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灯熄灭”（Ampel-Aus）被德国的杜登大词典评选为2024年的年度词汇。在当下的德语语境中，“交通灯”特指刚刚解散的执政大联盟。由于联合执政的三党在德国的政治版图中分别由红（社民党）、绿（绿党）和黄（自民党）三色所代表，因此，在德语媒体上它们被简称为交通灯联盟。11月6日，几乎在特朗普胜选的同一时刻，社民党的联邦政府总理朔尔茨宣布解雇自民党财政部长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理由是经济和预算政策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随后，自民党宣布召回所有在联合政府中任职的该党成员。除了交通部长维辛（Volker Wissing）以外，该党其他几位在交通灯联盟中任职的部长也旋即提出了辞呈，交通灯联盟解体。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日，德国联邦总统施泰因迈尔宣布决定解散联邦议院（议会下院）。
由于自民党的退出，执政联盟不再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朔尔茨发起了信任投票。他毫无悬念地没有通过此次投票，随后，德国联邦总统斯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宣布解散议会，并确定在今年2月底进行提前大选。战后，德国仅出现过三次类似的状况，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5年。交通灯联盟的提前解体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无论是执政联盟还是他们共同推动的政策民意的支持率都极低。近六成的民众支持解散当前的政府，总理朔尔茨的民意支持率只有可怜的20%，损失最为惨重的自民党的支持率已经低于了5%，即进入议会的及格线。此外，70%的德国公民反对该国的移民政策，58%的人表示不会购买电动汽车作为他们的下一辆代步工具，2023年中，已有76%的德国人拒绝接受《建筑能源法》修正案。
在默克尔主政德国16年后，交通灯联盟被社会赋予了各种美好的希望。但是，一方面，交通灯联盟中的三党由于各自观念和立场分歧很大，该联盟的组建本身就是先天不足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是期待中的革新者，而更像是默克尔的继承者，他们替她走完了未尽的旅程，进一步放大了她的错误，为她的政治遗产正式地盖棺定论。他们为全世界尴尬地树立了“不该做什么的典型”，提供了政策避雷指南。
朔尔茨的“愤怒”和林德纳的“委屈”
在宣布解雇林德纳的当天，朔尔茨毫不掩饰地对这位前同事进行了讨伐。他在讲话中表示，林德纳坚持“债务刹车”，让2025年联邦预算案难产是“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行动。他指责林德纳“自负、卑鄙和拒绝妥协”，在自民党支持率下降时，使用了“心胸狭窄的党派政治策略”。如果对朔尔茨的这段讲话稍稍做一下“事实核查”的话，那么他的讲话内容大多数都是“不实信息”。对于德国《基本法》中规定的“债务刹车”的遵守难道是“将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朔尔茨的这一评论难道不是将执政联盟的利益置于德国的宪法之上？交通灯联盟的早夭可以被归结为各种因素，预算案和债务刹车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朔尔茨对于林德纳和自民党的“愤怒”或许表现了他一以贯之的对真正问题的鸵鸟心态。
当地时间2025年1月19日，德国黑森州施瓦巴赫市，德国总理及社民党候选人奥拉夫·朔尔茨在市民中心的选举活动上发表讲话。
朔尔茨可以说时运不济，几乎在上任伊始就被历史判以了“死刑”。在新一届联合政府刚刚组建三个月之后，俄乌冲突爆发，这也直接引爆了社民党。二战后，“东方政策”（Ostpolitik）是该党最引以为傲的政治资产。冷战期间，社民党挑战了美国以武力威胁的对苏政策，提出了“通过接触实现改变”（Wandel durch Annäherung）的理念，以经济贸易为先导，展开了与苏联之间的能源供应的合作，致力于实现“输气管代替导弹”（Röhren statt Raketen）的构想。这一合作为德国提供了长期的廉价能源，但也打开了能源依赖的潘多拉魔盒。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东方政策”彻底沦为社民党的负资产。它被视为德国当下能源危机和政治尴尬的导火索，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因此，朔尔茨上任伊始就成了灭火队员。他提出了“时代转折”（Zeitenwende）的口号，要彻底改变德国的对外关系政策，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但是，这样的雄心更像是对社民党“历史污点”的掩饰。
在现实中，朔尔茨是这一口号的提出者，同时又是其埋葬者。他被公认是战后德国最弱势、存在感最低的总理。他的弱势让“时代转折”无疾而终。我们甚至很难辨认究竟谁是德国领导者，因为，他的副手哈贝克更像是总理。无论是媒体的曝光度还是推行政策的重要性和“破坏性”上，哈贝克和绿党都要胜于朔尔茨。2021年的德国大选被各方都看作是一次“气候选举”，应对气候变化是本届政府的重中之重。在组阁之后，绿党自然占据了舞台的最中央，他们推动了更为激进的能源转型。虽然，Covid-19大流行病和俄乌冲突一直被当作是近年来经济不景气、通货膨胀高企的主要原因，但是，现在德国社会越来越看清了乌托邦式的能源转型才是问题的根源。能源价格的暴涨导致了从生产到生活的一系列困境。为了解决这些燃眉之急，交通灯联盟对企业和民生的负担进行大规模的额外补贴。这些本不必要的额外支出，进一步消减了朔尔茨在财政支出上本就不宽裕的空间。因此，社民党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工程和“时代转折”等领域所做的承诺都变成了无源之水。比如，朔尔茨竞选纲领中一项非常诱人的承诺，即建造大量的经济适用房。社民党籍的住房部长盖维茨（Klara Geywitz）承诺建造400000套新公寓，现实是可能只有120000套公寓建成了。
在执政联盟中，绿党畸形的“一枝独秀”不仅给社民党带来了打击，它对自民党的影响可能更是致命的。2017年，林德纳在德国政界留下他最为人所熟知的话：“不参与执政总比错误地参与执政要好”。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在2017年大选之后，默克尔正与绿党和自民党进行组建联合政府的谈判。林德纳中断了“牙买加联盟”（黑绿黄联盟）的谈判。他认为，由于绿党始终将自己视为拥有更高道德真理的政党，在任何联盟中都会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者。他们不屑于让步和妥协，会在联盟中强势地推进本党的议程。自民党与绿党的意识形态和施政纲领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自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是企业家、个体经营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关心的是更自由灵活的税收政策、更可靠的法治和更少的官僚主义，唯独不需要“绿色意识形态”。另外，德国的媒体从业者“绿党”浓度过高，主流媒体几乎成为了绿党的宣传机器。届时，默克尔注定不会抵抗，而会更加绿党化，自民党将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
无疑，林德纳在2017年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但当2021年林德纳再次收到联合执政的邀请时，他已经很难拒绝了。因为，再次拒绝会让他的政党背上不敢承担责任的骂名，断送政治前程。林德纳此番面对的是相较于2017年更为严峻的联盟伙伴。自进入执政联盟的伊始，林德纳就将自民党塑造成了刹车片的角色，他要为社民党和绿党过于激进的左倾政策踩刹车：自民党强烈反对绿党的核退出政策，但是，绿党和社民党最终绕开了自民党不惜一切代价将核电站从德国的电网上剥离；绿党主导的《供暖法》在自民党的“阻挠”下最终以相对“温和”的版本提交议会表决；自民党反对现行的移民政策，朔尔茨也口头承诺要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但是，交通灯联盟最终通过了一项新的移民法，使入籍和归化变得更容易；林德纳反对由社民党主导的对公民基本津贴的大幅提高，因为它会让工作变得不值得；他严守债务刹车的底线，控制政府债务的进一步膨胀。
不过，自民党所做的这些“刹车”依然不能阻止他们在民意支持率上以自由落体速度下降。在过去的三年多里，为了保住执政联盟，自民党做了过多的妥协，惹恼了他们的支持者。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自民党在政坛的泡沫化，自民党党内离开联盟的呼声一直很高。早在2023年年底，党内就进行了一轮投票，最后支持留在联盟中的阵营以微弱的优势取胜。2024年年末，党内反对派炮制了一份“胜利日文件”（D-Day-Papier），设计了自民党终止执政联盟的路线。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快退出联盟、挽回该党不到5%的民意支持率。
自民党现在的尴尬处境也印证了林德纳2017年时的担心。虽然，现在绿党的支持率只有13%（2021年大选他们获得了14%的支持率），但是，他们主导了德国的政策走向，执政联盟中的其它政党只能作为陪衬。所以，基民盟的姊妹党基社盟的领导人索德尔（Markus Söder）呼吁要吸取自民党的教训。他强烈反对，基民盟现任主席默茨（Friedrich Merz）在胜选后将其拉入新的执政联盟中。因为，这样的联盟会让在选战中获胜的基民盟/基社盟成为绿党的花瓶党。
德国作为全世界不应该做什么的“典范”
2023年9月，德国最著名的企业家莱茨勒（Wolfgang Reitzle）在《世界报》（Die Welt）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繁荣的幻觉》（Die Illusion vom anstrengungslosen Wohlstand）的“现象级”评论文章。文中提到了灾难性的能源转型、失控的移民问题和过度膨胀的福利国家。当这些议题刚刚出现在德国政治舞台上时，它们无不是聚光灯下的焦点，使德国成为了全世界的榜样。然而，时过境迁，它们逐渐成为德国人痛苦的来源，经过交通灯联盟的三年执政，这些议题已经使德国成为了全世界不应该做什么的“典范”。
（1）在交通灯联盟的联合执政协议中，由绿党所主导的气候占据了创纪录的40多页，力求将德国塑造成绿色转型的楷模。但是，三年前意气风发的哈贝克现在在媒体镜头面前往往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去年年底，挪威和瑞典扯下了德国能源转型最后的“遮羞布”。两国的能源部长威胁要切断在德国的“黑暗无风期”（Dunkelflaute，这个词已经在英语中被不加翻译地使用了，它特指在冬季由于无风无阳光时期，可再生能源只能提供极少的电力供应的情况）对该国的电力供应（一般输送的是核电和化石能源生产的电力）。因为，对德国的雪中送炭影响了两国国内的电力供应，推升了两国的电价。另外，德国政府平时还喜欢指责挪威和瑞典不愿意放弃核能和化石能源，不够“绿色”。
绿党所竭力倡导的去核化，完全依靠可再生能源的电力转型的理念对经济，对普通人的生活，甚至对净零目标都带来了不可逆的伤害。由于可再生能源的低能量密度和波动性，威胁了德国的能源供应安全，造成了过去几年德国能源价格的暴涨，“去工业化”成为了经济的主旋律。作为德国工业支柱的能源密集型企业大量裁员和外迁。与此相关的是，德国企业在2024年的破产数量已经达到了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的最高水平。这一数字将在2025年进一步恶化，“没有哪个国家像德国那样热衷于打击自己作为商业和工业重镇地位的。”
当地时间2024年5月3日，德国勃兰登堡州，太阳能公园内铺设的太阳能电池板。德国正在扩大其可再生能源生产能力，其年度目标是增加风能和太阳能基础设施。德国30%到65%的电力来自风能和太阳能。德国计划2038年退出煤炭使用。
鉴于笔者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多次解释了德国能源转型的问题，在此就不费更多的笔墨了。本文倒是想谈一下交通灯政府另一项重要的能源转型措施，即《建筑能源法》（Gebäudeenergiegesetz），俗称《供暖法》。该法案修正案2023年9月在联邦议会获得通过。它的内容极其繁复，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内容是，自2024年1月1日起，建筑物新安装的供暖系统都必须使用至少65%的可再生能源。因此，传统的使用天然气和石油的锅炉必须被新型的供暖设备所取代，主要是电热泵。政府设定了到2030年安装500万台热泵的政治目标。
该法案在审议阶段就遭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因为，为了提高热泵的供热效率，全德的许多老旧建筑必须进行大规模修缮，以提高建筑的隔热性能，这使得建筑维护和翻修的成本急剧升高。除了高昂的建筑成本以外，电热泵招致的最大质疑在于：它是否真的减少了碳排放。德国联邦议会2023年8月30日发布的一份新闻公报宣称，《供暖法》带来的碳减排量依然不清楚。不少专业人士质疑，该项新政并没有避免碳排放，它只是被转移了。由于冬季可再生能源在发电上表现不佳，需要大量启用天然气和燃煤电厂。因此，化石能源依然是电热泵的供热来源。
与能源转型类似，《供暖法》本身也带有乌托邦和自毁的色彩。完全脱离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的绿色精英和技术官僚根据抽象、武断的净零目标时间对社会的运转和普通人的生活进行了重新设计。这些自以为是并带有浪漫主义幻想的解决方案（挑战了物理学定律）究竟给减少碳排放带来了多少益处依然存疑，但是，它们威胁了德国的能源供应安全，让德国的工业遭受了几乎不可逆的破坏，高昂的经济成本透支了年轻人的未来（根据安永和德国联邦能源和水工业协会的一项评估预计，从2023年到2035年对能源转型的进一步投资需要达到惊人的12140亿欧元）。遗憾的是，“可持续的绿色解决方案”在现实中已经显现出它是不可持续的，绿色转型沦为了黑色转型。交通灯联盟又一次向我们诠释了，“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由善意所铺就的。”
（2）自2015年，默克尔对大量涌入的寻求庇护者实行了毫无保留的“欢迎政策”。此后，移民成为了德国最常出现在世界新闻头条中的话题。在交通灯联盟执政期间，德国的移民问题进一步恶化，2024年，在索林根、马格德堡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恶性事件使得民怨达到了顶点。已故的德国联邦议院前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曾经指出了德国移民问题的一大死穴，即“将寻求庇护者纳入了社会保障系统，而没有将他们‘纳入’劳动力市场”。默克尔力排众议所推行的“欢迎政策”，当然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圣母心泛滥”。该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移民来补充德国的劳动力短缺。然而，在这一政策施行近10年以后，美好的愿景彻底落空。根据德国联邦劳动统计局（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的数字显示：超过60%的德国人进入了劳动市场，有近一半的外国人在德国有工作，然而有工作的难民只占了这一群体的四成。虽然，从2015年12月到2022年7月，寻求庇护者的就业率已经从17%上升至近42%。但是，这一群体的就业率依旧在德国垫底。在接收乌克兰难民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战争爆发一年半以后，仅有18%适龄的乌克兰人在德国找到了工作。这一比例远远低于邻国波兰和捷克。
另外，关于寻求庇护者犯罪率的问题今年在德国逐渐脱敏。根据现在已有的数据显示，有移民背景的人的犯罪率不成比例的高。这不仅仅是国内安全局势的恶化，同时它也凸显了国家合法性的危机。在马格德堡圣诞市场袭击发生后，社民党籍前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文化和财政部长布罗德柯布（Mathias Brodkorb）在给德国政论网刊《西塞罗》（Cicero）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首先，现代国家的产生是公民让渡部分权利的产物。其中，公民让渡了对暴力使用的权利，让国家垄断了对暴力的使用，以此保护公民的安全。因此，国家这个“利维坦”有义务通过暴力管控边境，保障公民的安全。其次，在德国的非法寻求庇护者或犯了罪的寻求庇护者依然能获得大量的福利。他们在获得福利的优先级上甚至高于本国公民和合法的非法寻求庇护者。这也就意味着“守法”的成本远远高于“违法”的成本，国家完全不尊重与公民之间所订立的契约。布罗德柯布将上述现象称之为“国家的消解”。
（3）德国引以为傲的社会福利体系陷入了更深的泥沼之中。2021年，社民党将公民基本津贴（Bürgergeld）作为竞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提案致力于设立一个更具普惠性的基础保障系统，减少了依赖工作市场的条件，并提高了福利金额。公民基本津贴的前身是失业救济金（Arbeitslosengeld II，俗称哈茨四）。它在2023年1月被正式施行，取代原先的“哈茨四”。此前，每个通过工作无力支付其日常开销的人，每月可以通过“哈茨四”申领到451欧元，自2023年起，他们可以每月获得502欧。2024年起，联邦政府将这一数字提高到563欧元。但是，这一方案一经推出，就招致了包括自民党和社会各界的批评。在德国，几乎不存在任何一项其它工作，每年能提供12%的“加薪”。最低工资的增长远远低于社会福利的增长。2024年德国的最低工资只会增加41欧分，此前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2欧元。
当社会福利的增长明显超过工资增长时，劳动和工作的价值受到了贬低。国家的高福利体系会进一步冲击原有的就业体系，因为，它使得每天工作变得不值得。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字，2022年该国每周工作时间为34.7小时，低于欧洲平均水平。非全日制工作的比例也在继续上升。公民基本津贴叠加未来四天工作制和远程工作的推广会导致就业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和劳动效率的下降。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日，德国，各地大众汽车员工将发起全国范围的警示性罢工。
尽管社民党籍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长海尔（Hubertus Heil）一再辩称，公民基本津贴不会降低人们的工作意愿。不过，他在2024年宣布的一项新的激励举措驳斥了他的说法：长期失业者（失业超过12个月）如果重新找到一份符合要求的新工作，他们将获得1000欧元的一次性奖励。前社民党党主席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强调，“社民党永远不能再质疑工作的价值”。然而，新版公民基本津贴恰恰反映了对福利领取者的取悦，对打工人的背叛。工人党是否还为工人服务这一问题又一次被摆到了社民党面前。
摆在社民党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高福利国家的基础是一个高速运转的经济。只有繁荣和增长，才可以有良好的再分配，而不是反过来。但是，社民党和绿党一起推动让德国经济陷入泥潭的能源转型。所以，这些听上去都很美妙的政策之间是相互打架的，这也是德国给全世界树立的又一个负面典型。
德国“民主的去民主化”？
执政联盟的破裂、大选的提前或许使寒冬里的德国人又燃起了一丝希望，但是，德国政治中的一些固有问题会使他们期待的重大改革变得遥遥无期。根据现在的民调数据来看，基民盟将毫无悬念地在接下来的提前大选中获胜，默茨是下一任总理最有可能的候选人。他已经明确表示一旦当选不会邀请现在民调位列第二的选择党联合组阁，这是德国政坛对这个极右翼政党筑起的“防火墙”。所以，基民盟/基社盟必须选择其它政党联合执政。按照现在的民调数据来看，交通灯联盟中的两个政党必定有一家或者有可能两家同时出现在未来的新大联合政府中。
虽然基民盟已经公布了他们的竞选纲领，并且提出了要对德国进行彻底的改造，但是，默茨注定无法轻而易举地推翻前朝遗留下来的政策。回归核能？大规模减税？大刀阔斧地改变庇护政策？重组公民基本津贴？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各项措施进行重新评估？废除《性别自决法》和《供暖法》？社民党的联邦议院选举候选人名单已经显示出了进一步左倾的倾向，绿党已经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施政纲领。因此，默茨本人可能都不相信，他能迫使社民党或绿党在任何一项上述议程上让步。林德纳给予了默茨善意的建议：“如果未来的执政党想对现行的政策进行脱胎换骨的改变，那么红（社民党）和绿（绿党）任何一家都不能出现在执政联盟中。”最终，默茨或许会不得不朝着红绿方向眨眼，做出妥协（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时候，他已经向绿党所支持的绿色钢铁表达了开放态度），采取更温和的路线。简而言之：我们会看到默克尔2.0版本。
当地时间2021年9月7日，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德国联邦议院会议。
另外，在德国也广为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即默克尔早已把基民盟改造成一个既不基督教的（unchristlich）又不民主的（undemokratisch）政党了。在她任内，基民盟已经出现了“绿党化”的趋势。在经济问题上，她主张更多的国家干预，更少的市场；在移民问题上，毫无节制的“欢迎文化”是她最重要的政治标签；在能源问题上，福岛核事故以后，她在德国推动了恐慌性的核退出计划。这些最带有绿党色彩的、对德国社会破坏最大的政策，都是在她的任期内被大力推行的。此外，她在退休后始终和基民盟保持了某种距离，比如她拒绝担任该党的终身荣誉党主席。与此相反，她却参加了绿党精神领袖特里廷（Jürgen Trittin）正式退出政坛的告别仪式。这暗示了默克尔真实的政治倾向。虽然远离了德国的政治中心，但她在基民盟中依然有大量的追随者。默茨能够说服这些党内“绿党化”了的同僚，抛弃那些早已失去民心的政策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比如，还有半数的基民盟党员支持默克尔留下的亲移民的政策。默茨如何在大刀阔斧地改变移民政策的同时又不造成党内的分裂呢？
或许我们会在未来德国政治中看到极为矛盾的现象。尽管德国绝大多数选民将在马上到来的选举中，用选票惩罚现在的执政党和它们所施行的政策，但吊诡的是，这些被多数选民所反对和放弃的政策会通过“后门”回到德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它们依然会在未来四年牢牢地主宰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德国政治版图中的这些传统力量根本无法带来绝大多数选民所期望的改变。
这一张力也导致德国政治陷入了“民主的去民主化”困境之中。一方面，无论是刚成立仅一年的瓦根克内希特联盟（Bündnis Sahra Wagenknecht），还是选择党都宣称他们要在能源、移民和外交等领域进行彻底的变革。不过，由于两党的民粹主义色彩，传统政党、媒体和宪法保卫局都开足马力警告德国选民，一旦这两党执政，我们将又一次看到极权政治的力量通过民主制度掌握权力，民主制度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另一方面，按照德国现行的选举规则，好像无论选民如何进行选择，最终都将由基民盟/基社盟、社民党和绿党这三家理念和政策已经高度趋同的政党轮流坐庄，组成排名先后次序略有不同的执政联盟。他们将进一步推行那些被大多数选民所拒绝的政策。也就是说，无论是民粹政党赢得大选，还是传统政党继续组成执政联盟，都会使德国陷入到某种“不民主”的困境中。当下，笔者看不出来，任何一家政党、任何一位政客有这样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带领德国走出这一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