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经历过许许多多的朝代更替，每个朝代特别是持续时间相对长的朝代，随着时代的推进，社会都会发生诸多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到底属于“貌相”的变化还是“实质”的变化？虽然貌相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实质的变化，但看似“天翻地覆”般的某些相貌变化，是否表明实质的变化也在“天翻地覆”？抑或犹如一场风雨之后，曾经掀起惊涛骇浪的湖面重新回归平静，虽然接纳了一些新的雨水、流失了一些旧的积水，但湖还是原来的湖、水质还是原来的水质，貌相又回归到原来的貌相、实质自然也是原来的实质？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曾经和许多朋友交流；也有许多朋友，带着类似的问题和我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我们共同“走进明朝”，讨论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社会思潮、市民生活、乡村自治、对外交流，等等。十分自然是，在讨论这些问题、在走进明朝的同时，也在关心现实、走进“当下”。
2011年12月8日晚上，应北京大学“赣文化交流学会”的邀请，我以“明朝百年启示录”为题，为大约三百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做了一次两个小时的学术演讲（十分凑巧的是，就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一位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北大博士研究生和我建立了微信联系）。演讲结束后，进入“互动”环节。一位本科同学提出：老师能否就“为学术而学术”说说自己的看法？
这位同学的提问是具有挑战性的。第一，我那天说的题目，带有一定的“现实关怀”色彩，看似并非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第二，一年前（2010年），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重新倡导“为学术而学术”。我当时感觉到，这位同学是在问，您今天的演讲和汤先生的倡导是否代表两种学术理念？
我当时好像是这样回答：首先，需要明白什么是“为学术而学术”？根据我的理解，“为学术而学术”应该有两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心无旁骛地关注正在学习或研究的对象，把学习或研究做到就专业要求而言可能达到的极致。当你正在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学习阶段，必须在这层境界为学术而学术，否则，你就进入不了学术。但是，当你的学术做到一定的程度，你得进入为学术而学术的第二层境界也是更高的境界。那么，一个学者所追求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更高境界是什么？不同的学科可能各有不同。以历史学而言，我认为应该是两千多年前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尽管我们无法真正做到“究天人之际”，我们最终也许只是自以为“通古今之变”，但是，我们又必须带着深切的现实关怀和通达的历史胸怀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才是历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更高境界。当然，一旦到了这层境界或者追求这层境界，看似已经不是单纯的为学术而学术了，因为学术和心智已经融为一体，也就没有必要再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了。由第一层境界的“为学术而学术”进入到第二层境界的“为学术而学术”，可以说是由学术的“必然王国”进入到学术的“自由王国”。但是，如果没有经历第一个层面的境界而直奔第二个层面的境界，必然陷入“六经注我”的怪圈。我想，这应该是汤一介先生重新倡导“为学术而学术”的用意所在。[①]
说到这里，想起更早发生的一件事情。2005年10月，应李治安教授的邀请，出席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中国古代史理论与实践学术会”。2005年10月16日晚，由南炳文教授安排，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和我一道，和明清史研究所的硕士、博士生们进行学术交流，当时有一位博士生提问，希望我说一说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为了把有些严肃的话题说得轻松一些，我没有引经据典，而是说到两本“畅销小说”。第一本是美国作家马里奥·普佐的《教父》，另一本是中国香港作家金庸的《倚天屠龙记》。
《教父》有一个细节：考利昂教父因为拒绝毒品交易，被土耳其人索洛佐雇凶重伤。在后来的一次秘密谈判中，考利昂教父的儿子迈克尔用一支微型手枪，将土耳其人以及收受土耳其人贿赂参与谋害父亲的警察击毙。这支微型手枪的特点是，口径只有2.2毫米，打进人体时只有针孔大小的洞眼，但进入人体之后迅速扩大创口，炸开极大的窟窿。小小的入口、大大的出处，这就叫“小处入手，大处着眼”，正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我告诉在场的硕士、博士们，正在写作一篇论文《“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用的是这种方法。
《倚天屠龙记》编了一段“天鹰教”教主殷天正的女儿殷素素和“武当二侠”俞莲舟的对话。殷素素问，“武当七侠”之中，谁的武功最高？俞莲舟顾左右而言他，从大师兄宋远桥一直说到七师弟莫声谷，唯独不说自己。但是，当殷素素说江湖传言，“武当七侠”之中，以俞二侠武功最高时，俞莲舟谦虚说道：“勉强说来，师傅的本门武功，算我练得最刻苦勤恳些。”就中国历史学而言，什么是“本门武功”？无疑是史料学、考据学。如果一位学者真正对史料学、考据学这样的“本门武功”有深厚的造诣，完全可以成为某一领域的“顶尖高手”。但是，在整个《倚天屠龙记》中，武功最高的是张无忌。因为张无忌有三门武功：九阳真经、乾坤大挪移、武当拳剑。当时我对在场的硕士、博士们说，如果将其引伸到历史学科，被称为“九阳真经”的内功，犹如我们的“史料学”，这是一切历史研究者的“内功修为”。傅斯言先生说，“史学即是史料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史料学”毫无疑问是史学的“内功”。这门功夫修炼到家，就是学者充充沛沛、用之不竭的“九阳真经”。而“乾坤大挪移”，则是合理运用各种史料，包括口述史料、文献史料、实物史料、音像史料、网络史料，并将各种理论和方法融为一体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那就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至于张三丰传授给张无忌并且要求当场忘记的“武当拳剑”，则可以视为包括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以及当今国内外的各种理论与方法，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文艺学的，等等。如果没有深厚的史料学功夫、没有“九阳真经”，那就修炼不成“乾坤大挪移”，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就只能当标签唬人，更无法真正纯熟地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而对于各种理论与方法，都需要以广博的胸怀去接纳、去领悟、去融会贯通，争取达到了无痕迹的境界。
至今感谢那位南开博士生和北大本科生，因为他们的提问，使我更多地思考学术研究的方法问题、思考“为学术而学术”的问题，进而思考学术的生态与生态链、思考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的问题、思考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中国“传统家法”及当代西方的种种理论与方法的关系问题。这本书收录的论文，正是这些思考及实践的产品。
我在《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的“导论”中说：“随着学术的推进和时势的发展，某些历史问题往往会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②]进入二十一世纪，有众多的学者从不角度关注明代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变革。其中，商传、毛佩琦、万明、赵轶峰、陈宝良、田澍及卜正民诸教授的成果令我受益匪浅，感觉是在共同“走进明朝”。
商传教授有着当代学者少见的“贵族”气质。而且，这种气质不是故作出来而是自然生成的。大概也正是这种气质，使他对晚明有比他人更深的感悟。对于明朝的诸多貌相，我和商传之间有一种默契，也常常在与他的讨论中得到启示。商传在《略论晚明的人文主义与社会转型》中断言：“晚明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专制统治的松动，社会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王阳明的‘心学’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中国早期人文主义萌芽由此而产生。但是长期形成的官僚体制与小农经济的基础，使这种以追求个性化而表现的人文主义思潮转变为社会纵欲思潮。一个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代，却成为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缺乏人文精神的时代是不可能完成社会转型历史使命的。” [③]这种酣畅淋漓的叙述，与我在《“山人”与晚明政局》的认识极其吻合。当然，中国没有能从晚明的“传统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缺乏的不仅仅是“人文精神”。但商传却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发生与发展的时代，为何却成为一个人文精神“缺失”的时代？
毛佩琦教授有与生俱来的“名士”风骨。酒至酣时，引吭高歌，言至畅时，百无禁忌，身边常带印章，兴情所致，不管有无润笔，皆挥毫泼墨。发挥得好，可上九天揽月，发挥欠佳，也可下五洋捉鳖。也许正是这种个性，使他对明朝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对明朝的评价也不无溢美之词。但是，“明朝在衰败中走向开放，清朝在强盛中走向封闭” [④]观点的提出，尽管引起不少争论，却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同时也对明清史研究、对中国史研究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为何一定要等到衰败才走向开放、为何强盛中却一定走向封闭？或者说：为何开放可能走向衰败、封闭却可能成就强盛？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是人们对衰败、强盛的认识产生了偏差？
相对来说，万明教授对晚明的评价更为积极：“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历史记载给晚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提供了详尽的证据，晚明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变’，而晚明社会最为显著的变化，标志着近代的开启。”[⑤]万明的上述结论，也曾经是我的认识，我在《“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中，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束语：“ 如果不是明末的种种意外，更大的社会变革也未必不可能发生。”[⑥]但是，晚明的这些“变化”真的标志着“近代的开启”吗？“明末的种种意外”，难道真是“纯属意外”吗？不仅我自己在反思，文章发表之后，有位署名为“孤独的湖”的网友也提出了疑问。我在网上回复了这位朋友，说文章发表之后，我也有新的认识，这些认识将在后续论文中发表。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网上回复读者的疑问。
赵轶峰教授、陈宝良教授、田澍教授关注的许多明代课题和我不谋而合，比如明代的“山人”问题、“市民”问题，明代的“人生百态”“政治文化”“经济变革”“社会思潮”问题，等等。所以，虽然空间距离遥远，并不时时相见，面对面的交流也不多，但从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读出了“同道”之谊。[⑦]
卜正民教授对明代商业与文化的讨论，使我得到不少的启发。但坦率地说，卜教授对于明代社会特别是晚明社会的解读，并不像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业外”人士褒扬的那样“到位”。这并不是卜教授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既是“老外”又身居国外，难以真正感受中国社会发展的脉搏跳动。[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黄宗智教授以他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及其他著作，成为我们这一代历史学者的示范。我一直在学习他的著作并向学生推介，他则在偶然中读到我的一篇文章（《学术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非问题意识”》），认为这篇文章“打通了您我貌似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并且将文章收入他的《实践社会科学研究指南》中，使我对“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解有了更大的信心。
感谢“新史学”品牌掌门人谭徐锋小友。我们至今尚未谋面，出于对学术的喜好，他先后向我约了三个书稿：一本专著的再版，一本专题论文集、一本学人随笔，呈献给读者的是其中的专题论文集，一共有九篇论文，前面五篇，属“专题研究”，是我在“走进明朝”的过程中，对明朝社会进程的认识和描述；后面四篇，属“方法思考”一定程度上显示我是如何“走进明朝”的。[⑨]以相对“自由”的心态，解读“自然”的明代社会，兴盛自有兴盛的道理，衰亡也有衰亡的缘由。
若干年前，胡平兄和我一道做过一篇近四万字的访谈录：《一段历史、一方水土与一方人----走进明朝的江西》。[⑩]“走进明朝”与这个论文集的内容比较贴近；而明代社会，则有一个由洪武、永乐时期的冷峻冷酷，到成化、弘治时期的自由开放，再到隆庆、万历时代的任性放纵，以至不得不亡的过程。于是以此为书名：《走进明朝：从严峻冷酷到自由放任》。
本文为方志远《走进明朝：从严峻冷酷到自由放任》（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引言，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