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二生肖是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但其形象的产生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却一直被忽视。透过中国古代墓葬习俗、佛教经典、图像学等多重视角可发现，十二生肖俑自隋唐时期开始取代佛像，频繁随葬于长江中游地区墓葬中；除生肖俑自身可见佛像特征外，其所在的墓中还出土有莲花纹、白毫相图案和经书等佛教相关物；同时，该时期墓葬生肖俑的形象和神职与《药师经》等经典中十二神将存在对应关系。因此，尽管十二生肖的概念源自中国，生肖俑视觉化形象却是佛教经文与图像传播影响下的产物。
十二生肖，或称十二属相，是指与十二地支相配以纪年的十二种动物，即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墓葬中十二生肖俑最早见于山东临淄北魏崔氏墓M10，墓中出土了虎、蛇、马、猴、狗等动物俑共六件。至隋唐两宋，生肖俑以两湖地区为端开始繁盛，后传入北方中原各地，并由南北朝时期的动物俑发展出兽首人身俑、生肖头冠俑、人持生肖俑、足边生肖俑等多种形态。南宋末，生肖俑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人围绕十二生肖起源及墓葬中生肖俑的类型、功能、分布、演变规律等俱做过研究和探讨。一般认为，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原始先民独立创造的产物：早在东汉王充《论衡·物势》中，已可见关于十二生肖配属的完整记载；元和二年（85），东汉政府确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十二生肖干支纪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11号墓和甘肃天水放马滩1号墓出土的秦简更是把中国流行十二生肖的时间提前至战国，比印度、巴比伦、埃及等西方的十二禽说早三百年左右。然而，自战国至北魏，其间近千年的历史中，尚未发现直观、成系统的十二生肖实物。实际上，佛教对南北朝起十二生肖图像的产生意义重大，学界至今却鲜有关注。尽管个别学者注意到早期佛经中有关于菩萨教化十二兽、十二辰相神将守护药师佛等可能与十二生肖俑相关的记载，却限于缺乏充分的实物材料和有说服力的逻辑关联而难以确证。鉴于此，本文试以考古材料和佛教经典为基础，从中国古代墓葬习俗和图像学视角对佛教与十二生肖俑的源流关系做进一步论证，不妥处请方家指正。
一、随葬品组合的演变
两汉之际，佛教图案元素随佛教传播进入中国。在隋唐时期十二生肖俑风行的长江流域，佛教图像自进入之初，即多以随葬品形式出现在墓葬中，如四川、重庆、陕西的佛像摇钱树，湖北、湖南、安徽等地的佛像俑与白毫相俑，江浙地区的佛像堆塑罐等。其中，两湖等长江中游地区出土佛教相关文物的墓葬中，随葬品组合呈现较大的相似性，尤其是胡人俑、人面兽、镇墓兽、穿山甲、家禽等极具时代和地方特色的器物（表1）。
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自隋代起，十二生肖俑开始出现于湖南、湖北两地墓葬中，唐代愈加流行且向四周扩散。生肖俑墓葬中的随葬品组合同样具较高的相似度，并且呈现出与上文佛像墓葬器物组合一脉相承的关系（表2）。
对照表1、表2可知，佛像墓葬与生肖俑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特别是胡人俑的配置较为稳定。墓葬中发现的“佛+胡人”组合图像是汉晋时期长江流域独特的文化现象，同样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其在墓葬中的身份主要是导引墓主人升仙或象征天界的“外邦神仙”。“佛胡”模式之所以产生，可能因为佛陀、菩萨等本为西域胡人所信仰拜奉，其时民众将二者自然关联，甚至出现胡人与仙人的“同构迹象”；也可能是受到传播源“佛三尊”“信徒礼佛”等图式的影响。进入隋唐，“佛+胡人”模式则被“十二生肖+胡人”取代，在此关系中，“十二生肖”成为“佛”的延续和变体。同时，隋以后生肖俑墓在延续三国两晋佛像墓葬镇墓兽、家禽（圈舍）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武士俑新类型。然而，隋唐墓葬中涌现的十二生肖俑与魏晋佛像是否确有传承关系？又因何发生此种转变？本文将在第四部分继续讨论。
二、十二生肖俑墓葬中的佛教图像元素
除了从随葬品组合角度与佛像显示传续关系以外，十二生肖俑所在墓葬中也发现有各式佛教图案，甚至一些生肖俑本身即与佛教神祇有相似之处。以湖南湘阴县城关镇隋大业六年（610）墓葬为例，该墓出土十二生肖兽首人身和生肖头冠陶俑各一套（图1），保存尚完好的陶俑身着对襟广袖佛衣，兽首人身俑结跏趺坐，生肖头冠俑的五官、笑容与神情也与佛教中罗汉、力士颇有相似之处。墓中还出土武士俑、女俑各二（图2），对照龙门石窟莲花洞南壁北魏一铺造像（图3），可见墓中上述二俑与佛龛右侧残存的持棒武士与侍女像颇有相似之处；同时，生肖头冠俑的佛衣与悬裳座图式亦与石窟中坐佛相仿。另外，墓中还发掘一件白毫相立俑（图4），该俑高冠已缺，双手作揖，面部同样如力士般张口忿怒状。据《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所载，白毫相为佛第三十二相，即两眉之间有白毫，常放光。《瞿师罗经》中佛为瞿师罗说：“（佛身）眉间毫相，白逾珂雪，如是庄严……”白毫相为佛教中佛陀、菩萨等的辨识性标志。由此，该件俑眉间生白毫，足以彰显其佛教本质。
除此之外，大业六年墓中盘口六系壶、长颈瓷瓶、花纹砖（图5）上还发现有莲花图案。莲花是佛教象征物之一，早在佛教之前，莲花在婆罗门教、耆那教及印度民间信仰中，即已成为重要的宗教符号。莲花与佛教发生关系并进入佛典可见《大智度论》：“（毗湿奴）是人脐中出千叶金色妙宝莲华，其光大明，如万日俱照。华中有人结跏趺坐，此人复有无量光明，名日梵天王……是梵天王坐莲华上，是故诸佛随世俗故，于宝华上结跏趺坐，说六波罗蜜”，又见：“是释迦牟尼佛无量威力，无量神通……从是佛脐中，展转出宝华，华华皆有座，座座各有佛。”是以，毗湿奴脐生莲花，莲花生梵天王，梵天说法，释迦牟尼得道成佛后同样拥有了脐生莲花的神力，莲花也由此进入佛教图案体系，成为诞生和灵迹的象征。莲花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佛教图案元素之一，早期佛教遗迹中经常伴随有莲花图案，如四川安县、陕西城固出土东汉中期摇钱树佛像周身，三国时期“佛”字铭佛像镜胁侍坐佛的两尊持莲立像，江苏省盱眙县盱城镇沙岗村出土太康九年（288）持莲佛画像砖等上均可见较早的多类莲花图式。由此，湘阴县隋墓出土的多种器物载体上的莲花图案恰好是佛教图案进一步传播和被民众接受的实证。
湘阴县隋大业六年墓是生肖俑墓葬的典型代表。与大业六年墓类似，隋至宋期间的生肖俑除遵循“生肖俑+胡人俑”的配置模式，生肖俑造像、器物装饰图案、墓砖纹饰等常表露出佛教的图像志特征。例如，山东淄博市临淄北朝崔氏墓M10发现的最早的动物生肖俑（图6）出土时即位于与龙门石窟古阳洞左右壁下层小龛相似的莲瓣形龛台内；武汉市郊周家大湾241号隋墓出土人持生肖俑（表2-2，图7）眉眼修长，双目微闭，嘴角露出慈悲微笑，坐姿衣着等也明显受到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福建厦门下忠唐墓（表2-10）、江西景德镇市郊北宋墓（表2-12）、安徽望江县北宋墓（表2-11）、江西进贤县池溪公社北宋政和八年（1118）吴公谨夫妇合葬墓（图8）等墓葬中出土生肖俑均头戴“王”字高冠，面部丰润，双耳垂肩，慈眉善目，同样也颇可见佛像身影。四川万县驸马公社初唐墓（表2-9）同样出土有白毫相武士俑。同时，多个生肖俑墓葬中都出现有佛教标志性图案莲花，如湖南岳阳桃花山初唐墓（表2-3，图9）、长沙咸嘉湖初唐墓（表2-8）等墓葬中出土有莲瓣座灯盏；湖北武汉市东湖岳家嘴隋墓（表2-1）发现有莲纹砖；武汉市郊周家大湾241号隋墓（表2-2）出土有莲纹瓷壶和多个莲座，等等。出土九件兽首人身生肖俑的江苏江阴市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中，还出土《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佛说观世音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佛教经卷共十一卷。另外，在新疆焉耆唐代佛教寺院废墟明屋遗址（又称“千佛洞”）中，十二生肖兽首与佛陀、菩萨、明王、护法、比丘等佛教造像，壁画、饰物，经文等共同被发现。上述种种情况难以“巧合”概论之，生肖俑与佛教定有深刻的渊源。
三、佛教文献中的十二生肖
“十二生肖”的概念起源是在中国，然而，从图像志和随葬品组合角度而言，最早发现的十二生肖俑却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假设“十二生肖图像”确实是佛教影响下的产物，那么佛经中有否关于十二生肖的记载？何时传入中土？
- 《大方等大集经》：十二兽
汉文佛经中所载十二生肖最早见于印度僧人昙无谶（385-433）所译《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十三《虚空目分中四无量心品》，其后梁沙门僧旻、宝唱等编撰《经律异相》卷四十七《杂兽畜生部》上，隋智者大师《摩柯止观》卷八，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菩萨部》第五，唐湛然《止观辅行传弘决》卷八等关于十二生肖俑的记载大抵均来源于此。《大集经》中同以鼠为首，除了用狮代虎，其他属相相同。由于该经原本已失，有学者推测，昙无谶可能是出于传教需要，将印度与中国两种生肖体系融合，通过佛教华化以利于传播。据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菩萨部》第五引《大集经》，“是十二兽昼夜常行阎浮提内，天人恭敬，功德成就已，于诸佛所发深重愿：一日一夜，常令一兽游行教化，余十一兽安住修慈，周而复始”，并述曰：“此之十二兽并是菩萨慈悲化导，故作种种人畜等形，住持世界，另不断绝。”可知，《大集经》所述十二兽乃是受菩萨慈悲化导，轮流出没以教化众生。北魏至两宋期间墓葬中出土十二生肖俑多是顺时针放置于墓室壁龛内，似与该经中的“教化”功能并无逻辑关联。
2.《药师经》：十二神将
早期佛教经典中与十二生肖相关的记载可见十二神将，或称十二药叉、十二大将等。十二神将出自《药师经》，属药师佛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药师如来念诵仪轨》，“（药师如来）令安莲花台，台下十二神将，八万四千眷属上首……”，另据《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宫毗罗大将、伐折罗大将、迷企罗大将等十二药叉大将）我等眷属卫护是人，皆使解脱一切苦难；诸有愿求，悉令满足。或有疾厄求度脱者，亦应读诵此经，以五色缕，结我名字，得如愿已，然后解结”，可知，十二神将身份为药师佛卫护，神职为信奉者解脱苦难，满足愿求，治愈疾病等。
守护药师佛的十二神将本是由印度的药叉神转化而来，因此，十二神将的外貌从传入之初即带有药叉信仰的神秘色彩，如《大吉义神咒经》中云：“诸夜叉、罗刹鬼等作种种形，师（狮）子、象、虎、鹿、马、牛、驴、驼、羊等形……”随后，十二神兽开始与十二神将一一对应，如《净琉璃净土摽》中，十二兽为十二神将的坐骑；《薄双纸（编知院御记）口诀第一》中，十二神将与十二辰相关联，且以顶具十二兽为其标志，“十二神将拥护十二时之夜叉也，顶戴十二时兽”；《觉禅钞》卷三《药师法》中，神将直接以兽头为首（图10）。可见，隋唐时期墓葬中十二生肖俑的形象特征与《药师经》相关典籍中描述相符，且除了墓葬出土文物，初唐敦煌莫高窟220窟药师经变壁画（图11）、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29窟南壁等早期佛教壁画上，守护药师佛的十二神将也俱可见十二生肖头冠。此外，药师信仰同样盛行于唐代，与十二生肖俑流行的时间一致。因此，尽管在印度源头，关于药师佛及十二神将的文献与图像仍鲜有发现，但凭现有汉译经典及隋唐时期文物图像，我们仍可做出推断，十二生肖的说法为中国原创，但十二生肖图像的产生，却与《药师经》等佛教经典中关于药师佛十二神将的描述，及印度犍陀罗等地区传入西域的佛造像艺术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四、墓葬中十二生肖俑的功用与流行原因
综上，隋唐时期墓葬十二生肖俑的出现确与佛教传播，特别是药师佛信仰的兴盛有因果关联。佛教中，以十二生肖为坐骑、头冠或直接化身十二兽的十二神将是护持佛法的护法，并且拥有消除众生苦难的神力。结合十二生肖自身具备的时间属性，被有序摆放墓室四面壁龛中的十二生肖俑自然与消除灾厄、轮流守护等功能构建起联系。然而，墓葬十二生肖俑守护的并非“佛法”，而是墓主人；与汉晋时期墓葬中的佛像功用类似，生肖俑的身份实际仅是中国墓葬话语体系下，用以实现护佑等希冀的新形式的神，神佛同现只是本土神与外来神共同产生效应的反映，而本土神仙信仰在其中占据绝对支配的地位。山西太原北齐武平元年（570）娄睿墓壁画动物十二生肖图与神兽穿插并存，位于雷公天相之下（该墓同样出土有白毫相武士俑，莲花纹瓦当、瓷灯，莲花座等佛教相关文物），证实十二生肖与中国传统神兽的身份类似，同为保护墓主人灵魂升天的天神——此例亦为上文的推论增添了一枚注脚。
从魏晋“佛+胡人”到隋唐“十二生肖+胡人”，无论传播源究竟是西南线路的长江上游，还是北方丝绸陆路的西域，墓葬中这两种模式均是兴起于两湖地区并长盛不衰。之所以如此，很大原因可能是由于与传统儒教（如敬鬼神而远之，不言怪力乱神）占统治地位的中原汉文化相比，南国腹地，尤其是楚地自远古时期即信鬼祀神，巫风盛行，外来佛教各类神祇得以跻身于本已庞大的诸神殿堂，依托本土信仰和习俗进行传播。追溯中国古代墓葬的历史，可知早期随葬品的功用大致有二：一为模拟生前的衣食住行及各种娱乐，供墓主在另一个世界享用，是谓“事死如事生”；二为模拟墓主升天成仙仪式：升仙是原始信仰和道教的核心内容，汉晋及之后的诸多墓葬都呈现出由死而仙仪轨结构的思想图景，如西汉马王堆一号墓T形帛画即是墓主人从冥界到天上生命转化的符号化表达。而佛教图像自进入中国，即混杂于本土主流神祇体系，扮演引导墓主人升仙的“外邦神明”，如东汉至两晋时期长江流域墓葬中摇钱树、魂瓶等载体上的佛像及“佛+胡人”俑群等多为借西方佛祖之形，行本土神仙之职。回到第一部分结尾处的问题，隋唐之后，墓葬中佛像逐渐被十二生肖俑取代，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因为随着对“升仙”认识的转变和热情的消减，民众转而更加关注对墓主人灵魂和肉体的佑护；另一方面，尽管依然神佛混淆，但民众对佛教神祇的神职已渐渐明晰，如此时同墓出土有白毫相、莲花等图案，甚至佛经等佛教直接相关物，说明较之汉晋时期仅限于图像上的借用，佛教教理在隋唐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接受。在民众认识到佛陀、菩萨并不能引导死者飞升成仙，而化身十二生肖的十二神将拥有守护消灾的法力之后，十二生肖俑替代佛像，开始登上墓葬的舞台。值得一提的是，墓葬中同时出土的镇墓兽、买地券等物证和文字（如买地券上体现出的宗族关系）还证实了佛教较早即走上了与儒释道相融的中国化道路。
五、结语
通过对隋唐时期墓葬出土十二生肖俑多角度分析和考证，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墓葬随葬品组合角度，隋唐时期，长江流域魏晋墓葬中“佛+胡人”模式被“十二生肖+胡人”取代。由此，“十二生肖”逻辑上应是“佛”的传承和变体。
第二，从图像学视角，十二生肖俑与佛教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所在的墓葬中还出土有莲花纹、白毫相等各式佛教图案甚至经书，一些生肖俑本身即带有印度源头犍陀罗等地区及中国北方石窟佛造像艺术风格特征。
第三，考察佛教经典，可发现《大集经》、《药师经》等早期佛经中存在与十二生肖相关的记载，特别是《药师经》相关文献中关于十二神将（对应十二兽）形象的记载，与现有隋唐墓葬生肖俑及吐鲁番、敦煌等石窟壁画中药师佛十二护卫图像相契合。
由此，尽管早在战国，十二生肖的概念即已流行于中土，但十二生肖的视觉化表现实际却是佛教及佛教图像传播影响下的产物。结合佛经中关于十二神将的职能，可推断墓葬十二生肖俑的功用乃是趋凶辟邪，时刻守护墓主人躯体与灵魂不受侵扰，实则是本土道巫思想的延续。可以料想，隋唐时期，两湖民众逐渐明了佛祖的救渡实质，并日益对升仙的幻想产生怀疑。此时，药师信仰传入，与本土十二生肖一一对应的药师佛护卫者十二神将/药叉（很可能同样是翻译为佛教顺利传播刻意为之的结果），一则因为可在本土找到思想基础，二则也与楚地自古以来信鬼祭巫的偏好暗合，很快开辟了信众市场。随之，十二生肖的形象在两种文化冲撞和融合下产生，成为墓葬中新兴的亡灵守护神。直至今日，它们依然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中国美术研究》2020年第2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