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导言
一 断代和通贯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在答任安书里表白他纂修《太史公书》即今《史记》一百三十篇的目的。古代自然科学的知识有限，像董仲舒那套要从天人合一来“究天人之际”，今天自无现实意义。但“通古今之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寻找自古至今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则遵信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也不会有异议。通贯古今地来撰著通史，确实是研究历史的上策。
但这么做又确实不容易。司马迁在他父亲司马谈所撰初稿的基础上来写成《史记》，也只有战国以来下讫本朝武帝这一段公认写得可以。可也有人指出鸿门宴之类实在太像小说，其真实性怕超不过《三国演义》，而《五帝本纪》到夏、商、西周更充满着神话传说。所以自班固以来，不论用《史记》的纪传体或《春秋》《左传》的编年体来写史，多只写一个朝代成其所谓断代史。个别写几个朝代的，如《南史》《北史》、新旧《五代史》，也只是写同一时地、同一类型的政权，仍旧是断代性质。重新挑起通史这个重担，只有北宋时的司马温公（司马光），他在刘攽、刘恕、范祖禹诸公的协助下，修成二百九十四卷的通史《资治通鉴》，成为《史记》以后的又一大著作，致来“二司马”之称，但仍后继乏人。南宋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及清人的《续资治通鉴》《明通鉴》等，又都免不了呈现其断代性质。
到近现代由于西学东来，学制有所变化，需要编印中学用的本国史以至大学里讲授的中国通史，才有种种通史式的教材或专著问世。但其中真能称得上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恐怕还只有吕诚之（思勉）师的那套断代的中国通史，包括《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近三百万字，计划中的《宋辽金元史》《明清史》未及命笔而谢世，其前的《吕著中国通史》则重点尚在上册文化史的概述。诚之师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通史，是因为他真实地在纪传史“二十四史”上用了功夫，不过除先秦部分外，旁及其他文献总不免少了一些。钱宾四（穆）先生呢，《国史大纲》自有其独到的见解，但功力较之诚之师总有所不逮，很多地方只是作简略的、跳跃式的讲述，且间有失误，在初版行世时即受到指摘。因此近数十年来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多自限于断代，即备受崇敬的陈寅恪先生以至陈援庵（垣）先生亦莫不如此。人的精力生命总有局限，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历史的进展又确如流水无从割断的。说研究这一断代、这个朝代，只是大体说研究重点是在此而不在彼，并非真从此朝代建立之日研究起，到其倾覆之时即截然而止。因为其所以能建立此新朝事先必早有凭借，而其倾覆的因子亦必早已种下。不过这个道理是否能为多数人知道，实在不好说，我自己原先就对此不甚措意。以致在1979年和史筱苏（念海）世叔合招唐史研究生并着手研究唐代政治史时，仍只是从玄武门之变李渊、李世民、建成、元吉的父子、兄弟之争开始，而此前关陇集团诸问题，因为不思上溯而置之未予清理。
其实真够水平的断代史研究并不都这样。因为断代史和断代史研究之间本不能画等号，后者的范围本不为朝代之起讫所局限。就陈寅恪先生而论，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就认为“有唐一代三百年间其统治阶级之变迁升降，即是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集团之兴衰及其分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更将渊源上溯到北魏、北齐和梁、陈。这一点我迟至十年之前才有所醒悟，当然也是由于工作需要，认真通读了《北齐书》《周书》，觉得对研究唐史确实大有用处。因此下决心把重点从唐代转移到北朝后期的北齐、北周以至杨隋上来，取得了若干新的收获。从而这本政治史也就可以从北朝齐、周也就是公元六世纪写起，讲了齐、周、杨隋再讲唐代的事情。
二 继承和修正
我还有个认识，即研究历史虽得依靠个人的脑力劳动，却仍是一种集体作业性质。即都是在前人他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而绝非个人独往独来就能有所创获。当然这种集体作业绝不等同于当年“大跃进”时的集体写作，更不是如今在某些人中间风行的找些哥儿们自己来当主编出书。
既然如此，要在一个领域内从事研究工作，自必须对此领域内前人、他人的成果作回顾了解。如果前人、他人没有顾及，没有研究到，而问题又确实重要，不是当年梁启超说过的“邻猫生子”之类，那就可以由自己来做拾遗补阙的工作或曰填补空白的工作。如果前人、他人已经研究，而且研究对了，得出了正确的结论，那就自当接受而不必再去作重复劳动；如果不对，结论不正确，那就需要重新研究以事修正。1999年12月《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七刊编辑部发表《关于遵守学术规范的联合声明》，第一条就指出：“学术研究必须尊重前人研究成果，凡专题研究论文，应就主要的研究内容，概略说明或介绍前人研究的主要成果或研究状况；此种说明或介绍，可以列入正文，亦可采用注释的方式；完全没有此种说明或介绍的来稿，各刊编辑部将不予受理。”我认为也应出于同样的考虑。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唐代以及唐代以前南北朝的研究情况。总的说来南朝比较好，北朝则大体研究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此后重要的成果，就只有如上所说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系到唐代统治阶级变迁升降的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所鸠合的集团即所谓关陇集团。但这种集团在其时究竟是先进抑落后，寅恪先生似尚未暇有所论断。至于寅恪先生指出的其制度为隋唐所承袭的北齐，只有缪彦威（钺）先生撰写的发表在1949年四川大学《史学论丛》第一期上的《东魏北齐政治上汉人与鲜卑之冲突》一文较有影响，但所论证实尚未能精当。因此，我在这里就得从东魏、北齐的胡汉问题和西魏、北周的关陇集团入手，对缪彦威先生和寅恪先生分别作商榷，然后进而论述唐代的事情。这部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对人们最多启发，但亦难免有欠精到之处，时下流行的某些看法益远离史实，均需一一研讨讲说。
缪彦威先生是前辈学人，陈寅恪先生更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权威人士。我和他们的论著作商榷，也只是说在个别问题上我用了更多的工夫。而且也正是有了前辈的论著，才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探讨，我应当首先感谢他们的引导。所以我常对有志史学的青年人讲：你们要好好地读老一辈学人的书，我当年就是读了吕诚之师、顾颉刚师以及陈寅恪先生的书，才真正走上史学研究的通衢大道，至于我自己的文章论著，只能供你们参考。
以上都是我对撰写这本专著的种种考虑，下面就分章节来仔细讲说这一大段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