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夜路，路遇一只手套，丢在地上，饱满有形，好像还有一只无形的手戴着；切面漆黑，整齐，像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突然砍下来。走几步，又遇到一只，然后又一只，然后是一堆。个个饱满有形。那晚剩下的路，我提心吊胆，怕一转弯，遇到一群断手的人……”
这段话来自我的小说《两公里以内的玫瑰》，我称它为“数字时代的身体历险”。写这个小说时我住在浦东，我家所在的社区正忙着拆迁、修路、盖楼、挖地铁、建公园，是个大工地，工人们安营扎寨，就地住进移动板房，早晨蹲在绿化树下刷牙，下午下班后在马路牙子上坐成一排吃盒饭，和我们做了好几年邻居，附近的居民们抬头看到脚手架，低头看到地上丢几个白色棉线劳保手套，实属正常。那时我常在夜间独自散步，正是一天里思路最活跃、想象力最不受拘束的时刻，常常走到颅内高潮，那些废弃的手套在我眼里就好像有了生命，带一点恶作剧式的惊悚，也是内心不安的反映，于是有了上面这段文字。那片社区其实生活气息浓厚，治安良好，没听说发生过断手断脚的事，一切都是我的心事。城市布满转角，每一个转角都是意外，转角遇见谁，取决于走路者的心境。
我生于北方小城，22岁来到上海，今年45岁，在上海的时间首次超过在家乡的时间，关于“我是哪里人”“我是谁”，从此怕是更加难以定义。写小说则完全是来上海以后的事，也可以说，我的小说生命始于22岁初来上海时，我写下第一个短篇小说《窃包的贼》。当时我在华东理工大学读研，故事发生地正是华理图书馆的阅览室，我写了一个每天在阅览室里偷别人包的男生。小说起初发在我们自己编的校内刊物上，一个师兄看了，有一晚酒后遇见我，非要我和聊文学，从校门口直到5号楼男生宿舍，一路与我热议，说他被故事结尾那个神秘的翻转绕进去了。这位我早已忘记姓名的师兄算是我第一个热心的读者，他以理工男式的耿直第一次让我确认：我是有虚构能力的。这篇小说后来公开发表，直到前几年还有一位读者在网上找到我，向我展示她当年一字一句抄下的全文。我当时正想出一本小说集，受她感召，花几百块请人帮我恢复了一块古老的硬盘，找到了这小说的电子版，结果看了没几段就放弃了，硬盘也砸了——我无颜面对那些尚处在青春期的文字。
我想说的是，我的小说发生地是上海，虽然我总是尽量避免在小说中出现具体的城市名或路名，但其实我的几乎每一篇小说的触发点都在上海，即使多年以后，内心仍有一个导航能将我精确带回故事的原址——尽管这毫无意义，仅仅是我私人的一点纪念。我还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时，绿皮火车坐了一整夜，按今天的标准来看真是慢极了，但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一夜的旅程不啻于时空的剧变。惊魂未定，又钻进一辆叫做“地铁”的神奇家伙，一路啸叫，风驰电掣，再钻回陆地，已是虹梅南路站（今天的锦江乐园站）。这一番空间与速度的全新体验，很快被我写成了一篇叫“重合”的小说，多年后以“三人舞”为名发在《上海文学》上，并成为《一二三四舞》这本小说集中的第三支舞，论写作时间，却是“舞”系列最早的一篇。
《一二三四舞》中的第一篇《单人舞》也发生在浦东，仍与当时的大兴土木有关。那时我家楼下的新路正拓宽，地铁已在建，一片崭新的社区正徐徐展开，却还有一座钉子户楼未拆，这座楼的大多数门窗都被红砖堵死，只有几扇窗仍在夜间顽强地亮着，引人遐想，我每天从那黑楼底下经过，一篇小说蠢蠢欲动。我对城市拆迁这类社会问题毫无兴趣，我关心的是一个人活在所谓现代世界，他真正拥有的是什么？有没有可能在一天之内让他自认为拥有的一切都合理合法地丢掉？这便是小说《单人舞》。这小说类似一场思想实验，我代入城市人的两项基本财产，房子和车子，然后又恶作剧般地让男主的家门钥匙不小心锁在了车里，而车钥匙锁在了家里，然后便开始了精心推演：一天之内，他使出浑身解数，动用全部资源，奋力自救，最后却输得只剩一条内裤，也可以说只剩下自己的身体，以及一小块遮羞布。促使我写出这篇小说的那座黑楼在结尾处等着我，我最后让男主进入了那座黑楼，见识了黑楼内部另一番光景……越是身处光明与繁华，我越是迷恋黑暗与废墟，还有什么比废墟更能象征我们易碎的现实与荒芜的内心？《单人舞》发在《人民文学》上，被评论家称作“关于现代化悖论的绝佳寓言”，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位陌生读者在新浪微博上的一句话：读了《单人舞》，今天没有虚度，你的孤独认识我的孤独。
废墟是繁华的背面，是城市宇宙的暗物质，我坚信一座城市面上有多繁华，内里就有多少等量的废墟，有多狂欢，就有多抑郁，文学的任务是再现这种等量，而不是只写一面。我的另一本小说《我不爱你》中有一章“活色”，也曾以短篇形式发在《人民文学》，《活色》的发生地是闵行区热带风暴水上乐园，一座地道的狂欢之城。时值八月，满城的人都恨不能脱光自己，一头扎进清凉的水中，既解暑降温，又展露自身，一场事故却悄然降临，男主在事故中勉强自保，却被激流冲走眼镜，眼前的活色生香瞬间虚无。事后很久，他看到水上乐园发出一则失物招领启示，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回去找眼镜，发现眼镜堆积如山，无人认领，最后混同全城的失物与垃圾，被卡车拉去海边，用来填海造城——另一座狂欢之城。
我在完全的光明中写下这些小说——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浦东图书馆，我向无数人安利过这个写作阅读圣地，那里有无比开阔的空间、复杂的内部结构与极具未来感的设计，不说藏书，单是这座建筑就值得反复阅读。那时我家离浦东图书馆很近，我常常一早步行去图书馆，一坐一整天，我的绝大多数小说都是在图书馆三楼阅览室那巨大的落地窗下写成。有一次一本时尚杂志在北上广各请一位文人艺术家推荐“适合约会的书店”，北京广州推荐的都是小资情调的书店，只有我推荐了笨重的浦东图书馆，推荐理由是：这世界其实一点都不缺少约会的地方，到处都是谈笑风生和唇枪舌剑的地方，唯独少一个独处的地方，一个“在人群中，却是独立个体”的地方，浦东图书馆算一个，请来这里与书约会，即使与人约会，也可以尝试“沉默的约会”，你和TA各自抱住一本书，安静相处一下午……
我爱浦东图书馆，另有一个不可告人的原因：当时浦图的旁边便是一片废墟，具体来说是一片原生态的树林，面积极大，北起前程路，南至高科西路，西起锦绣路，东至白莲泾防护绿带（如今已建成文化公园）。能在上海市区紧邻内环以及图书馆、干部学院这些高大地标的旁边发现一片野林，简直太奢侈，夜里它连一星灯火都没有，像这座热闹城市中被挖去的一角，我无数次翻过围栏、钻过桥洞去探访这片野地，被草窝里的蚊虫咬，被成群的野狗追，仍乐此不疲，我毫不怀疑这片无人区是一个故事高发地，坚信这片尚未被定义的黑暗中蕴藏着这座不夜之城的所有秘密，小说《鹿岛鹿角对大阪钢巴》便是这片野林的产物。这小说名字拗口，主打一个“对”字，其实处处错位，是一场4×100荒诞接力赛。小说发在《时代文学》，我在一篇创作谈中写：在我生活的城市，人们被空间定义，有什么样的空间，就生出什么样的人。我为这片空间深深地着迷，那些复杂而清晰的高架与地铁站，那些以将人导向迷失为宗旨的商圈，也包括偶尔的废墟——两区交界处一片失管的树林，即将拆迁的危楼，无人认领的建筑垃圾，等待土拍的荒地……我常在这些地方就地展开一次旅行，顺便萌发出一篇小说，如果说城市是我的日常，废墟就是我的远方。
虹桥火车站是废墟的反义词，也是我的另一处小说多发区，我称它为全世界最大的迷宫，因为它在卫星监管之外，是导航失效的地方，无数人在这里重逢或迷失，每一个人都自带故事。很多年来，我在这里迎来送往，简直可以单独为它出一本小说集。比如《虹桥永动门》，我很喜欢这篇短小的充满狂欢气息的小说，所谓永动门其实是车站常见的那种只进不出的单向门，虹桥火车站的单向门更高级些，它充满科技感，威严到不近人情，又无比的滑稽和徒劳，小说里，我让一个没什么文化的家政阿姨在这道永动门前唱起长长的rap，直唱到天地为之动容，为之哭笑不得。再比如长篇小说《花言》，讲述上海、厦门、周城（虚构的北方小城）三城故事，评论家称小说内含一部中国城市发展史，其中有关上海的部分集中出现在“恒温”这一章，也曾以“恒温城”为名单独发在《山花》，这一章的故事也发生在虹桥火车站，女主初来上海，在虹桥下车，咫尺间与男主走散，彼此寻找的过程荒诞到近乎残酷。如果只选一个地标代表上海，我选虹桥，上海，或者说超级大都市的所有好与不好，尽在虹桥。也正是上海，赋予我的小说以独特的气质。
除去这些固定的地标，上海的另一个特点是交通工具特别发达，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我当然没办法在小说中无视它们，事实上我为这些交通工具写下许多小说，也足以出一本小说集，比如《黎明泻》写网约车司机与“算法”斗智斗勇；《双人舞》发生在一辆即将出事的动车上；《花言》中专有“人车”一章；《紧急刹车》更是一部“大车主”的小说，十几辆车飞奔在高速公路上，携带着十几个暴烈的当代故事；最新的一篇《野中环》里只有一人、一车、一荒野，讲的是中环鲁滨逊的极限生存；最有代表性的是《天狼星之夜》，发在去年的《收获》，这小说类似一场极限压力测试，讲的是深夜私家车里一对母子，儿子突发重疾无法开车，在各种公共救援系统均瘫痪的情况下，不得不连夜教会七十多岁的老母学习开车……我在创作谈中写：私家车是城市空间的极致代表，真正实现了空间的原子化，毕竟由单元楼、格子间制造的隔离空间属于不动产，不能移动，而原子是要快速移动的。
2022年初我搬到了松江，离开我住了18年、被我视为第二故乡的浦东，住到一片田野中，透过阳台的窗能看到稻田的青黄变幻，夜里有蛙声。搬家之前我发誓要常回城看看，真正住下来后，才发现进城并不容易，那个我所熟悉的、激发我写下第一篇小说的上海正离我远去。碎片式长篇小说《半永久式告别》是这次搬迁与暂别的产物，我在创作谈中写：身体动荡不安，内心充满文学式的恐慌，想到马原离开了他的西藏，董夏青青离开了她的边疆……现在两年多过去，回头来看，也许是我多虑了，哪里都有小说在发生，松江当然是上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的小说里不是已经出现了稻田和蛙声吗？所以离开并不可怕，恐慌和不安原本就是写作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