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常随母亲到大姐家去。大姐家在我村北边十里外的苏家乡双土村，是一个原始封闭的落后村庄。大姐童年曾患小儿麻痹，右手和右足都发育不全，走路一瘸一拐的，凭一只手艰难地劳动和生活。由于大姐的身体缺陷，加之家穷孩子多，大姐没上过学，19岁就出嫁了。姐夫是一个比她大12岁的老实农民。
姐夫家是吴姓，父母均过早去世，弟兄三个分成三小户住在一院破旧的屋子里。姐夫只有两间半房子，全家人挤在一个大炕上，粮食衣物家什都放在脚地里，房子昏暗拥挤，破旧衣被散发出一股酸呛味。秋季玉米红苕一堆放，人走过去都困难。但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每逢除夕，姐夫都要十分虔诚地把落满灰尘的先人轴子取出，掸掉灰尘，端端正正地挂在房子墙上。下边是一张用砖块支起一条腿的旧方桌，桌面上供奉三碗菜，烛光恍惚，香烟轻绕，之后就更加虔诚地下跪、磕头，有时还要强拉着不懂事的孩子一起磕，好像是在用这种虔诚来感动神灵，求得神灵施舍，保佑他们一家安康。我远远的站在一旁觉得好笑。
但供奉神灵多年并没有使大姐家日子好起来，两间半房子见天的窗户越来越多，吃的越来越差，衣服越穿越破，看来这神灵真的把他们遗忘了。
过春节时，我和三姐去给他们送灯鲣，吃饭时在房檐下的天井里放着一个蒸馍用的笼屉，豆芽菜、萝卜丝、辣子盒，中间一个热菜砂锅，白菜萝卜炖的烩菜里偶尔有几小片肉，就这也可能是大姐家一年最好的一顿饭。姐夫没有文化，人老实本分，木讷寡言，心里很喜爱我们，但不善于表达，所以吃饭时也不叙什么家常，只是一句:“快吃！″
那时母亲常去大姐家帮其料理日子，我还很小未上学，就总被母亲带了去。村里有不少与我年龄相仿的孩子，都愿意与我一起玩，因此，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双土村就是我的乐园。宽鱼、铁楼、猪娃等，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待我很友善，虽然他们常互相打架，但没有谁欺负我，因为欺负客人娃会引起大伙的不满。
大姐家对门主人姓马，老头爱下棋，经常聚着几个年龄相仿的人下象棋，我也钻在人空挤着看。那圆圆的刻着字的木块实在精致，有一次我竟偷了一个“车”跑回大姐家，当然很快就被马家女人前来巧言要回去了，却并没有扳着面孔训斥我，反而来去都笑盈盈的。我隐隐觉得:大姐家虽穷，在村里也是很有面子的，就更加爱上这淳朴可亲的乐园了。
要回刘家村了，姐夫每次都要送我和母亲，我是被姐夫背着的，我趴在他宽大的肩背上，两腿和脊背还用一条粗布大腰带揽着，很稳当的。半路上过一个小村子，村边的小路旁有一排榆树，我在姐夫的背上能够着一串一串鲜嫩的榆钱，高兴的很。路上吃不完，还给三姐带回几串串。回家十里路，我一直都在姐夫的背上，几次要下来走，姐夫都不肯，只一个字:“走！”
姐夫身高体壮有力气，干活从不偷懒，生产队常派他干粗重活:起牛圈、淘井、耙耱地、拉架子车。只要天不下雨，姐夫就没有休息日。但年终生产队决算分红，他家老是短欠户。因为不识字，所挣的工分漏记了也不知道。大姐残疾不能下田劳动，又有三个孩子要吃饭穿衣，日子自然过得很紧巴，他家可能是全村最穷的一家了。多亏父母常挂牵这个残体女子，多有帮衬，才能勉强度日。
日子艰难地向前过着。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由于身劳心累，40岁刚出头的大姐病倒了。我当时已20多岁，在乡上初中教书。我同家人把大姐送到乡地段医院，并送去被褥等生活用品，帮其住下来。医生检查为严重肺结核，也不排除肺癌的可能。亲属们都很震惊，母亲这边已暗暗为大姐准备了老去的衣服。当我把大姐凶多吉少的病情告诉姐夫时，我清楚地看到，姐夫那满是皱纹的脸上痉挛地抽搐着，嘴唇颤动，豆大的泪珠从浑浊的眼眶里滚落下来，但仍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我很后悔我的冒失，也不愿看见姐夫流泪，赶快扭转了头。时至今日，我依旧没有忘记那个从部队转业的王医生，是他以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竟把大姐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大家才长出了一口气。
这时已到了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责任制，政策也活泛了，姐夫虽然话语少，但凭力气种田是把好手，几个孩子也能帮父母干活了，家里养了几只羊一些鸡，除自家人增加营养外，还能卖些钱，日子才算有了好转。但姐夫却一天一天地见老了，背也驼了，个子也显得矮了，话也更少，干活的动作也较以前迟缓了许多。我还清楚地知道，姐夫渐渐懂得他受穷一辈子都是因为没有文化，所以他把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寄托在孩子身上。他曾要我多照看几个外甥上学的事，特别是那个小儿子。
之后的一年忙罢交公粮，我帮姐夫及孩子把晒干扬净的几袋小麦用架子车拉到街东头的粮站，入仓时姐夫硬是不叫我扛较大的口袋，我看见他扛起装得饱满的粮口袋，脚步艰难地走在斜搭在二层仓门的架板上，颤巍巍的样子，知道姐夫真的老了，心里一阵酸楚和怜悯。当我随后连扛带抱地把一袋粮食弄进粮仓时，听见前边的姐夫正大声地与谁争辩:“这咋是...我倒的...瞎瞎麦？”我急忙上前劝架。原来是不经心的监仓员误把一堆不干净的粮食说成是姐夫刚倒下的。姐夫受了冤屈，大声辩解，越急越说不清字眼，激动的样子，象是一头发疯的牛。
我坚信淳朴的姐夫交爱国粮是绝对不会掺假的，就一再替受屈的姐夫辩解，并声言要去见仓库主管明断，监仓员才软了下来，承认是自己没看清楚，此事也不了了之。事虽平息了，但我看得出，一向逆来顺受的姐夫，觉得自己今天为交公粮而受辱，心中很是委屈和不平。牛气急了也是要蹦两下子的，何况是平白受冤的倔强农夫！
以后我调到县城工作，帮助大姐家就少了。好在大姐几个孩子也已长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们赶上好时代，也争气有出息，撑起了穷家门户，家庭日月渐渐好起来了。我逢节日也去双土村看望大姐与姐夫，他们有时也托顺人给我捎来些自家产的小麦面粉、玉米糁子等。2004年我正工作时得了一场大病 ，姐夫知道后心如火燎，催促孩子带他上县看我，这也是姐夫第一次进县城。哥弟相见，都很激动，默默无语四目泪。还是我先开口:“哥哥得知我病了，心里着急。今天一见面，就放心了嘛！"姐夫见我说到他心里了，忙附和着说:“啊，就是的！就是的！″也仍只是这简单的一句话。谁知这竟是我和姐夫的永诀！就在笫二年的秋天，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大姐夫无疾磕然长逝。我冒雨赶回，趴在姐夫灵前失声痛哭，一想到姐夫敦厚可怜的一生和对我的爱护，越发悲痛不已。
姐夫比我大了近30岁，我的童年又多在大姐家度过，姐夫对我的呵护近乎父亲。他深弯下腰背，驮我一程又一程。他一辈子守着家乡一片黄土地，遵从朴素的做人规则，言语不多，本里本分。一年到头，像头牛一样不停劳作，干最粗笨的活，吃的是粗茶淡饭，一生不被什么人重视、嘉奖，甚至还被人捉弄、瞒哄、甚至冤屈。他没住过洋房，没进过豪华酒店，没坐过小卧车，一字不识，连自己的名字″吴勤劳″三个字都不认识。
到了暮年，身穿别人穿罢的旧棉衣，蜷缩在墙角下晒太阳，脸上沟壑纵横、目光呆滞，他多象付笛声演唱的《父亲》MV中哪个身背一大捆玉米秸蹒跚上坡的老父亲！我想:这就是中国上世纪的农民，正是这些憨厚、老实，只是俯首劳作、不图有所享受的中国农民，承担了中国农村最原始的人类劳动，为中国的现代农业和农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也为他们的子孙换来了今天幸福的生活，他们才是中国农村最强韧的脊梁！
作者简介：刘新民，男，1959年12月生，蒲城县荆姚镇明德村人，中共党员，中学退休教师，喜爱文学，善于散文创作，曾有《情怀》《走近王宝成》等散文见诸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