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的张家口战役，是国军全面进攻阶段意义最为重要的一战，系我军铭心刻骨的一次败仗。
张垣（张家口旧名）系当时察哈尔省省会，比华东方面失两淮，更具政治宣传意义。故南京政府大肆吹嘘，如何大破共军云云。
这场战役实际是大同集宁战役失利后，带来的众多恶果之一。以往军史爱好者们讨论此败，大多把原因归结到总体指挥有问题。
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要从敌我两个方面复盘，才能真正看出问题所在。
一、傅作义的作战特点
晋察冀军区对付的敌军实际有三个系统，一是保定绥署指挥的中央军系统，约二十多万人。二是山西阎锡山部队，约十几万人。第三才是傅作义部队，不到十万人马。
一作对比不难看出，为什么实力强的国军没有打破张家口，尤其是保安绥署，其部队之精强，远非傅作义部队所比。但真正拿下张家口的却是傅部，所以，我们首先要从傅部观察，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傅作义将军是一位奇人，其练兵之道、用兵之道颇不似于国军主流将领，在一众地方军阀部队中亦是独树一帜。
傅作义将军的史料，由于当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傅将其多年日记全部付之一炬，加之其地方军特点，没有系统完备的历史档案，所以很难察其全貌。
目前唯一比较直接的史料，是全国政协于上世纪80年代编纂的《傅作义将军生平》，其中有一位叫刘一平的师长（三十五军267师师长），写了一篇比较详实的关于傅系部队练兵和作战特点的资料，笔者阅后感到十分解渴。试作摘要，并解读之。
刘一平是傅作义举办的绥远三十五军训练所学生队第二期学员，在傅作义部队从排长干起，连、营、团、师和参谋处均有任职经历，其观察最为真切。通过他的回忆，大概能观察到傅作义部队的三个特点：
第一，军官的作风较为质朴。
傅作义一直坚持一个认知，并强加给所有官兵，即有钱人打不好仗。
跟傅当年共患难的一个团长曾延毅，在涿州死守抵抗奉军立过功，傅作义任用他当旅长、当天津公安局长，发了财开始摆阔，傅作义毫不留情地把他改任副军长而闲置起来。
他的七弟傅作良、连襟蔡玉庆，都有一定资历，想当带兵的主官，但傅作义不太相信他们真能打仗，就是这样的亲属都毫不给面子，只让他们到国民兵（即地方保安部队）当一官半职，不准到作战部队当主官。
傅的理念虽不尽然全对，但在贪污成风腐败遍地、三年当军长十万雪花银的国军之中，无异一股清流，在傅的亲自表率之下，傅部军官相对来说比较清廉，没有享乐之风，相对来说比较有斗志、有追求，能够专心于作战。
第二，善于统一思想。
傅作义对高级军官坚持每年特定时间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每周四组织一次工作汇报，主要内容是讨论当前形势和作战方针，检讨作战经验教训，并对人事调配、粮弹补充、马匹辎重等重要事项进行安排。
傅部主力三个军都由三十五军发展起来，部队规模不大，故这种统一思想的工作很容易收到实际效果，傅的指令贯彻的比较好。
不要小看这一点。国军其他战场作战屡屡出问题，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蒋介石和国防部、参谋本部的意图——不管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都无法得到统一而绝对的贯彻，这一点和我军形成鲜明对比。傅作义以其规模小易控制的体制特点，无意间解决了这一问题。
傅作义后来到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仍想坚持这样的制度，但一来部队规模大个人想直接控制具体事务几乎不可能，只能做宏观上的领导；二来蒋系将领多，意见多与傅不一致，面和而心不和。杂乱的体制和层级，使傅作义失去对部队的有效控制，华北部队战斗力因之每况愈下。
第三，战术作风犀利。这一点，我们结合大同集宁战役一并说说。
二、攻大同一言难尽
傅作义在涿州守城三个月，死扛奉军之围攻，善于守城的名声传扬天下。实际傅作义的作战特点决不是呆板死守，而是极为灵活机动、自成一体的。
傅作义作战特点惯于突然袭击，不主张堂堂正正地进攻，意在掌握战斗的先机。他常对部下讲：“进攻时要突然袭击，出敌不意，集中兵力攻敌弱点，打敌要害。在袭击目标确定后要坚决贯彻到底，胆大沾光，胆小遭殃。切莫犹豫不决而丧失战机。”
就以1946年8月大同集宁战役为例。
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合围大同，虽也想到傅作义会来救援，但预料大同是阎锡山的地盘，傅作义即使受蒋介石逼迫来援，也不会太积极；就算部队出动了，行动也不会太快；就算行动真的快，其进军必经之路上我军已占领集宁城（在今乌兰察布）和卓资山，傅军的进攻未必多么有力，我军能有效拖住，以专心攻克大同。
谁知道，三个料想全落空了。
第一，蒋介石下令把大同划给傅作义绥远系，傅作义出兵十分坚决，一下子把他部队全派出来，状态满格。
第二，行动是真的快。傅作义行军惯用骑兵进攻奇袭，我卓资山守军独1旅准备不足，原计划守3天，结果只抵抗了几个小时就失守。傅作义部又加速前进，进抵集宁城下，大大出乎我军意料，大同方向守军不得不调兵北上去集宁解围。
第三，傅军后续攻击仍然十分迅猛，以三十五军新31师为主导的3个主力师迅速杀到集宁城下，打得集宁守军连连呼救。
我军前指不得不把主力调到集宁，企图来个里外杂击，把傅作义的心头肉、老棺材本儿新31师聚歼于集宁城下。
但由于侦查工作不到位，没发现傅作义还有后招。当集守城下缠斗之时，三十五军的另一支主力师101师，及其他骑兵、炮兵部队又迅速开到，对我军城下之兵来了个反包围。
国军先包围我军，我军进行反包围，国军再进行反反包围。这种形势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十分罕见。
这时候，双方最高指挥官的临场反应，就看出差距了。
傅作义战前召集团长以上干部开会，统一思想，要求必须拿下集守，第一梯队先打，第二梯队跟进，前后夹击、骑兵奇袭、榴炮营跟进、飞机助战等等。战斗进程基本就如傅作义战前设计的，虽然打的惨列，伤亡较大，但节奏、趋势、局面控制住了。
而我军临场指挥和反应就太不理想了，第一，增援集宁打成添油战术，没有像人家傅作义一样上来就是主力集中的状态。第二，围住第一梯队3个师以后判断敌情不明，该一鼓作气连夜打，却停了一个晚上，使敌喘息并巩固阵地。第三，傅军第二梯队打上来之后，一下子慌了，迟疑不决，不知道该先打围中之敌还是先去打援兵。
虽然参战部队有杨得志纵队和陈正湘纵队，都是一等一的名将，但顶层指挥不及格，有名将也白给。
集守失利，大同方面也攻的很不理想。试举一例。
攻城战斗，我军战术十分粗糙，基本是猛打猛冲，缺少对战场的充分侦察和战术调整。三纵7旅19团攻下大同城北门，团指挥所急着进城，设在火车洞子里，谁知道下面埋了雷，团指踩了雷被炸，团领导干部炸死一大片，只剩下两个人。
三、麻痹的张家口
集宁一失，大同方向的进攻自然不能再继续，我军全面撤退。
但这么大的失利，仍未引起警醒，思想上的麻痹导致了张家口失守。
1946年9月下旬，华北国军发动对张家口的进攻。
主角起初并非傅作义，而是保定绥署孙连仲指挥的中央军嫡系部队十三军、九十四军等部。十三军是国军13个美械军之一，战斗力十分强悍。所以军委和晋察冀军区都把东面防线作为重中之重，主力纵队去了三分之二。
战斗最激烈的方向确实也发生在东线，怀来一带打得十分艰苦，北平方向国军始终没有攻进张家口附近。
但从军委到一线防守部队都严重误判了形势，想当然地认为傅作义既不会派有力部队进攻张家口，也不会脱离从大同向东进攻的便捷路线。
在此指导思想之下，晋察冀剩余部队都转移到西面大同方向。而张家口以北几乎没有力量了，张家口警备司令员郑维山手中只有两个团的防守兵力。
郑维山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个细节，张家口北面是一片平坦的草地，无法有效防御，兵力空虚，是奇袭的好方向。但他并没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粉饰自己多有先见之明，而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对张北县兵力空虚也不知情，也没有多少防备和后手。
傅作义为了麻痹我军，采取很多方法。
第一，他故意在大同制造声势，派他的副司令长官到大同号房子选定大军驻地，又把一些坦克和榴炮部队运到大同，扰乱我军视线。而真正的主力都隐蔽在集宁以东地区，待机而动。
第二，他把暂三军和三十五军下面的师对调，万一解放军查知番号，也会误以为先锋进攻的是暂三军这种弱旅，而真正的主力新31师和101师这两个核心主力就在其中。虎质羊皮，战术欺骗，傅作义是真会！真有细节！
第三，为防泄密，傅作义不用国军通用密码而用绥远自己的密码，导致晋察冀部队破译不了，直到傅作义部队打到张家口城下，也破不了任何一封电报。
第四，傅作义胆大敢压宝。他虽无法查明张家口北面有没有重兵，但他指示电讯处，对张家口西面和北面分别侦测电信号，发现西面密集而北面稀疏，便判断北面无大部队。
虽然是盲猜，但揣情度理，以原始粗糙的技术手段和战术判断相结合，正好掐中晋察冀我军的真实情况。
做好一切准备后，傅作义命令诸军从集宁出发向东，穿越一大片荒漠草原，而后调头南下直插张家口北面的张北县。
其前锋700骑兵到达后就发起进攻，当时城中只剩2个连防守。原来城中有一个团，但守将根据前线哨兵情报发现有傅军骑兵活动，派出主力准备去截击。
据傅作义的机械化部队大队长靳书科回忆，当时张北县城内一切活动如常，戏院还在唱戏，市民进出城门如常，骑四师师长刘春方当即放弃夜间攻城的既定计划，命令立即进攻，守军顶不住，两个小时，张北县城就易手了。
即使出现这样大的敌情，从军委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都不知道傅作义部队主力究竟在哪里，因为大同方向杨成武部队刚刚报告，傅作义三十五军的番号出现在那里。
军委也出现严重误判，给聂荣臻发电说，傅作义不大可能出动主力，顶多一万来人作为东线中央军的补充，袭扰为主，张家口仍有两团兵力，应据城固守。
据此令，西线防守兵力仍然不动。
但越打越不对劲，郑维山指挥军区教导队在张家口以北防御，势头根本不像军委电报所说，傅军攻势太凶了，骑兵步兵炮兵一应俱全，还有飞机来助战，这哪是一万人的架势。
直到傅军突破最后一个要点狼窝沟，杀到张家口城外40公里之处，军委最真实的情报来传过来，傅军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
郑维山抱怨，这情报来得是真不容易，可是太得太晚了。
这封于事无补的电报没能改变结果，一个教导旅根本抵挡不住，聂荣臻不得不下令，放弃张家口。
回到文章标题提出的问题，谁的过失最大？
笔者以为，绝不能全部归罪于聂帅。
傅作义对我军实施了成功的战略欺骗，连军委都被他瞒了过去，这能怪晋察冀指挥不力吗？其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北平国军进攻太过猛烈，吸住晋察冀军区多数主力，聂帅手上可打的牌不多，出现意外情况确实不好对付。
第二，傅作义作战手段怪异，战斗作风某些方面与我军相同，令我军很不适应。
第三，晋察冀军区总体应对确实有欠敏锐、准确、灵活，作战方案稍显单一，应变能力不足。
从客观规律上讲，有些路再难也要蹚，有些亏虽疼但也要吃，不蹚新路永远不知道有什么雷，不吃亏永远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差距，再难打的敌人也要去适应，这样才能打一仗进一步。
《水浒传》征方腊部分，史进、石秀率军打庞万春，被庞万春伏兵于路旁一气射死六位梁山好汉。卢俊义与朱武讨论此事，朱武说此计只用得一次。后来再进兵，先火烧道旁山林，方腊军的伏兵计便不再好使。
对付傅作义部队大概也是这个道理。傅作义打法稍显另类，一时颇能奏效，但总体看只是地方军阀的路数，虽能偶取小胜，但论其威力，终究比不上正规的大兵团作战。而这正是傅作义所欠缺的。
我军熟悉了他惯于奇袭的套路后，后来再打，只要刻意防范，类似张家口失陷这种大亏就再也没有吃过了。
华北战场的强度和难度，远远不及其他战略大区，道理便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