。
具体包括：首先，一些国家的信托机构取代教区当局来负起促进分田运动发展的责任；其次，用作慈善用途的土地也可以允许以分田形式出租。
该报告引起了社会上层的关注，1843年末，在利奇菲尔德农业协会的一次会议上，英国首相皮尔认为分田有利于提高工人的道德品质和增强幸福感，敦促地主要积极推进分田运动在郊区内的普及。
1844年初，考伯·英迪提出了一项议案，任何教区都可以任命一名非济贫机构的官员来作为地主和租客的中间人。
调解两者之间的矛盾以推动运动的开展，根据国家利率来确定分田租金。这项议案虽然失败了，但这些倡导分田运动的活动并非是完全徒劳的。
1845年《圈地法案》所附加的条款中，有一项条款要求任何圈围的荒地都应出租分田给农业工人。
但法案的实际效果却大不如人意，如大米登森教区在1850-1886年中，圈围的土地多达37，0848英亩，而分田只有2113英亩。
这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国家和地区的圈地委员对分田运动持有的消极态度。
地方性农业协会和个别积极分子在推动分田运动的进展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830至1845年，地方性分田运动的协会数量明显增加。
他们更加关注份田持有者的需要，如制定和执行份田的具体规则，对获得好收成的份田给予奖励，为农业工人提供农具、种子和肥料等帮助。
地方性农业协会尽可能地邀请社会名流来参加年度大会，并请当地报纸进行大肆宣传，以宣扬份田系统的好处和争取当地精英对运动的支持。
威尔特郡大萨摩福德的牧师德曼布雷以分田运动的先导者埃斯特考特为榜样，多次声明支持分田运动。
他在1806年第一次参与教区分田运动时，要求在教区圈地和减少什一税问题上，村民应该得到分田作为补偿。
此外，郊区要圈出八英亩土地免费出租给贫困家庭。
1831年他出版《穷人最好的朋友》一书，讲述他在份田运动的经历。
在1824年，萨默塞特郡巴斯和威尔斯主教乔治·劳在威尔斯和附近的班维尔建立了分田地点，威尔斯的分田面积达100英亩，其分田运动得到了地主和租客的一致认可。
人们认为乔治·劳引入的分田制度拯救了教区内成百上千的人免受饥饿。奥林治在东米德兰大力推行分田运动。
1840年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和出版小册子来呼吁通过分田运动来解决社会上的贫困问题。
他还通过做演讲和帮助当地成立份田协会等方式来扩大份田运动的影响力。
分田运动的普及
在1845年后，有组织的国家分田运动迅速衰落。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促进分田运动的官方活动已减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劳工友好协会日益关注住房的供给。
议会在1845年圈地法案和1867年农业儿童、青年和妇女就业皇家委员会中，也没有把分田运动作为关注点。地方性的分田运动也出现下降迹象。
成立于1844年的伊普斯维奇分田协会，在前三年内里迅速普及分田运动，1844—1847年出租了190英亩土地。
但此后运动陷入了停滞，1867年出租的分田面积只比1847年的多一英亩。公众对份田运动的热情也降至低点。
在《园林纪事》的期刊上，份田运动在1840-1850年间被提及了105次。但在1851-1860年间，只有17次；1860-1870年间，只有7次。
官方性分田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早期进入了严重衰退阶段。
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英格兰大概有10万块分田。这些分田大都集中在农村贫困最严重的地区。
1845年圈地法案虽然没有把关注点放在分田运动上，但其附录也有提倡分田运动的规定。
因此，人们认为，没有必要再进一步立法来施加压力。
这一时期，地主也充分认识到分田运动对社会的有益性。分田运动赢得了公众舆论方面的成功，协会认为分田运动的目标大致已经完成了。
劳工友好协会把重心放在如何用低成本建造高质量的住房，并以低价出租来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
在其年度报告中用了很多篇幅来讨论工人的住房问题，而对分田运动的讨论则越来越草率。其份田小组委员会的规模很小，而且被边缘化了。
从19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更充分和稳定就业降低了失业率，实际工资的上涨，提高了农村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
虽然农村犯罪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归咎于流浪汉和心怀不满的个人。
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农村犯罪不再意味着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普遍存在的阶级异化。
阿切尔指出，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东盎格鲁地区的农业工人经常纵火袭击粮仓和农场，而1851年后，工人们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总是帮助灭火。
除了农村，城市工人阶级和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和缓和了很多。
1846年废除谷物法，表明了英格兰虽然实行贵族式的制度，但其政策方针也会兼顾到中产阶级和普通民众的利益。
1848年运动以失败告终，英国的体系得以保存。这些都有利于平缓阶级矛盾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环境。
这一时期，分田运动虽然不再是议会的关注点，但分田的数量仍然持续增长。
从1845年到1873年，英格兰的分田数量增加了3倍之多，同一时期，推行分田的郊区比例从不足1/4增加到约1/3。
分田的平均租金也上涨了，从1840-1849年的每英亩平均44先令上升到1850-1873年的51先令。
分田运动的中心由英格兰南部转移到中部地区。几乎所有地区的分田数量都在大幅度增加。
究其原因，1845年圈地法案对分田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
到1886年，法案提供了2113英亩的分田，共136个新分田地点。
但法案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在1845-1873年间，根据法案建立的分田数量，占总分田的比例不到5%。
这一时期分田数量的增加更应归功于地主迫于公众的期望压力而不得不大量出租分田。
随着分田运动越来越普遍，那些没有分田的教区变得引人注目，迫使教区的地主和神职人员都参加到分田运动中。
而民众也充分认识到分田运动带来的好处，他们通过公众舆论给地主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出租更多的分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