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培炎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此番寒假返乡，本欲提前探望邻村的堂兄，但却意外得知堂兄一家仍未返乡，直到小年夜后的一天，堂兄一家才“姗姗来迟”，回乡处理过年的诸多事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小吴一家，小吴一家由于经济作物山核桃的产量较多，在2008年就在县城内买了商品房，小吴一家便久居城中。小吴前年刚从铜陵的一所高等专科院校毕业，在从事过一段时间的自由职业之后，在半年前进入了县城的纳税头号工厂，成为了流水线的产品检验工人，其父母在入城不久后，也在不同的工厂务工。在今年的春节，小吴一家直到腊月二十七日才返乡。当然，像堂哥和小吴一家的情况，在笔者所在的村子并不少见。按照过去生产队划分的组别，笔者所在的五队大多数家庭也没有返乡。村内活动人口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乡村是兴盛还是萧条。村子伴随着人口候鸟式的迁移始终处于时“兴”时“衰”的状态，且往往是“兴”得迟，“衰”得快。近些年来，村民的返乡也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农民返乡的时间越来越晚，但离乡进城的时间表却被规划的越来越早，甚至呈现出加速入城的状态。对于村民来说，“返乡”或许才成为了意外事件。进城和在城中生活才是占据其大多数时光的“常态”。
一、返乡的“迟到”与偶然缺席
笔者所在的村子位于皖南丘陵地带，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出产山核桃。山核桃作为土特产，也是该村所属的县级市的知名特产商标。该县级市也被誉为“中国山核桃之乡”。在近些年农民进城高峰之后，该村大多数家庭已经进入了“半耕半工”的生计模式，主要表现为：村民在结束山核桃的采摘和售卖之后，便入城务工，只有在特定时段才会返乡。由此呈现出“两头跑”的城乡人口流动现象。这种候鸟式的城乡人口流动也直接决定了村庄状态——兴与衰的交替。结合笔者的观察，村落在一年当中会出现四次返乡高峰期，这四个返乡高峰主要分布在几个时段：清明返乡小高峰、暑假小高潮、山核桃采摘高峰以及春节返乡高峰。由于村内较为重视祖先崇拜及相关祭祀仪式，清明当天的祭祖活动主要由以男性为主的父辈和子代两代人操办。村内的祭祖活动主要分为清明凭吊和春节的祭祖。而清明祭祖的特点就在于祭祀品中会有“清明吊”，是一种串联的铜钱状的纸花或彩条，一般是村民孝敬彼岸世界的祖先或亲人的一种象征。但据贩卖祭祀用具的商贩说，“清明吊”是阴间祖先得以参宴的凭证，具体这种“吊钱”起到何种功效，村内的老一辈人也莫衷一是。由于村民较为重视，村庄历年都会在清明节迎来一次返乡的小高潮。但与往年相比，返乡的人口有所下降，部分家庭仅委派一位代表祭祖，而无法参与的原因多为工作繁忙和子女上学。暑期小高潮主要发生在市内中小学放假后，家长携带青少年返乡避暑，但返乡的总体人口有限。而第三次返乡高潮则是山核桃的成熟采摘期，主要集中在每年的白露节气之后。青壮年劳动力都会返乡进行山核桃的采摘，加工以及出售。由于与村民的收入利害相关，且山核桃经济收益极为可观，所以山核桃的采摘期是返乡人口较多的高峰。第四次则集中在春节返乡潮。春节返乡相较于前三次返乡而言，是受到了传统节日习俗的推动，由于其时间跨度较大，所以可压缩空间也较大。近些年来，村民普遍会压缩春节返乡的时间，主要表现为返乡越来越迟，而离乡却越来越早，村民留在乡中的时间更少了。这不由得引出一个问题——村民为什么会推迟返乡的时间？分析这个问题的先决条件则是要去剖析村民缘何进城，其在城中的主要活动是什么。一般而言，笔者所在的村落村民进城有几种情况：为了子女在县城接受更好的教育而入城租房或买房，照顾子女；抑或是中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补贴家用；再者是子女在城中成家后，对中老年群体的“吸收”作用，中老年群体也被推动着进入市民生活的状态；再次是村民因负债，其自家拥有的山核桃所出售的收益无法偿还债务而被动进城务工。这四种进城形态是笔者所在村子的村民进城的主要进城形态，也是村与县级市在城乡互动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尽管村子里的村民已经普遍进城，但由于村民的社会网络仍然嵌入在乡村中，所以在城中过年不返乡的人口并不多，同时，加之祭祖等传统习俗的原因，村民都会在除夕这一节点之前回到村中。而这四类人口返乡模式可归纳为四种类型，这四类返乡模式对于“农民返乡越来越迟”这一问题的回答可以提供具备解释力的答案。首先，伴随着村中新出生人口逐渐减少，原有的小学子女也已进入中学阶段。而在初高中阶段，县级中学的放假时间普遍较晚，同时加之为了适应教育的内卷竞争而在寒假给子代进行的课业训练或相关素养的拓展则使得返乡时间大大推迟。由于照护子代，与教育阶段相挂钩的返乡类型可归纳为“教育依附型返乡”。在这种教育型返乡背后，乡镇教育早已凋敝，县城的教育资源相对丰富，家长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不得不选择进城陪读，这也导致了乡镇在教育方面的进一步空心化。
其二，村民进城务工的工厂放假时间逐步推迟。“我们厂里面腊月二十六号才会放假，离过年也不过就两天了。”这是一位在市内的一家密封塑件厂的女工告诉笔者的工厂放假时间。其两个女儿在大学毕业后，一位是执业律师，一位是在市内的某家国营药物公司担任人事专员，两个女儿的放假时间都在腊月二十七。这种与城市职工生活节奏相一致的新市民生活状态已经是这位女工家庭的主基调。由于近些年，工厂放假时间普遍较晚，农民在工厂放假后，为了过年而需要添置部分用品又会耽搁些时日，所以这种返乡时间则又会推迟。这种返乡模式可归纳为“务工回潮型返乡”。第三种返乡是子女对亲代的“吸收”作用，使得父辈与子女同在城市生活，进入市民生活的状态。而在该类家庭中，子女掌握了返乡时间的话语权。因为该类家庭已经是市民的生活状态，所以返乡对于其该群体而言，往往由于礼节性的走亲访友、回乡团圆和文化性的祭祖因素，返乡时间也较往年逐渐推移，能够在村内居住的时间也并不是很多。这种类型的返乡一般可归纳为“团圆型返乡”。而第四种返乡则具有极强的不固定性，这类返乡人群可能偶尔会放弃返乡。这种返乡主要是两类人群：由于负债而被迫入城务工，以及为了补贴家用前往东部发达地区做家政保姆。前者由于负债原因，为了及时偿还债务以及出于一种羞耻性的躲避心态而选择数年不归。待积攒到一定的还债资本后才会选择返乡团圆，所以这类人群会出现偶尔的缺席。塑件厂女工的丈夫则是该种情况，由于早年间欠下的赌债，所以被迫前往江苏太仓面粉厂务工以偿还债务，所以其丈夫在前些年数年未归。而进城前往江浙沪的住家保姆，由于返乡不便、成本高昂以及居家家政工作的特殊性，也会出现偶尔返乡的“缺席”。这两类人群进城往往是因为被动的经济因素，并非是主动进城融入都市生活，所以其返乡也具有着不确定性。
正是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村民的返乡时间普遍开始被推迟，农民返乡“迟到”的现象越来越显著。当然，“迟到”状态是与数年前的“正常”状态相比较而言的。在农民尚未大规模进城定居，尚未进入严格的“半耕半工”状态之前，农民也只是偶尔进城办事或是购买乡镇无法满足的必需品。村民生活的主要场域集中在乡村，其社会活动也主要停留在乡镇中。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乡村在年前半个月以及年后半个月都能保持稳定的热闹状态。这一变化在小年夜的热闹程度上尤为明显。在过去小年夜，村民普遍会庆祝并选择小规模的祭祖鸣炮，进行聚餐活动。但近些年来，小年夜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与节日的象征符号。由于该时段返乡人口较少，加之仪式活动的日益精简，小年夜在村中已然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堂兄也恰是在今年小年夜之后才返乡。在笔者所在的村中，小年夜已经不再是年前之“年”，而是有名无实的“小”年。
当然，村民的返乡时间也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有悖于大多数村民返乡较迟状态的是一些意外情况导致的提前返乡。笔者在腊月二十日返乡，但在腊月二十二日，村内河边的叶家七十五岁的父亲因为突发心血管疾病而离世，由于家中的亲属关系，家中长辈也在帮忙，笔者也得以观察了葬礼所形成的人员聚合，以及这种聚合导致的村民提前返乡。相较于举办喜宴（包括乔迁宴、升学宴和庆生宴等等），村民悉数追求排场与便捷，统一都安排在城内，只有尚未进城的农民仍然选择在村中办席，抑或是在镇上的某一家规模可观的酒店操办，丧葬的相关白事大多数都发生在乡村场域。这一次叶家的数位兄弟姐妹，和女婿以及远房的亲戚都集中在了正式举办葬礼的前一天返乡，叶家的大儿子也感慨道:“这是整个大家族能够聚的最全的机会，过年都不行”。
二、离乡的“早退”与进城的提速
与农民返乡“迟到”相对应发生的是村民的“早退”，即更早地返回了城中。村中的郑家有三个兄弟，排行老大的兄弟（称呼“老郑”）的两个儿子在城中买完房之后，都在城中有了固定的工作。除非除夕夜，否则从不返乡。在今年的除夕，老郑的两个儿子在当天上午才返乡，并在晚饭结束之后驱车匆匆离乡，原因是要开始旅游式过年，两人计划去福建福州度过为数不多的长假。因为郑家三兄弟按照往年的惯例大年初一在二兄弟家团聚，老郑两个儿子的行为势必会缺席初一的团聚，这一行为也导致郑家的二兄弟较为不悦，颇有微词。二兄弟认为这两个侄儿的行为不尊重长辈，也不尊重过年的传统，没有亲情观念。二兄弟在村里和乡邻聊天时，也常常感慨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返乡了，除了有事情，再也不回来了。这种村民的子代选择的旅游式过年已经是当下年轻人改变返乡过年的传统，选择新的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笔者曾经问过两位选择旅游式过年的村民，得到的回答并不令人意外：过年在家也没什么玩的，还不如出去呢，一年的长假也只有几天，所以得珍惜这个机会。子代选择旅游式过年背后的动机一方面来源于在城中工作假期时间资源的有限，另一方面则是乡村娱乐资源匮乏和复杂的“人情世故”导致的“推力”。这两重因素也促使村民的子代开始反思起传统过年方式，选择新的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出于旅游式过年原因的“早退”在笔者所在村子并不普遍。
更普遍的早退是源于城中做工的需要。郑家二兄弟的妻子半年前在城中谋得了一家中式土菜馆的传菜员的工作，每月收入大约在3000到4000元之间。由于年龄超出退休年限，所以郑家二兄弟的妻子没有办法进入工厂，只能够选择在餐馆打杂补贴家用。今年餐馆由于效益不佳，为了抢占春节期间的餐饮旺季市场，决定在大年初三开业。郑家二兄弟的妻子也早早地接到了饭店老板的电话催促。“不去不行啊，要是不去了，来年就不让你做了，现在去有可能还会有小红包。”郑家二兄弟的妻子这样解释自己选择“早退”原因。她选择在正月初三便离乡进入城中饭店开始务工。在这种情境下，情感和文化逻辑已经让位于经济逻辑。工作机会的保留和基本工资等经济要素促使郑家二兄弟的妻子“早退”返城，提早开工。
这两代人之间的提早离乡只是村民“早退”的一个缩影。还有着不少的村民也选择了“早退”。例如，想要参加政府举办的招聘会，再次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也会提早进入城中；子代在接受中学教育的家庭为了孩子提前“收心”，进入城中适应环境。而相较于这种“早退”，在村民尚未大规模进城务工，谋求稳定工作时，笔者所在的村庄春节的热闹气氛可以延续到正月十五日，往往伴随着元宵节的度过，春节的热度才算是彻底消退。然而春节热闹的氛围在被压缩进了除夕和年后几天有限的、以星期为限度的假期当中，春节的娱乐活动数量在相应减少，走亲访友也开始“加班加点”，根据开工返城的时间精准衡量。村内春节热闹氛围的消退保持着一定的“加速度”愈发加快。
三、“迟到”与“早退”的背后是农民生活的市民化
笔者所在的村子到县城的平均通勤时间大概在1~2个小时。市政府在近些年实现村村通的国营民办的公交化运营农班车之后，乡村到县城的通勤时间大大压缩，只需要一个小时即可到达城内的客运站。这种交通的便捷也使得城乡往返更加轻松。加之城市教育、就业等等资源的拉力作用，使得农民的生活被城市逐渐“招揽”，进一步市民化。村民的生活节奏已经开始与城市的生活节奏相对应。脱离了原本节律性的时间安排。将更多的时间资源分配在了城内的生活。作为中部省份，当前城市化仍然保持着一定的速率扩张，笔者所在的行政村的村民逐步开始演变为了以“主动进城为主，被动进城为辅”的新市民。工业文明紧密地将乡土中的村民拥入怀中，将这种城市生活节奏的发条植入到农民的体内，并内化为其自身的生活节律。这一生活节律在其子代的繁衍的进程中，通过代际的传递不断强化。在笔者观察的村内青少年群体中，其大多数以城市为基本的生活环境，都早已脱嵌于乡村。“以前过年特别热闹，现在几桌麻将都喊不起来了。家长带小孩回城里的时间越来越早。”村里杂货店的老板反复慨叹，既为村内生意不红火而苦闷，也感叹乡村气氛早已不如过往。
村民的“迟到”与“早退”，恰恰折射出村民生活与城市生活节奏的接轨、村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变、情感逻辑逐步让位于理性经济逻辑和城乡互动中乡村社会的结构性改变。或许，在当前普遍城镇化的进程中，这种返乡的“迟到”与“早退”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城市早已是大多数村民的主要居所，城乡融合却突出表现为城市对乡村人口的虹吸。在城市拉力和乡村推力的共同作用下，“迟到”与“早退”已成为返乡赶考的常态，返乡也只是作为观景式的短途旅程。乡村是否又会在这种境况之下仅仅成为无数新市民心中的诗和远方的文化意象呢?或许这有待观察，或许现状已经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