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王绛/文 在党的二十大以来、特别是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引下，党中央科学决策，密集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举措，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趋势，2024年我国经济在内外部复杂严峻形势下实现了年初设定的5%的经济增长目标。国资央企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顶梁柱”、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产业发展的“领头羊”、维护安全的“压舱石”，在促进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有进、加快转型发展起到主力军的作用。
一、国资央企对我国2024年宏观经济平稳增长起到托底和促进转型发展的作用
1.对宏观经济托底能力不断增强。当前，中央企业不仅承担了全国90%以上的油气供应，60%以上的电力供应，25%以上的煤炭供应，在能源保供中肩负重任。同时，国资央企原粮储备充足，成品粮保障水平不断提升。此外，有70户中央企业在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基础领域，资产总额占全部中央企业的17%，利润占15%。长期以来，国资央企通过加快传统产业转型，提升产业基础与产业链水平，保障能源资源等安全，守护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为我国国民经济稳定运行起到了压舱石作用。
2.以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2015年以来国资央企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增长。2015-2023年，国有企业投资年均增速达7.7%，民间投资为3.7%，民间投资占比由58.8%降至50.4%。仅2023年，中央企业投资总额超6万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2.1%。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2%，其中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长5.7%，民营企业为-0.1%。国资央企增量投资在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起到关键作用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特别是中央企业围绕新一代移动通讯、人工智能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加大投资布局力度，启动实施产业焕新行动和启航行动，进一步稳固了中央企业在新兴产业领域的领先地位，发挥出产业控制与安全支撑作用，为我国经济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支持。
3.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近年来，中央企业着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原创技术策源、高质量并购、集群化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步形成了8大类60个领域201个方向的原创技术策源地建设总体布局。牵头完成了一批全国重点实验室的重组，并推进创新联合体建设，加速科技创新进程。2024年，中央企业未来产业启航行动中未来信息、未来网络、未来空间、未来能源、未来制造、未来健康等6个未来产业的22家牵头企业，共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更好培育新质生产力。
二、2025年面临经济形势更为复杂
1.总需求不足仍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方面。2024年我国通过有效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7.0%、10.2%，但国内消费不足的问题仍然突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国内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低于我国GDP增速，也低于2021年和2022年两年平均增长3.9%。我国居民消费价格从2023年1月份开始连续下降，2024年比上年同期上涨0.2%，连续22个月没有超过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和购进价格均比上年同期下降2.2%，连续26个月下跌，说明市场约束导致我国制造业企业利润空间在不断收窄的趋势仍在继续。2024年上半年，已披露的5344家上市公司半年业绩中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1.4%，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2.4%，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比达到51.16%。
由于国内总需求不足，2025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可能仍然突出。根据高盛2024年的报告，中国制造业七大行业中，有五个产业超过全球的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5%，美国、欧元区近30年来产能利用一直为80%左右，明显高于我国。2025年可能出现的新挑战是，在我国传统行业未实现成功转型的同时，以电动汽车、光伏板、锂电池等为代表的部分新兴行业产能无序扩张，增加产能过剩和国内产业内卷。以光伏主产业链即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为例，据光伏行业第三方专业机构InfoLink预测，我国排名靠前的七家光伏企业2024年的产能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全球组件需求。供需失衡已经导致我国光伏产业链各环节产品价格持续下跌，企业普遍陷入亏损。
2.外部市场不确定性增强。净出口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表现。2024年全球经济复苏、国际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需求回暖，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从税收减免到贸易便利化措施等系列政策措施及时落地，我国2024年外贸规模突破43.85万亿元，增长5.2%，再创新高。其中，出口增长7.1%，进口增长2.3%，贸易顺差达到了9921亿美元，同比增长21%，创下了历史新高。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6.4%，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50%。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9%，我国与东盟连续5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东盟出口增长12.5%，进口增长3.8%，对东盟贸易顺差扩大38.2%。欧盟仍为我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方进出口总额占我们进出口总额的12.8%，我与欧盟贸易总值增长1.6%。其中出口增长3%，进口下降4.4%。中美贸易超过2023年的规模，美国成为了中国第二大出口国，其中对美出口涨幅接近5%，进口微跌0.1%，对美贸易顺差3610亿美元，占到我国贸易顺差总额的36%。
但也要注意我国出口下降趋势和结构变化问题，2021年以后，我国出口同比增速不断减缓，2021－2023年出口增速分别为19.5%、10.3%、0.6%，2024年出口同比增速为7.1%，没有达到2021年2022年的水平，说明发达国家及其他国家产能对我国产品正在替代。而且，我国虽然一些重要的出口产品的出口量在大幅上升，但出口额在明显下降。此外，近年来我国对主要发达经济体出口增速一直回落，2017年至2024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例从19%下滑到14.7%；对欧盟的出口比例从16.4%下滑到14.4%。根据商务部数据，我国生产的中等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虽然24.5%大幅增长至2023年的31.8%，但高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呈逐步下降趋势，从2021年的40.8%逐渐下降至37.9%，大力提升我国产品科技研发能力，促进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张仍然任务艰巨。近年来欧盟在宏观层面对我国采取“去风险”政策，2024年10月31日起对华电动车征新关税，及在光伏等其他行业发起相关调查，对华经贸政策具有日益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随着特朗普2025年就任美国总统，大概率对我大幅提升关税和进行新的贸易战，试图缩减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组建独立的全球供应链。近年来我国出口大幅高增，部分厂商积极扩大再生产，出口链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可能进一步突出。2024年净出口对我国GDP直接贡献超过三成，间接贡献达到一半以上。2024年我国民营企业出口占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为55.5%，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我外贸总值的近30%，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是我国对外经济的主力军。近年来外资持续流出对我国下步出口的影响需引起高度重视。根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继2023年下降13%以后，又下降27.1%。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将进一步恶化外向型中小民营企业生存环境，另一方面可能产生产业传导，由下游产品影响至上游产业，并可能影响国资央企为主体的能源等基础产业的总需求。
3.财政支出压力较大。总体来看，2024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3%。其中，全国税收同比下降3.4%,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5.4%。反映实体经济增长的一些主要税种表现欠佳，如国内增值税同比下降3.8%，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0.5%，个人所得税同比下降1.7%，关税同比下降5.7%，城市维护建设税同比下降3.8%，车辆购置税同比下降9.4%,证券交易印花税同比下降29.1%，资源税同比下降3.5%。说明2025年稳增长、稳预期，促市场活力的任务仍然较重。
2024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揽子增量政策和存量政策，尤其是“两新”“两重”政策的生效，有效刺激了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目前仍存在的两个突出矛盾仍将深刻影响2025年经济运行：一是地方化债、特别是地方隐性债问题。2022年以来，12个重点化债省市多数投资增速下滑，多数投资增速不及全国，部分省份负增长。截至2024年底地方债存量规模已突破47.5万亿元，占全部利率债（国债+地方债+政金债）存量的比例超47%。随着新增专项债和再融资债的放量发行，地方债已逐步成为利率债的第一大品种。应对地方隐性债务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此外，从2024年开始，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然而，仍需要深入研究相关政策是否引发的其他风险，包括信用风险、资金效率问题和长期债务依赖等问题。另一个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企稳的时间问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房屋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都在大幅下降，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7.1%，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增长10.6%，住宅待售面积增长16.2%，反映出居民购房意愿的减弱和市场信心的不足，市场的库存压力仍在增加。同时，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了17%，个人按揭贷款下降了27.9%，房地产市场的疲软态势又进一步减少金融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支持。2025年，保交楼、稳楼市、稳民生的任务仍然很重。
4.资本市场仍需进一步积累信心。2024年12月末，我国广义货币(M2)余额313.5万亿元,同比增长7.3%。狭义货币(M1)余额67.1万亿元,同比下降1.4%。流通中货币(M0)余额12.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数据表明市场对经济悲观，实体经济中的投资机会减少，存款定期化，死钱增多，经济活力较弱。从融资供给角度看，金融机构加大了信贷资金供给力度，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根据央行数据，2024年12月，新发放企业贷款（本外币）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43%，比上年同期低约36个基点，创有统计以来新低；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本外币）利率约为3.11%，比上年同期低约88个基点。需求严重不足的根本症结，主要是通缩周期下财产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双降，除了历史新低的M1增长率以外，根据“格隆汇”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居民财产净收入为3435亿元，同比增长2.2%，慢于全国居民收入增速，创2014年有统计以来近十年新低。由于内生货币供给严重不足，消费和投资双低迷，加上对美元升值预期，一些外贸企业推迟国内结汇，进一步推动国内市场萎缩。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截至2024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亿美元，较上年小幅下降。2024年末，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兑7.2988元人民币，而2023年底为1美元兑7.09元人民币。随着特朗普政府可能对华产品增加关税，人民币汇率大概率进一步走低。
股市方面，2024年6月，我国上市公司总数为5374家，总市值为73.62万亿元。9月份以后，在国家政策刺激下，沪指在2700点时我国资本市场迎来了一轮普涨。随着市场大涨各方利益开始分化，10月中旬后主动外资机构投资人持续卖出中国股票，在港股持仓不断创新低，我国股市基本回落到9月23日前后的水平。港股方面，随着9月底10月初随着内地增量政策刺激，港股市场走出一波小牛市后不断震荡，港股从2021年的30000点左右再度跌回20000点左右。
此外，在我国风险投资市场投资资金急剧减少的趋势也值得重视。调查公司Dealogic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的风险投资额为141亿美元，降低程度甚于全球减少的平均水平，比与最近峰值的2021年相比减少66%。随着一些外资的离开，国内风险投资也更加谨慎，2024年上半年，国内创投市场的出资总金额同比下降30%左右，投资次数和金额下滑近四成，新成立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同比减少47.5%，认缴规模同比减少28.3%。
三、以国资央企为主力承担起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重任
（一）加快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1.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目前成熟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与此同时，长期以来重投资轻产出、轻效益，依赖债务扩张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没能实现根本性扭转，国内企业效益普遍持续下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3%的同时，我国社融资对实体经济支持效率也下降。2024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32.26万亿元，比上年少3.32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同比少增5.17万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多增2839亿元，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同比减少5031亿元，政府债券净融资同比多增1.69万亿元。
2.大力提升居民收入。促进我国消费要在进一步促进社会就业的同时，大幅提升居民收入，提升城乡居民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长期以来，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一起在40%以下，美国的比重为67%，比我国高29%左右，亚洲的几个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比我国也要高20%左右。目前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月收入2000元以下人口约9.64亿，大力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高水平促进共同富裕，对有效提升国内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也是有效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活跃国内资本市场不仅能发挥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和价值发现功能，也能有效扩大国民财产性收入，扩大多层次有效消费。
2.进一步理顺中央、地方的关系。解决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一个重要前提就要大力调动地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要求，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持续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要在建立起地方政府促进经济社会自主发展的相关激励机制，进一步解决好财力增长的问题的同时，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和企业财务硬预算约束机制。
3.进一步处理好市场、政府、企业关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放管服”改革，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配合，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等微观主体不断创新，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注入持续动力。
4.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经济增长政策力度。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依靠和支持资本市场不同，仍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传统信贷类业务居多。银行利润主要依靠净息差，目前我国各大银行净息差已经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因此，2024年10月份财政部宣布发行特别国债支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提升银行抵御风险和信贷投放能力。2025年促进经济增长仍需要财政发力，进一步通过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大对新基建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拉动国内有效需求。
5.进一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解决好我国目前仍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二元结构、同一地区贫富二元结构对促进经济长期健康增长具有巨大意义。仅看城市化进程，我国经济仍有极大的增长空间。我国目前的常驻人口城市化水平是66%，户籍人口城市化水平是48.3%，美国、英国、法国、巴西、澳大利亚、沙特、韩国等30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分布在80%到90%。进一步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就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健全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和政策体系，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的要求，强化国土空间优化发展保障机制，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构建跨行政区合作发展新机制，深化东中西部产业协作。完善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体制机制。
6.进一步稳定外部市场、优化外贸结构。要进一步巩固我国传统大宗产品出口市场的同时，通过不断提升质量，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大力提升服务业出口。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合作，在巩固出口基本盘的同时，重视外资外企对我国产品出口的推动作用，例如，特斯拉中国工厂的产量在其全球产能中占比过半，其中36%对外出口。据我国海关数据2024年前我国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16.5%，特斯拉和比亚迪占据了新能源汽车出口份额的50%以上。此外，要在进一步深入推进RCEP框架下中国—东盟自贸进程的同时，加强对当今世界另外的三大自由贸易区（欧洲自由贸易区、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深入研究，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扩大自主开放，有序扩大我国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资本市场、劳务市场等对外开放。同时，要在稳定全球产业链、确保产业链安全与畅通上切实发力，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进程，积极培育和发展国内产业链和区域价值链，构筑安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体系。
（二）以国资央企改革发展促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
1.进一步加强国资央企国民经济托底功能和转型发展能力建设。国资央企作为国民经济“顶梁柱”，肩负着经济、政治、社会三重责任，要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牵引，坚持提升核心功能、增加核心竞争力，以价值创造为目标，提升增加值、功能价值、经济增加值、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以及品牌价值五个方面的价值，控制风险，稳健经营，以改革引领高质量发展。
2.大力提升国有资本经营效益和效率虽然2024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0.4%，中央企业实现利润与去年持平。但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比上年下降3.3%，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下降3.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增长1.7%，私营企业实现利润增长0.5%。国资央企需要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和发展方式，以质量和效益促进高质量发展。
3.进一步优化国资布局结构。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精神要求，更大力度布局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布局价值创造的新领域新赛道，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两手抓，更好推进新型工业化。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统筹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加快调整存量结构，优化增量投向，加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瞻性战略性产业领域的投入布局，增加医疗卫生、健康养老、防灾减灾、应急保障等民生领域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增强重要能源资源托底作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4.以科技创新发展引领新质生产力。虽然2024年国资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两年超1万亿元，研发强度为1.90%，为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但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2024中国企业500强数据，民营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为2.75%，国有企业投入强度仍需要进一步加强。国资央企要进一步优化资本投向和布局，注重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收入和增加值占比，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趋势和商机，提升长期价值创造能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秉持长期主义，形成对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的投资和捐赠长期机制，布局一批强牵引、利长远的重大项目，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促进国有资本与资本市场高度融合，大力发展风投事业。从国际产业发展规律看，市场化风险投资是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从融资结构看，传统产业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而新兴产业更多依靠股权融资。要推动我国制造业跨越式发展，就要加强资本市场对高技术制造业及其应用场景推广的支持。具体而言，要加快资本市场改革，探索国有资本进行风险投资的激励机制和风险投资的多元化退出方式，通过多种融资渠道为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充足稳定的资金来源。要充分发挥好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作用，健全国有企业投资管理制度，完善投资负面清单，建立投中投后评价制度，完善企业负责人投资追责制度，形成有利于创新的企业运行机制和市场激励机制。
（作者供职于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王绛经济观察报特约撰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