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感官这扇世界之门，对我们最直观的影响体现在生理层面，那么它对人类更深一层的改变，则与社会文化的作用密不可分。
首先毋庸置疑，感官是社会文化形成的基础。作为每个人的世界之门，感官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世界的全部素材，目之所见、耳之所闻，其对生存的重要性无需赘述，在这里我想通过触觉的例子，来展示感官对于社会文化的意义。
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是自然界中，和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两种类人猿。在它们的社会中，每个成员每天都要花五个小时细心地抚摸彼此，为彼此梳毛、瘙痒，这么做当然可以保持身体卫生，但更重要的功能还是维系社会纽带。互相抚摸能刺激身体释放催产素，增进社交亲密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触觉实际上承担了类人猿社会中社交黏合剂的作用。
这对人类社会来说同样成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很难意识到感官对彼此的重要性，但一些极端例子却可以显示感官缺位所造成的后果。13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为了弄清神话中的亚当和夏娃到底说什么语言，就下令把一群婴儿从母亲身边带走，并在绝对寂静的环境中抚养他们，这样婴儿们一旦开口，就只能说与生俱来的语言了，而这也肯定就是亚当和夏娃的语言。
在腓特烈二世的要求下，照顾婴儿的保姆们被禁止和婴儿说话，也被禁止和婴儿进行任何非必要的身体接触。虽然婴儿们有饭吃有澡洗，但缺乏亲昵的身体接触和对话，让婴儿们完全没有了人际交往，最终这些孩子接连患病死去，没有一个长大成人，更别提说话了。由此不难看出，感官的交流是人生存的必要条件，也是维系社会、形成文化的重要基础。
感官对社会文化极其重要，反过来，社会文化也会对感官施加多样化的影响，这方面尤其值得展开聊聊。
首先，文化会影响感官的直接体验。一项基于语言和颜色的对比研究特别经典，英语中有11个独立的颜色名词，朝鲜语中则有15个，英语中的绿色，在朝鲜语中分别由表示黄绿和绿的两个词来对应，可见朝鲜语对颜色的区分更精细一些。与此同时，实验也发现，朝鲜语母语者比英语母语者更擅长辨认深浅不同的绿色。这种语言和视觉的高度相关性指向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文化是可以影响感官体验的。
另一项研究同样巧妙地证明了这一点。扁桃仁这种干果，在美国常用在甜品当中，但在日本却常作为一种咸味零食，同一个东西，在不同文化中有着不一样的形象，研究人员基于这个事实开展了一项实验。苯甲醛的气味和扁桃仁闻起来很像，研究人员让志愿者去闻浓度很低的苯甲醛，浓度低到难以直接察觉的水平，同时让志愿者品尝一滴液体，这滴液体可能是纯水，也可能是添加味精的咸水，或添加糖精的甜水。
结果很有意思，美国志愿者在品尝到甜水时，立刻就能辨别出空气中微弱的苯甲醛味道，而在尝到纯水或咸水时则没什么反应，日本志愿者在进行相同实验时，带出苯甲醛气味的液体变成了咸水。这项实验发现，人脑的神经元会对文化和感官进行特定的关联，如果文化中扁桃仁常和甜味相伴，那这种认知就会提高人对甜味的联想能力，如果在认知中扁桃仁是咸的，那人对咸味的体验就会更敏锐。从这个角度看，感官带给我们的体验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而是会受到文化的直接影响，笼罩上一层文化的滤镜。
有时，文化还会影响人对感官重要性的认识。如果有人问，对你来说哪种感官最重要？我想绝大多数人的回答都会是视觉。实际也确实如此，英语中的词语有近3/4是基于视觉体验的，相比之下，与嗅觉相关的还不到1%。在描述气味时，英语的词汇相当匮乏，要么就是用“芳香”“发霉”等少数几个词来概括，要么就是把气味和别的东西相关联，比如闻起来像薄荷、像柑橘。这种语言上的有心无力，让气味在人心中的形象也变得更加朦胧、不可言喻。尤其是在现代的生活方式下，相对封闭的生活空间让人远离自然，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与气味间的疏离，消弭了嗅觉对我们的重要性。
但在另外一些社会中，嗅觉的地位却大不相同。生活在亚马孙雨林里的德萨纳人，自称“wira”，意思就是“闻味道的人”，他们很小就懂得追踪空气中气味的痕迹，能靠气味辨别动植物，在森林中辨认方位，周围的不同群落也凭气味区分彼此。生活在安达曼群岛的昂基族人，同样重视嗅觉、崇尚气味，他们的每个季节都由当季盛开花的香气来定义，见面打招呼时，他们也会问对方“你的鼻子还好吗”。这种问候虽然听起来有点怪，但也真实反映了嗅觉对他们的重要意义。
除了对感官的重视程度以外，社会文化还会影响人的感官偏好。以触觉为例，20世纪60年代，加拿大心理学家悉尼·茹拉尔考察了全世界不同地区的咖啡厅顾客的互动方式，他发现在肢体接触方面，伦敦市民最为保守，完全不触摸彼此，美国人稍热情些，平均每小时摸两下左右，而在法国和波多黎各，人们的手简直不从别人身上拿开，每小时的触摸次数分别是110次和180次。同样是触摸彼此这个动作，人们对其的偏好能有这么大的差异，足可体现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度。
和味觉偏好息息相关的饮食，也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奶酪这种食物在西方很受欢迎，丹麦人每人每年可以吃掉28千克奶酪，相比之下，中国人的奶酪年消费量只有100克，不到丹麦人的0.5%。类似地，东南亚人喜欢吃榴莲，瑞典人喜欢吃腌鲱鱼，印度人喜欢吃酸角，这些食物在其他地方都相对比较小众，就算考虑到食品产地的限制，只谈口味，其他地方的人们对这些食物口味的接受程度也是相当低的。
不同国家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饮食偏好差异，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社会文化影响。人类的童年期极为漫长，儿童吃的食物主要由父母提供，父母的味觉偏好来自社会文化，他们同样会把这种偏好传递给子女。
偏好的最终形态，便是文化与感官深度交织，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我们都知道，彩虹由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七色光组成，这个深入人心的观念发源自牛顿对光学的开创性研究。牛顿用三棱镜把太阳光分解成一条完整的色带，并将色带中的颜色归纳为七种，可是为什么是七种呢？作者认为，这可能体现了西方文化对“七”这个所谓幸运数字的执着。就像音阶的七音符、一周的七天、世界七大奇迹一样，把光分成七色，这就是文化影响感官的表现。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果留心观察公共场所的卫生间，你应该能发现男卫生间的标牌或图形往往是蓝色的，女卫生间则是粉色的，这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中，蓝色常被视为男性色，粉色则被视为女性色。这个文化标签起初也发源自感官偏好，比如1914年的美国报纸还在告诉读者，如果用颜色区分小朋友的衣着，那就让男孩穿粉色、女孩穿蓝色，这样比较符合传统。可到了后来，因为上流社会的男子逐渐偏好更深暗的颜色，女性则有更广泛的颜色可选。于是渐渐地，粉色成了几乎只有女性才穿的颜色，男性则会避免穿粉色衣服。
到今天，这种偏好已经根深蒂固，逐渐固化为一种感官文化了。在相关实验里，就连两岁的女孩都会在一堆彩色物品中挑选出粉色，而同样年纪的男孩则会回避粉色。这种感官文化过于深入人心，以至于被营销人员用来瞄准女性消费者，他们常给女性产品打上粉色商标或涂上粉色，要价往往比同款其他产品平均高出7%，改变一下颜色就能获得高利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粉红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