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毛主席、周总理、彭总、聂帅《年谱》等刊载文献/史料：
1932年，自国军先败“1.28淞沪抗战”、再败“长城抗战”始，日关东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热河/承德、察哈尔/张家口、内蒙额济纳旗/阿拉善左旗以东之归绥/今呼和浩特、绥远/今包头等，国土尽丧；继东北诸省之后，华北亦成为抗日战争的最前沿；日本鬼子为巩固侵略硕果、图谋持续扩大侵略利益，除了在山海关东/内蒙中东部部署的日关东军外，再于山海关西、包括今京津地区，专门的组织、部署了一支强悍精干兵力“大日本帝国华北驻屯军”；约四年多后，他们一手制造了“卢沟桥事变”…。
1935年6月29日，在党中央政治局（两河口）扩大会议上，博古/秦邦宪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关于华北事变、日军向北平进攻》时事政治报告。
8月下旬，川西高原毛尔盖的索花寺，刚刚就任中共中央“军事领导第一负责人”的毛主席，在他首次提议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军事战略/方针）扩大会议上郑重指出：现在，中共和红军不应该退却，应该向东进攻；这不是去继续“打内战的方向”，而是要去“打侵略者/日本鬼子的方向”…。
12月，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市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指出：“关于战略方针：要以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一九三六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扩大红军。红军行动要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之上。”红军应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
29号，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强调：“我们东征及长征都是为着抗日……。”
1936年1月17日，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主席说：“（目前）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文章不好做。”“（红军在）山西的发展，对陕北帮助极大，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政治局随军行动，陕北组织中央局。”
19号，新近组织的中央军委毛、周、彭签发《东进抗日及讨伐阎锡山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
显而易见的：在中共和红军跌入最“低谷”那段时间，毛主席胸怀里“长征就是去抗日，东征就是去打通抗日路线，就是去准备同日本鬼子直接作战”，一直都是万事不可替更之历史沉重！
在毛主席首次提出红军“应当向东进攻”后五个月，红一方面军1、15军团万余人扫荡前进，陆续进至晋陕大峡谷黄河段右岸之宜川、延长、延川、清涧和绥德一线，占据了“向东出发，打通抗日路线”之攻击阵地…。
在党史/军史方面“红军东征”有些许清淡，甚至没有能戴上“战役”的光环。这可以理解、但有些困难…。
人民解放军陆军第38军、第39军分别是当年红一方面军1军团四师和15军团的传承人；在共和国“抗美援朝”立国之战中，他们被誉为“万岁军”、“千岁军”；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总统/军事统帅尼克松首次访华提出的一个特别“请求”，便是参访第39军…。
蹊跷在于：七十天左右的东征，1军团、15军团这两支“铁拳钢锤”部队的歼敌数额，仅仅是“微不足道”的约7个团、俘四千余，在单位“天”歼敌数方面，既不如之前“直罗镇战役”，也不及半年前红四方面军第4、30两军川西高原“包座战役”，甚至名气逊于“抢渡大渡河战役”、“腊子口战役”？
更大的疑惑是：在党史上/军史上，红军东征时、党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是长征结束之后的第一次、亦是最后一次，何为？
历史真相只有一个：万余红军高举着“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旗帜，跨越天堑黄河，于敌重重围追堵截中，辗转晋地三千多里，横扫晋西北、晋西南七十天左右，“只”为办妥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为准备抗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营造逼“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或渡让抗日路线的汪洋大海；
另一件大事是，续解决党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遗留的几项“重大问题”。
附注：下篇“②红军东征/党中央晋西会议之东征（上）”，敬请关注，谢谢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