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吉穆拉特》是托尔斯泰晚年投入心血最多的作品，讲述19世纪中期高加索山区一个部落领袖的真实故事。故事很简单，篇幅也不大，却被誉为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40年前读过，印象不深，如今重读，深感震撼。下面我试着从历史认识（而不是文学欣赏）的角度说说我读出了哪些当年未能读出的内容，以及为什么这些内容具有非凡的意义。
哈吉穆拉特（Hadji Murat）是车臣穆斯林抗击沙俄殖民统治的传奇英雄，他英勇善战，不仅高加索山民无不称颂，在俄罗斯军人中也是威名赫赫。不过托尔斯泰这部中篇小说并不是写哈吉穆拉特作为反抗者和无畏战士的高光时刻，而是写他人生末尾的进退失据与穷途末路。正如托尔斯泰在小说开头所说的，他要写的是一种如同田野上被蹂躏的牛蒡花（野蓟）那样顽强的生命力，他认为哈吉穆拉特的最后时刻不是失败，而是生命的绽放。小说开始于哈吉穆拉特放弃（背叛）自己人生最荣光的抗俄事业，从高加索抗俄联军叛逃，投降宿敌俄军，原因是他与车臣反俄领袖沙米里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沙米里打算杀他，为此抓捕了他的家人。于是哈吉穆拉特投降俄军，意欲借俄军之力救自己的家人，孰料俄方并不信任他，更不愿用俘囚同沙米里交换哈吉穆拉特的家人。万般无奈的哈吉穆拉特只好从俄军营地叛走，最终被俄军追击、围猎并杀害。
《哈吉穆拉特》，[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草 婴 译，现代出版社2012年出版
沙俄帝国的扩张史同时也是众多被征服民族的抵抗史，高加索山民的抵抗是其中并不突出的一部分。大多数抵抗都失败了，因而也就被当时和后来的俄苏国家史观所否定，许多抵抗英雄难逃被妖魔化的命运。无论是站在征服者的立场，还是站在抵抗者的立场，这个过程的传统历史是二元对立的——征服者与抵抗者，立场选择是情境性的。然而，在这样的二元叙事里，哈吉穆拉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曾经是抵抗英雄，但他后来投降沙俄，而他在成为沙俄臣民以后又试图出逃，等于背叛了沙皇。因而他是对立双方的叛徒，在任何一方的历史中都不是正面形象。可是，托尔斯泰选择他作为自己小说的正面主人公，把他写成一个道德上几乎没有缺陷的英雄，对他的命运寄予深深的同情。这说明，托尔斯泰自觉地批判并超越了前述的二元历史观，在二元历史观之外，建立了新的历史坐标。托尔斯泰这个历史观的基础不是民族、国家、宗教或任何大型团体，而是人，具体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托尔斯泰真正做到了从人出发，并最终抵达人。
哈吉穆拉特当然是有政治原则的人，他从来没有喜欢过沙皇俄国，他当初投身抗击沙俄是自发自觉的。但是，当他本人和家人的生命面临来自同伙的威胁时，他宁可叛投沙俄，这个事实本身是传统政治史观所无法接受的。托尔斯泰对他的同情，当然首先基于对沙俄向高加索地区扩张的否定，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对政治原则的超越。人类历史留给这种超越的空间是很小很小的。汉代李陵在被匈奴俘虏后投降的例子，是中国人都熟悉的，读史者因为司马迁的同情而深切地同情李陵，不过当儒家的忠君观念笼罩一切时，这一同情便失去了生存空间。传统王朝视角的历史要歌颂的是苏武、文天祥，而不是李陵、洪承畴。但是历史的复杂性表现为任何过程都是多方向和多可能的，讲述永远不足以表述真实。回到人，回到具体的人，对于泛道德化的传统历史叙述来说，也许是一种必要的拯救。
像哈吉穆拉特这样无法为二元历史观接纳的历史人物太多了，也许多到远远超过可以被历史接纳的人数。他们都失落在历史的缝隙中，很难被看见、被理解、被同情。令人震惊的是，托尔斯泰竟然在垂暮之年，发掘整理他半个世纪前访问高加索时的经历和见闻，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和臻于化境的写作能力，写出哈吉穆拉特，为人类智识奉献一条新素材，为我们反思人类历史提供一个新视角。
罗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教授，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