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书铎先生是当代著名史学家，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贡献突出，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开创有筚路蓝缕之功。学术界回顾反思中国近代史、近代文化史研究，龚先生是无法避开的人物。龚书铎先生学养深厚，成果丰富，而且社会交际面广。他所留下的文字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作为研究当代学术史的资料。2024年龚门弟子组成编辑委员会，和家属共同编辑整理的《龚书铎文集》，近期由中华书局出版。在文集出版之际，节选编辑委员会主任郑师渠先生的一篇追忆文章，讲述他的个人经历，缅怀龚书铎先生。
《龚书铎文集》，龚书铎 著
中华书局2024年12月出版
一
初识龚书铎先生
我最初认识龚书铎先生，不始于随他攻读博士学位，而始于读本科之时。1965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年便赶上了“文化大革命”。课是不上了，停课闹革命，学生和老师一起参加运动。这也使大家有机会认识了给我们授过课之外的全系所有教职员工，尽管这种认识更多仅是认识而已，远谈不上熟悉。龚先生正是属于这一种。
当时，他住在四合院集体宿舍，不到40岁，还很年轻，至多是中年，身体瘦弱，沉默少言。与其他老师相较，老成持重的模样，与其实际年龄不相称。……学生之所以关注他，是因为听其他老师们介绍，龚先生很有才华，尤其是他的戏剧评论很有名气。“文化大革命”前他所写的关于现代戏《芦荡火种》（即后来著名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的前身）的剧评，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算是高峰，颇为轰动。有校外人来系里找他，问：“温陵教授在不在？”回答是：“我们这里没有温陵教授。”后来才搞清楚，“温陵教授”不是别人，原来就是龚先生。他是泉州人，泉州又称“温陵”，他以此作为自己的笔名，难怪系里同事多不得而知了。所以，大家既是好奇，也是钦佩。
当时，遵照中央指示，北师大69、70两届学生（时北师大本科是五年制，即一二年级学生）延期毕业，留校继续搞运动，即所谓“抓五一六”。1972年这两届学生终于也毕业分配了。……我很幸运，毕业后与其他五位同学一起被留在了系里。这时我结婚了，学校没有分配宿舍，就暂住在西南楼四层东边南头的第二间屋子。很巧，南头第一间就是龚先生的临时居室。我们有缘成了邻居，彼此打招呼的机会多了，但也仅此而已。不久，我的工作被具体分配到了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一天龚先生第一次到我们屋里来，手上拿着两本书，一本是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另一本是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让我先看看，也没多说什么。那时学校还没有恢复招生，清查工作还在进行，教研室实际上并没有活动。但我理解，这毕竟是代表教研室正式收我了。“师傅领进门，修身在个人。”龚先生就是领自己进入中国近代学术园地的“师傅”。
《龚书铎文集》各册书影
二
龚书铎先生的言传身教
实际上，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并恢复高考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高校才普遍逐渐地回到了教学与科研的正轨。龚先生先是任教研室主任，1983年复接替白寿彝先生，接连两届出任系主任。同时1979年开始带硕士生，1986年他和刘家和先生都被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授予了博士生导师资格，属于所谓的“前三批博导”。……当年要招生，只有两个名额，而教研室有三位青年教师，除了我之外，还有房德邻与史革新。大家都希望能有机会跟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按教育部规定，报考博士生的年龄不能超过40岁，我与房德邻的年龄都接近了，史革新比我小3岁。龚先生与方约翰先生商量，决定第一年先招我们两个，史革新缓一年。两位先生是考虑到了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对我们年轻人的关爱。这一年，我与房德邻如愿以偿，通过考试成为龚先生的入门弟子和最早的两博士生。我是幸运的。房德邻与史革新他们二位都是先拥有了硕士学位，再攻博士；我则是越过硕士阶段，直接攻博。当时69、70届和我同时留校的有相当一批同志，唯独我有机会完成了博士学业（中文系后来也有一位拿到了博士学位，但那是多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我十分感谢龚、方两先生给了我这一难得的机会。在职取得博士学位，对我以后人生的道路与事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与白寿彝（左一）、赵光贤（左二）、何兹全（左三）、刘家和（左四）合影
此期我常去龚先生家，有时是专门请教，更多的时候并无目的，随意坐坐而已。他有一间约十平方米的书房，三四个书橱。能有专门的书房这在当时多数教师中，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自然更令我们青年教师羡慕不已。
龚先生跟学生谈话，通常比较严肃，不苟言笑。后来不少学生跟我说，到先生家里去心里总紧张，不敢放松坐着，屁股只坐半拉椅子。先生不怎么说话，语速慢，偶尔说两句便停了，中间便是过长的沉默。但是，当你觉得需要说些什么的时候，他突然又张口说了，你便只好赶紧打住，听先生说。这增加了紧张感，使谈话不甚流畅。据说史革新也有这种心态。其实，这部分也与学生个人的性格有关。例如，像孙燕京、宋小庆，他们在龚先生面前就很放松，并不觉得拘束，甚至还可以表现得“没大没小”，逗着先生乐。
我也倒没有这种感受。这可能是因为这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我还不是龚先生的学生，而是青年教师，年龄不一般；二是我们毕竟相处很长时间了，彼此很熟了；三是我们是福建老乡，尽管福州人、泉州人，方言不同，彼此不能用本地话沟通。张老师（龚先生夫人）她们来京时，正赶上了唐山大地震，我们两家在西操场搭的地震棚挨在一起，成了邻居，鲁瑜与张老师及孩子都非常熟悉。后来我们女儿结婚，龚先生和张老师还送了礼物。由于这多方面的原因，我的心态自然会与年轻的学生不同。
那时整个学界的气氛也好，没有现在这样多的各种量化考核、评审评奖之类，也没有现在这样的急功近利和所谓的“竞争”心态，教师多少还有几分闲情，可得以彼此串门，从容把谈。现在这些都成了奢侈品了。与先生交谈的内容，因时间长了，变得模糊，只记得主要有这几方面：
一是聊晚清掌故。龚先生读书多，知识面宽好谈一些掌故，如曾、左、李逸事；清季官场趣闻；李慈铭日记；漕运及淮安之繁华，等等。他的记忆力极好，细节都记得很清楚，娓娓道来，饶有兴味。
二是聊学界与学术。他谈到本系的沿革，从陈垣老校长以来的学术传统，谈到白先生、赵先生与何先生的治学成就与不同风格；谈到近代史学界的名家名作，如他对王庆成先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有高度评价，特别提到后者有关太平军攻占永安的一篇论文，实为佳作。他对章开沅、林增平先生论近代资产阶级的几篇名作，十分欣赏，以为很重要。他尤其佩服林先生与别人讨论问题，反驳对方观点，机智而有力。他感慨胡思庸先生之厚道与戴逸先生之好脾气，佩服李文海先生之善于讲话，如此等等。
三是聊治学方法。龚先生强调学风必须严谨，主张独立思考，对学界极少数人好跟风，什么东西热闹，容易发文章，就写什么文章。或者没有自己的观点，见风使舵，怎么说都可以，以为媚俗。
他认为，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当是体现史料、理论、文字三者俱佳的统一。仅有理论，缺乏扎实的史料，是空论；仅有史料，缺乏理论说明，是少深度；二者虽好，文字欠佳，人家读不下去，则行之不远。
对于史料，他强调看第一手资料，转引的材料一定要核对原文。他讲了一个故事：某人不愿看到别人转引自己文章的引文却不注明出处，便故意在引文上出点错。结果某人转引了，那个错依然在，出了洋相。此人的做法虽有点损，但说明了核对原文的重要性。
龚书铎先生在查阅史料
他主张写文章要平实，包括观点、用词、提法都要平实；不赞成研究什么就偏爱什么，或说过头的话，堆砌华丽辞藻，不恰当地照搬新概念新名词，华而不实，让人看不懂。
他常说，文章不惮改，写好后不妨放在抽屉里一段时间，作“冷”处理。再拿出来看，就容易发现问题，可以作进一步修改。他后来看研究生文章，就很注意上述的问题。一个标点用错了，都要勾出来，让你改过。
在科研的量与质关系上，他以为要有一定的量，尤其是年轻人应多写文章。没有一定的量，不去写文章，所谓质也无从谈起。但质量相较，质是主要的。他说，好的文章不在多，有几篇有影响的文章，学界可能就记住你了；而量再多，文章没有影响，同行也未必记得住你。
他主张研究历史的人，知识面要尽量宽些，但在研究的问题上，面又不能太宽了，因为人的精力有限。至少在一个时期，最好集中于某个方面，天女散花式的什么都搞，什么都写，搞得太杂，形不成专长与重点，别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个人是研究什么的，就很失败了。“文化大革命”前他对戏剧的研究已小有名气，家里订有全套的戏剧杂志；但“文化大革命”后却全然舍去，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近代史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上来，并且做出了公认的学术成就。这大概也正是出于上述学术战略的思考吧。
在具体写作技巧上，龚先生也说了不少自己的心得。例如，他说：“文章不能写得太细太密。”多少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位曾在胡乔木身边工作过的老同志，他佩服胡乔木同志真是写文章的高手，其中讲到胡曾对大家说：“写文章不能写得太细，就像砌墙一样，多少得留点缝，给人以喘气的地方。”这与先生的意思显然是一样的。足见它是会写文章人的共同心得。只是，此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唯有“心知其意，传乎其人”了。换言之，需要在个人写作的实践中去慢慢体会。这些都是在随意聊天中不经意说到的，虽然不系统，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却受益匪浅。
龚先生为年轻人成长倾注了许多心血，其中包括花费大量时间帮他们看稿子，提修改意见。我的尤其是早期的许多文章都曾请先生帮忙看过，占用了他不少时间。《近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反思》是早年我与史革新老师合作的一本小书，龚先生就帮忙看稿，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修改意见。
为青年学者著作写序手稿
记得是那年三四月间的一天下午，四点来钟，我有事去了趟先生家。一进门就看见先生坐在客厅南边靠窗的藤椅上，身上披着件黑色的棉袄，正在埋头看我们的一大摞书稿。北京初春的天气还相当冷，却已停了暖气。先生住一楼，本来光线就差，加上那天是阴天，还不到开灯的时候屋里就更显昏暗阴冷。张老师说，先生这几天感冒了，还没好利落。看着瘦弱的先生病中还在抓紧帮我们看稿，当时我深受感动。此情此景，瞬间定格在了我的脑海中，今日忆起，犹在眼前。我想到了熟悉的格言老师似蜡烛，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后来我也常为研究生甚至毕业多年的学生看稿子，哪怕再忙，我也宁可将自己的事放一放，尽量抓紧时间看，生怕误了年轻人的事。这是先生言传身教的结果。
龚先生指导的研究生为数不少，每个学生的学术观点不可能都与他一致。他很开明，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从来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学生。这一点我有亲身感受。我的学位论文《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出版后曾寄给北京大学的张寄谦教授，请她批评。她很快给我回信，除了充分肯定之外，其中说道：从龚先生的序文看，导师对你书中的观点似乎并不认同。她说得不错，龚先生在序中很委婉地表示，自己并不完全赞成作者对于章太炎、刘师培等国粹派的评价，以为有拔高之嫌。但在论文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从未感觉出先生与自己的观点有分歧，更不用说因此会感到压力了。这恰恰反映了他的学术民主，而在序中不隐瞒这一点，这又正符合他真诚的为人。这令我很感动。
三
为学求实、为人求真
龚先生是个讲原则的人，他性格上耿直不阿，也表现在这方面。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这在近代史学界，人所共知；但也因此常被误解，甚至挨骂。对此，他知道，但不以为意。其实，这对他是不公平的。第一，他是真心诚意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几十年如一日，初衷不改……能坚持才是难能可贵。第二，既讲思想自由，作为学者，他坚持自己的信仰，持之有故，何错之有？第三，他的学术观点，可供讨论，不应简单抹杀。例如，他不赞成一些人以随意的“假设”代替严肃认真的历史研究，进而提出诸如“辛亥革命搞糟了”，不如保存清政府更加有益于中国；革命不如改良，孙中山不如袁世凯，如此等等。他在《“假设”的历史》一文中写道：
这种种假设，不仅无益于历史研究，而且会产生误导，使一些对中国近现代史不甚了解的人产生误导，以致思想混乱。历史是昨天的现实，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看，它都是一个无法更改和逆转的客观存在。历史学正是以这一客观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是认识、解释历史，不能编造、臆想历史。对于任何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无论是好是坏，其所要着力研究的是它发生、存在的原因和所产生的作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能由研究者主观地去为已经发生的历史进程另行设计一套方案。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后人为它设计的道路回过头去再走一遍。
他说的这些话，平实得很，严肃的学者，有谁会认为不对？我在第五届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会上，曾说道：学术发展当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在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上，也应当是如此。青年学者很注意吸收运用当代西方各种社会科学包括史学的理论来丰富自己，这是对的，也是年轻人的优势之一。但是，也要注意，前辈学者坚持唯物史观取得了杰出的学术成就，说明唯物史观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不容轻忽，也应当加以继承。唯物史观的许多基本观点并未过时，例如：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关于世界的事物存在普遍联系与互相影响，必须从长时段和总体上综合和观察问题的观点；以及强调辩证的观点，如：当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原因所造成的时候，它也影响周围的环境，甚至能够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诸如此类的精辟论述，至今对于我们研究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是显而易见的。唯物史观不是封闭的，它与我们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各种新的理论并不矛盾。我想自己的这些观点，与先生是相通的。《诗经》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对于包括龚先生在内的一些老一辈学者，坚持唯物史观，我们当抱应有的敬重。
龚先生终于离开了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从事近代史教学与研究近六十年，桃李满天下，成就有目共睹。抚今思昔，作为自己的导师，我对他，永怀感恩之情；作为正直的学者，我对他，永怀敬意。
（原文载《龚书铎先生纪念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