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
1.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
正当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在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一次新的侵略战争。因这次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在停泊于广州黄埔港的一只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了两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该船是一艘属于中国所有的走私船，曾在香港注册，但此时已过期。英国为挑起事端，硬说它是英国船，并说船上悬挂了英国国旗，中国士兵侮辱了英国国旗。10月23日，英国舰队悍然向广州进犯。29日，英军攻进广州城。当地人民和爱国士兵奋起抵抗，英军被迫撤走。"亚罗"号船事件发生后，英国决定扩大侵略战争，还要求法国、俄国和美国共同出兵。法国借口一个天主教神甫在广西省被杀，跟英国共同出兵。沙俄和美国积极支持。1857年12月，英法联军5000多人向广州进攻。广东人民发动了反侵略斗争，三元里及其附近人民又一次拿起武器，英勇打击侵略者。香港两万多工人罢工，使当地商务陷于停顿。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继续沿海北上。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5月，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城下，扬言即将进攻北京。6月26日和27日，清廷分别同英法订立了《天津条约》。在此之前，俄国和美国已分别逼迫清廷签订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取得许多特权。11月，英、法又迫使清廷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这些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往内地游历、通商和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海关由外国人帮办税务；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抽5％的关税。外国货物入内地只加征2.5％的子口税；对英国赔款白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白银200万两；扩大领事裁判权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者仍不满足。1859年6月，英法公使借口到北京与清廷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带领军舰到达大沽海口，并开炮轰击大沽炮台。美国兵船也从旁协助。中国守军坚决还击，击沉击伤敌人舰船多艘，打死打伤敌人近500人。
1860年7月，英法联军16000多人再次抵达大沽口外。8月，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攻占大沽和天津。9月，侵略军由天津继续进犯，逼近北京。这时，咸丰皇帝带领皇室和一批官员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署山庄，令其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议和。
10月，英法联军在得到俄国的军事情报后闯进安定门，控制了北京。侵略军一路烧杀抢劫。为了消灭罪证，于18日焚烧了圆明园，犯下了滔天罪行。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后，又于10月24日和25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和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外，又增加以下内容：开天津为商埠；准许华工出国；割九龙司地方给英国；将以前被充公的天主教资产发还他们；赔偿英法兵费各增至800万两。
这样，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进一步遭到破坏，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
2."北京政变"和慈禧"垂帘听政"
1861年的北京政变是晚清政治中的一大重要事件，它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斗争的结果，也标志着清朝统治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权的转变。
晚清时期，清廷内部存在3股政治势力。一股是咸丰皇帝周围的权臣，即顾命八大臣。他们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御前大臣额驸景寿、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瀛。其中以载垣与端华政治地位最高，他们是皇室；而肃顺在朝中权势最大，有肃党之称。咸丰帝经常采用他们的主张。这一派主张对政治中的弊端进行雷厉风行的改革，对触犯法律的大臣也以法论处。肃顺重视选拔人才，提拔重用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他们还主张抵抗外国侵略，不肯妥协。另一股政治势力是奕。他是咸丰的异母兄弟，很有权势欲，曾任首席军机大臣。最初他也是主张排外的，后来思想发生了变化。第三股势力是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她是载淳(同治皇帝）的生母。在1860年咸丰帝离开北京避于承德之前，她与载垣、端华、肃顺的矛盾尚不明显。但咸丰遗诏命八大臣主持政务，完全排除了叶赫那拉氏以载淳生母的地位参与政权的可能性。因此，叶赫那拉氏与顾命大臣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当时叶赫那拉氏势单力薄。她首先争取咸丰皇后纽祜录氏，把她拉到与自己同进退的地位，然后又通过奕和奕取得联系，以利用恭亲王奕的势力。她通过让奕到承德为咸丰吊唁的机会，共同秘密策划政变。由奕联系，得到了握有兵权的僧格林沁和胜保的支持。
1861年11月，慈禧和弈借清朝皇帝回銮北京之机，立即发动政变(当时把在北京有党羽势力的肃顺安排去陪同灵柩缓行，肃顺尚在途中），肃顺被处斩，载垣、端华被赐令自尽，其余或被革职，或被远戍，还有一些大臣被株连。只有额驸景寿(奕的妹夫）未受牵连。政变后将已宣布的年号"祺祥"取消，另立年号"同治"，开始了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实际上是慈禧执政的开始。
慈禧的第一次垂帘听政是在同治时期。当时名为东、西两宫太后听政，实际上是西太后一人掌权。同治大婚后可以亲政，但大婚后第二年同治即死，同治皇后也被逼"殉节"。此后慈禧挑选了醇亲王奕的次子、年仅3岁的载湉(1871-1908年）为帝，即光绪皇帝。从此开始了慈禧太后的第二次垂帘听政。1887年光绪18虚岁，已可亲政，但西太后不肯放权，直到1889年才归政光绪。1898年戊戍政变后，光绪被幽禁，慈禧再次听政，并撤去了与朝臣相隔的垂帘，与光绪并坐，"若二君焉"。1908年11月14日，慈禧死的前一天光绪死去(年仅37岁），慈禧又立光绪弟弟载湉的儿子溥仪(1906-1967年）为帝，即末代皇帝宣统，即位时仅两周岁。
慈禧掌权后对篡权时的同盟者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打击。首先是排挤东太后慈安，致使慈安于1881年4月暴卒。其次是频繁打击奕。北京政变后慈禧对奕一再恩典，授其为议政王，但很快就对其采取打击政策。
1865年，就以奕"妄自尊大目无君上"和植党擅权为理由，免去其议政王和一切职务；只是由于众朝臣恳求及英国等在华外交使官相劝，慈禧才收回成命，恢复了奕的职权，但撤销了议政王的称号。1874年8月，慈禧又以奕"召对失仪"的罪名把他降为郡王，并夺去了他的长子载湉的贝勒爵位，次日又恢复如故，以教训奕俯首听命。1884年4月，慈禧又以"萎糜因循"的罪名把奕的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震惊朝野。慈禧把主持朝政的大臣改换为对她更为恭顺的奕(总理海军衙门）和贪鄙的奕(总理总署）等等。这时外国的侵略势力已把支持的目标确定为握有实权的慈禧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对慈禧排挤奕就毫不干涉了。
慈禧对奕采取了利用、打击和控制的策略。奕政治上幼稚短视，性格软弱。慈禧利用他作为消除肃顺集团势力的打手和打击奕的工具。载湉入宫以后，奕更是对慈禧委曲求全，企望慈禧早日开恩归政光绪。然而慈禧从未减缓对光绪的虐待和对奕的打击与控制，直到奕辞世。
综上可见，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朝政权也由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逐渐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封建买办阶级的专政，并确立了中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政治关系。
3.国家机构和国家制度的变化
中国社会性质和政权性质的改变使清朝的国家机构设置和国家制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清政府设立了一些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国家机构；二是打着"立宪"的旗号进行了某些国家制度的改革。
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1865年正式设立海关总税务司署，表明清政府在政治和财务方面都受到了外国列强的控制。
设置五口通商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有个过程。长期以来，清政府只重理藩，不重外交，未设专门办理外交事务的机构，涉外事宜由理藩院和管理属国的礼部代办。鸦片战争后，为了适应中外"新的通商关系"和外交关系的变化，清政府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初时一般称"钦差大臣"，由两江总督耆英兼充。1844年，耆英任两广总督，兼办"各省通商善后事宜"，五口通商大臣也成为兼任之职。五口开放后，上海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通商和外交的中心。60年代初，五口通商大臣一度由江苏巡抚充任，驻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岸口增多，外国侵略者要求清政府设立一个常任的全权机构来承办他们提出的各种要求和有关事宜；而清政府当时正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巨大冲击，迫切需要"借洋助剿"。在这种情况下，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这一机构的设立，使清朝政府早已存在的内阁形同虚设，进而分割了军机处的权力。
关于总税务司署，它是确立协定关税制度以后外国侵略者攫取和控制中国海关的产物。1853年9月，上海道道台吴健彰因小刀会起义逃往"租界"，致使原有的海关无法征税。英、美、法三国领事便乘机以"协助中国征收关税"为名，开始行使中国海关职权，不久又提出外国人参与中国海关管理的主张。清政府为了得到外国侵略者对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支持和多得一些税款，接受了这个无理要求。1854年成立了英、法、美三国组成的"关税管理委员会"，正式行使中国海关的行政权。1859年，清政府在上海设立总税务司署，英国人李泰国为总税务司，各税务司和海关高级职员均由外国人担任。
1865年在北京设立总税务司署，英国人赫德任总税务司。他占据这个职位直到1909年。此人奸狡权大，他控制的总税务司署成为各侵略国控制中国的联合代理机构。
4.魏源等人强国御侮的政治思想
鸦片战争不仅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发生了重大影响，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思想界。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分化出一批敢于正视社会现实、反对投降、主张向西方学习、倡言改革的进步思想家，如林则徐、魏源、姚莹和包世臣等人。
魏源(1794-1857年），湖南邵阳人。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对英国的鸦片贸易对中国的危害有深刻认识，认为鸦片贸易是使中国民穷财尽的重要原因。鸦片战争期间，他协助两江总督裕谦办理浙江军务，亲自参加了抵抗英国侵略者的斗争。他目睹侵略者的骄横残暴和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坚定了为国复仇雪耻的思想。1842年，他完成了《海国图志》一书，对强国御侮的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此书在于"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书中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尤其是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开拓殖民地、传教活动，以及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生产状况、风土人情都有详细的介绍和评论。他从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利益出发，提出了发展民族工业的主张。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家。他认为西方国家所以强大，除了拥有一支装备精良的军队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了近代化的工业。中国要强盛也必须走这条路。他对当时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宋学(理学）和汉学(考据学）进行了批判，对清朝统治者复古守旧的反动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他重视生活实践，反对专从书本中讨知识的治学方法。
姚莹(1785-1853年），安徽桐城人。道光初年，他与林则徐、魏源等人相识；鸦片战争期间，任台湾道员，严禁鸦片入口，积极组织抗英斗争。他多年致力于研究世界各国情况及中国国情，所著《康輶纪行》一书，不仅对西藏的地理、历史、政治、宗教、风俗习惯作了深入考察，而且分析了英、俄等国的情况，揭露了他们侵略中国的野心。他为中国的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而自豪。为了抵御外国侵略者，他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
包世臣(1775-1855年），安徽泾县人。早在鸦片战争前，他就十分愤恨英国烟贩偷运鸦片，主张严禁鸦片输入。鸦片战争期间曾建议林则徐和杨芳在广东沿海招募渔民和壮勇，阻止英军进犯，极为赞赏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主张选用三元里义民充任水师弁兵，乘胜收复香港。《南京条约》签订前夕，他赶写了《歼夷议》一文，建议发动南京城内的一部分清军，对英侵略者突袭，表达了他强烈的反侵略思想。他对社会问题有广泛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一些改革方案，对漕运、盐政、河工和法律等问题都有积极的建议。在学术思想方面，他赞赏明末清初顾炎武一派学者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他的主张在当时的一代知识分子中颇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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