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首句定胜负，相信一见钟情

《哥本哈根三部曲》上市这天，朋友发布了为所在康复中心绘制的涂鸦壁画，纪念自己戒酒四周年。我身处两个看似独立的事件间，端详其中的关联。

药物上瘾，酒精上瘾，这模式和过程熟悉得过分，我不需要回忆。周遭曾有许多这样的人和事。对话会在半途开裂，塌陷。酒精的味道在呼吸中弥漫，眼前的脸孔中央一团混沌的白渐渐扩散。酒品店提供不透明的棕色纸袋，不是为了让人套上瓶子在马路中央开喝。你愤怒，你无能为力，你愤怒。因为你清楚现在几点，还有这琥珀色液体的含量：40%。这不是某个无害的午后——小饮怡情；而是很多年里的几乎每一个白日。明天到来今天竟然还没过去，瞧，你依旧无能为力。

让我再次陷入这种联想的人是迈克尔·法瓦拉·戈德曼，《哥本哈根三部曲》的英译者之一。中文版上市后，我主动联系他，他也爽快地答应了对谈的提议。许多读者向往《清晨》《所有明亮的梦》中的稀薄却笃定的光，与作者一同憧憬她的未来，而迈克尔偏爱的是围绕成瘾展开的《白昼坠落》，抛开译者身份也是如此。

2016年夏天，他与妻子降落凯斯楚普机场。托芙·迪特莱弗森的百年诞辰临近，复兴活动接连展开，自然也覆盖了机场书店，毕竟这里只陈列最不挑读者的作品。至于托芙的书，据一位挪威当代作家说，在每个丹麦人家里都能找到，包括自己的祖父母。《白昼坠落》正是迈克尔在机场书店偶遇的旅伴。一百四十页，平装，灰白封面上摆着一颗迷幻骷髅头，被花朵和叶片填得太满。

迈克尔：“我想我读了一部杰作。”

事后回顾，迈克尔觉得其中暗含一种联结。《白昼坠落》中，托芙袒露了自己对强阿品类药物上瘾的全过程，触目惊心。迈克尔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他的叔叔沉迷赌博，因此倾家荡产。不仅如此，他意识到自己也存在依赖性行为。你瞧，可供依赖的人事物那么多，清醒时才会意识到鲜少有一种能提供真正的帮助。局内人找理由，局外人指责，全都无济于事。

“依赖”这个关键词正是英译本的标题（Dependency）。我喜欢这个名字，哪怕它不像丹麦原名的Gift（既指婚姻，又指毒药），包含大家津津乐道的那种冲击力与讽刺。贡献这个译法的是意第绪语译者塞巴斯蒂安·舒曼。一次研讨会期间，迈克尔向他谈起这本书和自己的点子：“他脱口而出，‘依赖’怎么样？”

迈克尔表示，我想，我们干得不赖。

我也体验过这么一个“干得不赖”的时刻。我相信首句定胜负，相信一见钟情。就算你没有我这么极端，也应该见识过第一印象有多难改变。如果我说某些无人问津的作家凭一个首句，就能写出一整个榜单的获奖作家一辈子的局限性，我绝不是在夸张或臆想。因此，审读《哥本哈根三部曲》时，我特意选择全书开篇进行试译，希望凭此拿下选题。

整理称谓的部分笔记：“你”还是“您”？

最初，托芙的开篇句被我翻译成“早晨，有希望。”大家对这个短句的接受度意外颇高，商榷后甚至决定沿用至最终采用的译稿。中文版译者刘奕奕选择了“清晨”，我便保留下来，将这句话改成“清晨，有希望。”奕奕研究诗歌也创作诗歌——迈克尔说，作为诗人，他很为这样的巧合高兴；她所用的这个词，听起来蕴含一种更温柔的气韵，符合年幼的托芙对未来鲜嫩、闪亮的想象。

就这样，“清晨”取代直译的“童年”，成了《清晨》。

会议室内，高层围坐桌前。一旦他们决定赋予某个作家“重要地位”，就一定能实现目标，无论他们代表的是文化部还是跨国出版企业。并且，他们能将这描述为民意使然。而用不了几年，这个结果就会覆盖事实，成为他们口中的民众的普遍记忆。我固执地相信，如果把一部作品重见天日的状况归因于社会的进步，那未免对其他被埋没的作品与个体有失公允，对社会和群体则过于宽容。愧疚？想多了。后悔？为了因决策失误而少赚的钞票、少挣的名声，有可能。

且看：据统计，某部巨作虽有划时代意义，新书期媒体好评率却介于3.6%与5.5%间；某个早慧少女笔力惊人，离世七十载后的今天仍卒年不详。他们的壮举，除了极少数信仰坚定的狂热分子，又有谁在意或尊重？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那么多多到数不清，有的一辈子描写自己生长的街区，却不配被那个街区里的小学母校列为知名校友。

在这个意义上托芙是幸运的。第一任丈夫维戈·F是编辑，被与托芙同龄的青年作者们视为父亲一般的存在。比起跟托芙的婚姻，他更醉心于文学，包括托芙的作品。此外少有人提及的是，有这么一个时期，当局难忍政治过于激进的创作，报纸又不可能以空白版面示人，托芙的诗作便适时获得了所需的曝光机会。而她这套地域性鲜明的作品，在她去世近五十年后，也跨越国境，找到了更多需要她的读者。

阿斯特丽兹·亨宁-延森执导

改编自托芙同名小说的电影《童年的街道》（1986）

她写道：“伊斯特德街是我童年的街道——它的节奏会永远在我的血液里鼓动，它的声音总能到达我的耳边。”童年的街道若是子宫，托芙的作品便是它孕育的胚胎。西桥区的女人们认为托芙写出了她们的故事，自发为她送葬；而早在三十年前，她哭着央求堕胎时，对面年长的医生便认出了她的脸，说：我读了您的上一本书，写得很好。我自己也是西桥区的孩子。今天，读者可以探访她儿时居住的公寓，在附近的托芙·迪特莱弗森广场逗留，诵读装点此处的诗句。她的文字与她的街区始终对彼此忠诚。

“快傍晚了，垃圾桶周围那帮孩子照常围在一起。

我希望我是其中一员。”

然而除了读者普遍的喜爱，她似乎还渴望等量的“权威性”认可，但这种平衡根本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产生，自顾自地运行。这令她痛苦。

孩童的天真灵敏，加上干脆的幽默，让托芙得以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复杂的事物。譬如，她说自己之所以意识到斯陶宁首相不可能是上帝，是因为斯陶宁戴眼镜，而上帝连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都看得见，又怎么可能近视。她的比喻也很多，有时多到遭人嫌，这是她的文学根基使然。不过，我倒觉得没准她并非在滥用想象，而是目睹了她诉诸纸面的东西，无论那是抽象还是具象的。所谓心灵之眼（mind’s eye），想象所见或许即为亲眼所见。她写下《致我死去的孩子》——顾名思义，一首关于死胎的诗。尽管如哥哥埃德温所言，她“从来没有死过任何孩子”。

还有小说《一个被伤害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关于我的，虽然我从未体验过书中人的经历。”我想起曾参与编校的露西亚·伯林作品《清洁女工手册》，其中一个故事的主人公这么说：“我夸张了许多，混淆了虚构与现实，但我从未真正说过谎。”或许有点像。也有可能如迈克尔所说，托芙似乎存在某种盲点。而盲点，我猜，也意味着新的视象，一再提醒我们事实与真实并非一一对应。

托芙与第二任丈夫埃贝。

“其中最有魅力的是院长的儿子。

他叫埃贝，长得很像莱斯利· 霍华德……

他喜欢你这样诗意的、一头金色长发的女孩。”

举个直观的例子。托芙爱说自己丑，舞池边邻桌的男人管她叫丑小鸭，这点大家都记得。妙的是，据青年托芙的一位女性朋友回忆，她高挑，漂亮，健谈，在酒吧里很受瞩目。

你猜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家庭关系是复杂的，托芙精准、凝练的描写也让“东亚父母”“原生家庭”“重男轻女”等粗暴概括和自以为是的类比黯然失色。聚焦托芙的家庭，我们会发现时间和空间是他们负担不起的奢侈。哥哥出生时，爸爸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托芙中学毕业时，爸爸年过半百，已经失业太多次。托芙和妈妈爸爸共用家里唯一的卧室；哥哥的床就是客厅的沙发，不等全家上床不能休息。正如长大后的托芙感叹：拥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一个多么无产阶级的梦想啊。

无形的空间也同样逼仄。爸爸处处维护妈妈，却看不惯妈妈为舞会盛装打扮，而妈妈也会瞒着爸爸珍藏一本（在托芙看来）庸俗至极的小说；爸爸默默写了几十年的日记，没谁知道，文学与政治热情还要忍受妈妈泼的冷水。哥哥是“家里的骄傲与欢乐”？这句话怎么可能按字面意思理解。身为“家里的骄傲与欢乐”，就意味着喜欢的女孩会被掌握话语权的妈妈赶走，意味着顶梁柱爸爸不准自己换一份未知的工作。如果不是“家里的骄傲与欢乐”呢？对于托芙这样的小孩，这恐怕会成为一生的瘢痕。即便早已愈合，也会引发幻痛和羞耻，逼人苦苦寻求解脱。

如果托芙是个从未感知过爱的小孩，我不觉得她能写下这样的文字。而伤害与爱交杂，让书里书外的人都难以分辨它们各自的形态。

“埃德温说我有天赋。

他认为他也有，却从未有过机会。”

人也是复杂的。对此，托芙总能寻到够小的切口，展露够全面的侧面。从对托芙写作的态度，就能窥见家庭成员的样貌：妈妈抗议，说自己才不是托芙书里的那个样子，爸爸会劝道，这是艺术的表达。爸爸总在睡觉，裤子后面磨得发亮。这样的描写令他被同事反复笑话，他自然不悦，这时妈妈便说，没有人知道那是你。然而有一天这个日德兰人却在工作场所爆发了。再次遭到嘲笑时，他终于吼了回去：“她想用一整本书写她老爸的屁股都行，只要有利可图！”

许多评论乐于强调哥哥对托芙的讥讽，选择忽视或者不愿去理解这对兄妹关系中更隐晦的成分，仿佛苦难与才华必须成正比。所幸，托芙留下了大量线索，提醒我们哥哥一直是她忠实的读者和伙伴。早在《清晨》，哥哥便建议托芙把诗卖给杂志。十四岁第一次上门投稿正是哥哥促成的。第一次发表前，哥哥叮嘱她索要稿费。从托芙对自己作品的评述则可以看出，她对哥哥喜爱的文段也了如指掌。《白昼坠落》后的时间里，托芙开始酗酒，是哥哥替她照顾最年幼的孩子。托芙英年早逝，而哥哥去世时甚至更年轻。遗憾的是，我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多相关的记叙。

在我看来，驱使托芙写作的是天性而非身份。不计其数的作家打着自我表达、替无法自我表达的群体自我表达的幌子写作，实则唯一在乎的无非是怎样证明自己是个作家，怎么就不同于其他人。他们的作家生涯以维持作家人设为中心而展开。真讽刺，把自己活成了一部蹩脚的小说。托芙不一样。她写作，是为了活下去。两层意义：其一，职业写作创造的收入远比当保姆或打字员可观。其二，不写，她就无从抵抗自己惧怕、厌恶的现实。

希望在不过度解释的前提下

用这样的注释呈现托芙的作者身份和职业生涯

勾勒丹麦青年作者群像的轮廓

以及一战二战之间的丹麦文学界的面貌

托芙与作家埃斯特·纳格尔互通书信三十年

拍下这张照片的是托芙的好友、埃斯特的伴侣

诗人哈夫丹·拉斯穆森

读完莫滕·尼尔森的诗集

认为这里值得一个注释

出版受挫时，她告诉自己：“虽然没有任何人欣赏我的诗，我还是得写，因为这样能冲淡我心中的悲哀与渴望。”当药瘾侵蚀她的健康，她渐渐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们，更无力回到打字机前，她突然明白这一切必须结束。“这不仅是为了我的孩子，也是为了我尚未写下的书。”

回溯发表首部诗集《女孩的心》时的心态，原来她那么早就发现了写作于人生的意义：“这本书将永远存在，无论我的命运如何成形。”

我想她从未选择真正的死亡，因为她把生命留在了她更为珍视、且“无法撤销”的文字里。

最后让我们回到封面。我从档案摄影中打捞出这些久远的黑白影像，希望它们能结合设计师与作者的创作，焕发另一种美感。

《清晨》：虽然都是贝壳，可细看每片贝壳都是不同的，并非只有最小的那片“格格不入”——大家都在以与众不同的方式与众不同。《所有明亮的梦》：月亮的明亮不同于太阳。这可能是属于托芙的天空，也符合她儿时窗台上的想象。她曾为月表显露的脸孔写诗，试图亲近那颗永远沉默却不离不弃的夜星。《白昼坠落》：略显局促的集体空间内，家具并排摆放，线条交错间规则和压抑隐现，小小的床和玩偶或许暗示纯真。

整套作品从未给人色彩缤纷的感觉，多次提及的绿因而稍显特殊，用作《所有明亮的梦》的底色大概并不突兀。在托芙眼中，维戈·F一直是绿色的：他身穿绿色西装，打绿色领带，告别时挥动绿色宽边帽。婚后，她的生活脱离窗外的节奏，在绿色的室内停滞。绿色的茶杯。绿色的墙壁。绿色台灯下维戈·F的大脑袋。哌替啶上瘾后，只要一针，托芙就能浸入“温暖的、绿色的水里，被摇晃着入睡”。七岁时，爸爸被工厂解雇。那天，妈妈倚靠绿栏杆，她穿上妈妈新织的绿毛衣，爸爸却根本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