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濛濛细雨中，我来到位于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的毕昇纪念园。纪念园占地105亩，是全国唯一以毕昇为特色的主题公园。园中的毕昇纪念馆收藏着众多印刷类历史文献与印刷工具实物，是印刷文化与技术的科普教育基地。
毕昇墓坐落在园中半山腰上。沿着一百余级台阶拾级而上，眼见一座垒起的坟冢。墓碑上刻着：“故先考毕昇神主故先妣李氏妙音墓。”落款为毕昇的孝子孝孙，时间为皇祐四年（1052年）二月初七。墓碑原件于1990年秋在英山县草盘地镇伍桂墩村被发现。2019年，毕昇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碑为国家一级文物。
毕昇（？～1051年）出身平民。身处大别山中，却向往着外面的繁华世界。他长途跋涉，来到江南富庶之地杭州，找到一家印刷铺，专事手工雕版印刷。他起早贪黑辛勤劳作，靠着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逐渐成长为一名精通技术业务的雕版印刷师。但他发现，雕版最大的缺点，是每印一本书都要重新雕一次版，效率很低，成本却很高。他常常冥思苦索，希望找到更好的办法。好在杭州有西湖。西湖的湖光山色激发了他创造的灵感。如果改用活字版，只需要雕刻一副活字，就可以排印任何书籍，活字可以反复使用。创新的灵感在一念之间，创造发明的过程却需要承受千万次的失败与试验。最终，毕昇发明了一套完整的活字版工艺技术，使印刷术由费工费时的雕刻印刷进入高效率的活字印刷时代。
四十多年后，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写道：“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这是历史上关于毕昇和活字印刷的仅有记载。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在这里留下了笔墨实证。从此，国子监刻本中的经史子集，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流向民间。知识不再是秘藏于朱门高墙的禁脔，而是化作万千寒士阶前苦读的星星灯火。
贰
沈括（1031～1095年）出生于杭州，自幼勤奋好学。十四岁就读完家里的藏书，后随父宦游州县，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强烈兴趣和敏锐观察力，对自然现象和人文历史都颇有研究。晚年隐居润州梦溪园，潜心创作《梦溪笔谈》。全书共十七目，凡609条，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气象、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艺术等多个门类学科，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
沈括比苏轼大六岁。他们考中同朝进士，进而同朝为官。而苏轼先后两次在沈括的家乡杭州分别担任通判和知州。当沈括的笔尖游走于天文历法、水利等自然科学之间，将活字印刷术和司南磁针偏角现象写入笔记时，或许想起了苏轼在《石钟山记》中“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告诫，所记之事必先亲历考察、亲自试验，以确保其科学性和真实性。这是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严谨治学态度。
但人是个多面体。沈括也有他作为政治家的另一面，这一面使他在历史上毁誉参半。王安石变法时，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巡查各地新政。巡查到杭州，苏轼念及旧情，请沈括到家里做客。酒酣耳热之际，苏轼推心置腹，将自己对新政的意见和盘托出。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到朝廷，沈括向王安石递纳投名状，举报苏轼讥讽朝廷攻击变法。加上其他小人群起而攻，宋神宗只得命御史台逮捕苏轼，严审治罪。这就是历史上的“乌台诗案”。
一场“乌台诗案”，把才华横溢的苏轼打到了谷底。但苏轼并没有沉沦。他一到黄州，就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的诗句，并很快将自己融入自然，融入百姓。在被贬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轼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成就了他一生文学艺术的巅峰。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他对黄州是极其看重的。从苏轼到苏东坡，他在黄州完成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心灵突围，写下脍炙人口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世事无常，命运难测，身在其中，心在其外，方得自在。保持一颗从容平常的心，时时用阳光疗愈自己。同一年，苏轼写出“一词二赋”的千古绝唱。后来，又发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惊世咏叹。这也应了《道德经》的结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沈括等人的陷害打击，苏轼就到不了黄州，世上也少了苏东坡。
叁
苏轼（1037～1101年）被贬黄州，来到被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工匠毕昇的故乡。
毕昇乃北宋淮南路蕲州蕲水县（明以后属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人。写下《定风波》不久，苏轼来到蕲水，又创作了《西江月》。词按：“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铿然，疑非尘世也。书此词桥柱上。”词曰：“照野㳽㳽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那么随性，那么空灵，好一个人间仙境。
苏轼第一次到杭州为官时，毕昇已去世二十年。他们失之交臂，未曾谋面。不知苏轼在杭州是否听说过毕昇与活字印刷术。第二次任杭州知州时，沈括记载活字印刷的《梦溪笔谈》才刚刚问世，也许苏轼还未曾读到。待苏轼到蕲水时，离毕昇魂归故里已三十年整。苏轼是否凭吊过毕昇墓，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从此苏轼离不开毕昇的活字印刷。苏轼一生创作的八千余篇诗词文赋，约二百多万字的著述，都需要活字印刷鼎力相助。靠雕版印刷传播，实在难乎其难、不可想象。
元祐党人碑上的名字可以被凿去，但活字印刷的《东坡全集》却在民间悄然流传。“乌台诗案”中险遭焚毁的文字，因印刷术的普及而获得新生。当苏轼在黄州写下“大江东去”时，杭州的书坊已开始批量印制他的诗稿。诗人不必等待宫廷乐工的传唱，他的文字可以直达市井巷陌。
站在千年后的时空回望，我们会发现毕昇的胶泥活字、沈括的实证笔墨与苏轼的豪放辞章，恰似文明之鼎的三足。没有毕昇的伟大发明，沈括的《梦溪笔谈》和苏轼的海量文稿难以流传至今；没有沈括的科学记载，我们甚至不知道毕昇为何人，活字印刷术为何物；没有苏轼那些光耀千古的文学瑰宝，活字印刷也少了一块气吞山河的英雄用武之地。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杭州和黄州，也注定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技术发明遇上科学精神，知识传播拥抱人文情怀，中华文化便完成了它最优雅的传承与创新。
来源：黄冈市融媒体中心
作者：江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