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众的认知里，朱德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或许是一幅充满戏剧性与浪漫色彩的画面：朱德率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下，毛泽东带领井冈山上的部队热情奔下，双方激动相拥、欢呼雀跃，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仿佛历史的重任在这一刻被紧紧握在了一起。但历史的真相，远比这般艺术化的描绘更加曲折、深沉。
1927 年 10 月至 1928 年 2 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的余部，在井冈山周边艰难徘徊了整整四个月。那是一段居无定所的游击岁月，战士们在饥寒交迫与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苦苦挣扎。终于，毛泽东凭借着卓越的智慧与坚韧的毅力，打通了与袁文才、王佐的关系，秋收起义部队才得以在井冈山安营扎寨，结束了漂泊。
井冈山
然而，井冈山的日子远非想象中那般轻松。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本就积贫积弱，而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地区，更是几乎与世隔绝的封闭山区。这里的经济模式，依旧是古老的小农经济，自耕农们过着简单质朴的生活：一元钱能买四五十斤大米，八九斤茶油，七斤盐，普通人靠着一元钱，便能安稳度过一个月。他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这片宁静的山区里，仿佛不知外界的战火纷飞。但对于怀揣着革命理想的毛泽东和他的部队来说，这样的环境充满了挑战。在这个偏远落后的地方，如何让革命的火种熊熊燃烧，毛泽东的心中也曾充满疑虑。
1928 年 3 月，中共中央根据湘鄂赣三省秋收暴动遭受重创、湖南省委又多次被破坏的严峻形势，重新梳理组织关系，将赣西南特委划归湘南特委领导。彼时，湘南正组织多个县市进行武装暴动，执行 “左” 倾盲动路线的湘南特委，派遣周鲁前往井冈山传达中央关于暴动的指示。
周鲁，这位来自湖南溆浦的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的震动。他依据中共中央 1927 年 11 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 12 月 31 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严厉指责井冈山 “行动太右，烧杀太少”，没有贯彻 “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 的政策。他批判毛泽东是 “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将中央撤销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 “开除党籍”。随后，周鲁宣布取消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改组为只管军事的师党委，何挺颖出任书记。这一系列变故，让毛泽东一度沦为 “党外人士”，只能担任工农革命军第 1 师师长。
这无疑是对毛泽东的沉重打击。多年后，毛泽东仍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临时中央政治局开除了我的候补政治局委员的职务，由于交通闭塞，又没有文件，传到井冈山便变成了开除我的党籍。党代表当不成了，不是党员，连党组织生活都不能过，成了一个红军队伍中的‘民主人士’。后来才说传错了，不是开除党籍，这才恢复了我的组织生活。”
毛泽东在井冈山
尽管遭受如此不公，党性坚定的毛泽东和何挺颖等人，依然选择服从命令，率领部队下山支援湘南暴动。在酃县，毛泽东等人了解到湘南武装暴动的具体情况后，为避免部队遭受损失，借口在当地整训部队、发动群众，将湘东与赣西南连成一片。也正是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央文件，澄清了 “开除党籍” 的误传，得以重新掌控部队。而周鲁等人不愿返回井冈山，湘南特委的部分人员被带往安仁、耒阳交界的双排山一带，不幸遭到敌人伏击，周鲁当场牺牲，他高呼 “革命万岁” 的画面，成为了那个动荡年代的悲壮注脚。
需要客观指出的是，周鲁作为特派员前往井冈山，是符合党的工作程序的，他有权代表上级党组织改组前敌委员会。当时，他穿越白区前往井冈山，无法随时携带中央文件，只能凭借记忆传达，这才导致了信息的偏差。在那个危险的年代，口头传达中央指示是无奈之举，出现记忆偏差也在所难免。
1928 年 4 月，毛泽东率领井冈山的队伍在桂东、酃县一带活动，寻找机会接应暴动失败的湘南农军。4 月上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 1 师 1 团抵达资兴，在龙溪洞与肖克率领的宜章农军约 500 人会合。几天后，又与胡少海带领的湘南农军第 3 师成功会师。此时，毛泽东得知了朱德率领部队即将到来的消息。
南昌起义部队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利后，朱德率领的三河坝阻击部队成为了仅存的火种。他们在范石生的国民革命军第 16 军寻求庇护，驻扎在湖南汝城。1928 年初，蒋介石察觉南昌起义军余部的踪迹，下令范石生解除其武装并逮捕朱德。范石生心怀正义，不仅没有执行命令，还写信给朱德，派秘书送达。1962 年，朱德回忆这段往事时深情说道：“我们临走时，范石生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的诚意。我记得大意是：一、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二、为了避免部队遭受损失，你们还是要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三、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能助。”
朱德带着部队经广东仁化、乐昌向湘南宜章前进。途中，广东北江特委派来向导龚楚，他曾是南昌起义部队失散人员，还带来了宜章籍干部胡少海。在胡少海的指引下，朱德部队顺利攻克宜章县城，策应了湘南暴动。
起初，朱德的部队在湘南转战中战果辉煌，在坪石击溃许克祥的六个团，缴获大批武器物资；又击败何健部队，攻占郴州城，建立宜章、郴县、耒阳等六个县的苏维埃政权，部队发展到 1 万多人，声威大震。朱德将湘南宜章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3 师，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
然而，湘南特委的 “极左” 烧杀政策，让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农民对烧房政策极为反感，在当地土豪的煽动下纷纷 “反水”。夏明震等湘南暴动领导人惨遭杀害，各地农军相继失败，朱德也被迫带领部队向酃县转移，这一系列事件，为朱毛会师创造了条件。
事实上，朱德与毛泽东的会师并非偶然。南昌起义部队失败后，朱德部队抵达信丰，赣南特委派人告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已到井冈山，若有需要，朱德可率部前往会合。不久，朱德派毛泽覃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而早在 1927 年 12 月，毛泽东也派何长工下山寻找革命队伍。何长工在韶关听闻范石生收编了共产党的一个团，驻扎在犁铺头，团长姓王（朱德字玉阶，此时化名王锴），便前往寻找，见到了朱德和参谋长王尔琢，详细介绍了井冈山的情况。朱德欣喜不已，称自己也派了毛泽覃去找毛泽东。
1928 年 4 月中旬，陈毅率先带领部队和湘南农军第 3 师、第 7 师，与井冈山下来的何长工、袁文才、王佐带领的工农革命军第 2 团在酃县的沔渡会合，随后与朱德的主力部队会师。何长工表示先回宁岗准备物资，迎接两军会师，毛泽东随后就到。
朱德、陈毅带领直属队抵达井冈山下的宁岗砻市，住在附近的小村子的一个书院里。几天后，毛泽东从湘南桂东返回砻市，朱德在龙江书院等候。毛泽东一到砻市，便直奔龙江书院，朱德等人也赶忙出门迎接。何长工向毛泽东介绍：“站在前面的那位，是朱德同志，左边的是陈毅同志，朱德同志身后的那位是王尔琢同志。” 毛泽东微笑着招手，朱德快步迎上前，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看似简单的握手，却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井冈山会师
当时，朱德的部队有 2000 多人，毛泽东的部队有 1000 多人，袁文才和王佐各有 300 多人，人数最多的湘南农军虽有 8000 多人，但战斗力相对较弱，队伍中人员构成复杂，有穿长袍的，有拿大刀梭镖的，甚至还有老人、女人和孩子。
经过商议，两支部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下辖六个团，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及前委书记，陈毅为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为参谋长。朱德带来的南昌起义部队，为井冈山注入了大批军事素养较高的职业军人，有力推动了部队的军事正规化建设。
朱毛会师，在中共党史和军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朱毛红军的诞生，第一个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宛如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