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华侨报》总主笔 蒋丰
每每翻看明治初年的日本，我都感觉像一幅被撕碎的浮世绘。欧美的蒸汽船的轰鸣撞碎了江户时代的寂静，武士的刀光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黯然失色。而在这新旧撕裂的缝隙中，一名生于上野国（今天日本的群马县）利根郡的农女，以她的血与泪，在历史的褶皱里刻下了一道惊心动魄的伤痕。她，叫高桥阿传。
1850年，阿传降生于一个贫寒之家。父亲高桥堪左卫门是沉默的耕夫，母亲则是终日垂泪的妇人。村里传言，她的生父或是落魄赌徒，或是没落藩士，但真相早已淹没于泥墙青苔之间。14岁时，她被父亲推向一场冰冷的交易：嫁给一名因维新而落魄的武士。婚后的岁月里，酒气与拳脚成了她的枷锁。实在是无法忍受了，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她裹着单衣逃离夫家，像一只折翼的鸟跌入东京的浮华与混沌。
1867年，在东京的暗巷中，她遇见了老乡高桥浪之助（一说“浪”应为“波”）。这个温润如春水的男子，给了她短暂的光明。两人私奔至横滨，以微薄的收入编织着“平凡夫妻”的幻梦。但是，高桥浪之助身患癞病，如毒蛇般啃噬着他们的未来。阿传典当了最后一件和服，甚至以身体为筹码换取药钱，却仍然没有能够留住丈夫的生命。
丧夫后的阿传好似一片枯叶，被时代的飓风裹挟着飘零。她与小川市太郎在东京麴町的相遇，本以为是救赎，却成了更深的泥淖。小川市太郎没有固定的工作，被称为“游人”，但有着一副能说会道的嘴巴，他的甜言蜜语化作吸血的藤蔓，榨干了阿传卖茶叶攒下的每一枚铜钱。当债务如山倾覆时，她被迫敲响了二手服装商后藤吉藏的家门。后藤吉藏的狞笑穿透纸门：“陪我一夜，钱便是你的。”那一夜的浅草旅馆“丸竹”，成了她命运的转折点。次日清晨，后藤喉间插着剃刀倒在血泊中，钱袋内的11圆被夺走了。
明治十二年（1879年）的法庭上，阿传的辩解如投入深潭的石子，激不起一丝涟漪。她坚称为追查姐姐失踪真相而赴约，却被法官以“抢劫杀人”定罪。彼时的日本，正急于向西方展示“文明国”的姿态，而一个底层女子的冤屈，恰是祭坛上最合适的牺牲。
更锋利的刀来自舆论。戏作小说家假名垣鲁文在《高桥阿传夜叉谭》中，把她描绘成勒杀亲夫、毒害情人的夜叉；河竹默阿弥在歌舞伎剧本《缀合于传假名书》里，更以夸张的肢体语言固化了她的恶女形象。浮世绘师们争相勾勒她妖艳的眉眼，仿佛要将她钉在“毒妇”的耻辱柱上永世不得超生。而在中国，晚清文人王韬观剧后写下《纪日本女子阿传事》，把她重塑为“为夫舍身”的贞妇。同一具躯壳，在东海两岸化作善恶两极的镜像，折射着东方文明转型期的集体焦虑。
1879年1月31日，东京市谷监狱的刑场上，寒风卷着细雪。阿传跪在斩首台前，目光掠过围观人群，却始终未等到自己深深想念的小川市太郎的身影。刽子手山田吉亮——这个世代以斩首为荣的家族末裔——挥刀时竟罕见地颤抖。第一刀，刀刃卡入颈椎；第二刀，鲜血喷溅如泉；直至第三刀落下，头颅滚地的刹那，她嘶喊出的“市太郎”三字，裹挟着不甘与眷恋，刺破了明治天空的阴云。
这荒诞的三刀，恰似时代的隐喻：第一刀砍向封建余孽，第二刀劈向文明伪装，第三刀终于斩断了千年斩首刑的锁链。阿传死后两年，斩首刑废止，山田家族随之没落。据大桥义辉《毒妇传说：高桥阿传和优秀军医们》（共荣书房，2013年4月）记载：高桥阿传被军医小山内薰解剖的遗体，作为“异常性欲者”的标本，存放在东京陆军病院（今天的东京大学医学部解剖学标本室）的玻璃罐中沉默，直到战火将其化为尘埃。还有一说，那就是日本当代文学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刺青》，就是在他观看了高桥阿传遗体标本后创作出来的。
今日回望，阿传的悲剧早已超越个体命运。她是日本明治转型期的缩影：当国家机器以“文明”之名碾过弱者时，文人墨客的笔成为帮凶，将真实的人性异化为猎奇的符号。那些将她称作“毒妇”的文本里，藏着对女性欲望的恐惧、对底层挣扎的漠视，以及新旧价值观碰撞时的集体失语。
不过，在1958年上映的电影《毒妇高桥阿传》的情色镜头之外，在浮世绘的狰狞线条之下，人们仍能瞥见一丝真实——一个试图用肉身对抗命运洪流的女子，一个在男权与资本的夹缝中寻找呼吸孔道的灵魂。她的血，浸透了东京浅草的泥土；她的名，化作日本近代化进程中永不结痂的伤疤。
高桥阿传的墓地，一说在今天东京荒川区南千住的回向院内，一说在今天东京台东区的谷中灵园内。如果展开考辩，那将又是一篇长文。我把目光投向暮色中的群马县下牧村，野樱年复一年地开落。或许某片花瓣上，仍镌刻着高桥阿传人生三十载的悲欢：生于贫瘠，死于误解，在历史的狂风里，绽放成最凄艳的恶之华。（2025年2月7日写于东京“乐丰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