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边缘长大

当旁人问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小颜总会说：“我不是生在北京的，但我长在这里。”

耿海洋第一次接触到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是在2006年。那一年，他开始尝试拍摄纪录片，去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个打工子弟学校取景，与这个群体不期而遇。此后的十多年里，他投身于各大媒体工作，拍纪录片这件事像是个插曲，被尘封在众多的经历之下，然而与流动儿童这一群体相关的话题却始终围绕着他。

耿海洋曾在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生活过八年，这个位居五环之外、“全亚洲最大的社区”是北京市外来人口聚集地。很多时候在小区附近的饭馆里吃饭，耿海洋总能遇到三五个聚在一起讨论给孩子“找学校”的人，毫无疑问，他们都是流动儿童的家长。转学，对于流动家庭来说是一件习以为常且大概率会面对的事情。由于户籍与居住地不一致，那些因为父母在大城市务工随迁过来的孩子没办法完全享受当地的教育资源，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上到小学四五年级，便返回老家完成剩下的学业。

放学回家的路上。

八年的时间里，耿海洋不间断地了解到一些流动儿童的故事。他们在大城市里发芽，却无法生根。他们徘徊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等待着一个“不得不”的时机被送回老家。对于这些孩子而言，他们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身份上的转变，还有生活环境、人际关系、教育资源等诸多因素的改变，这些变化当中往往充满着未知。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儿童的数量是7100万，留守儿童约6700万，他们加起来的总数是1.38亿，占整个中国儿童总数的46%，将近一半。他们的成长环境以及教育状况直接决定了中国未来的中坚力量，这是需要全社会去关注的。”时至今日，谈起重拾拍摄有关流动儿童的纪录片的决定时，耿海洋依然有些激动，“我觉得老天让我一直接触到他们，不会是枉然的。”

“小大人”

“人生就像是一辆车，路过一个加油站，你不进去加油，结果半路上没油了。”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握住那个时间，虽然在当时你觉得一件事情不重要，但等到真正需要它的时候，你会后悔莫及。”

说这些话时，小颜15岁，在北京市昌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读初三。见到小颜的那一刻，耿海洋知道自己纪录片里的主角出现了。

其实早在2019年，耿海洋便萌生出以流动儿童这一群体为素材，跟踪拍摄纪录片的想法。“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找到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他的成长轨迹去呈现一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时代的横切面。”在耿海洋最初的设想里，推动此次拍摄计划并不是难事，只要找到一个有故事且愿意配合的孩子就行。可等实际操作起来却发现，这样的孩子着实是可遇而不可求。

为了能多一些与流动儿童接触的机会，耿海洋报名参加了公益机构的考试，这些机构往往会深入到打工子弟学校，为流动儿童带来福利。借着这种方式，耿海洋先后辗转于北京市沙河镇、十八里店乡、南七家村以及广州等地，其间遇到很多符合拍摄条件的孩子，但等他说明来意后却都被家长拒绝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并不信任耿海洋。对于一些流动儿童的家长来说，将孩子由大城市转学至老家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他们怕耿海洋把自己的孩子当成负面形象来宣传。

与小颜的相遇是在2021年的3月，耿海洋正巧在那所学校做公益图书馆志愿者。“小大人”，这是耿海洋对小颜的第一印象。小颜长了张娃娃脸，一眼看上去很是稚嫩，不同于身边大多数来自河北、河南等北方地区的同学，小颜的老家在江苏扬州，个头本就不高的他在同龄人的衬托下显得更为瘦小。

尽管身高与周边人差了很多，小颜的气场却在他开口说话的那一刻显得尤为强大。耿海洋不止一次地发现小颜对一些事物的认知远远超过了同龄人，甚至有时高于他所处的年纪。小颜把这些归结于自己爱读书以及爱哲学。

小颜所在的学校，是北京市少有的几所可以上到初中毕业的打工子弟学校。虽然比那些小学阶段就要转学回老家的孩子多在大城市里待了几年，但这也意味着小颜基本上与高考无缘了。

在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多由私人办学，老师流动性大，教学质量相比公立学校有着明显差距，很多孩子上到初中毕业跟不上教学进度，便会转而投向中专或者技校这条出路。

尽管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在7月份才结束，许多家长都已早早地为自家孩子的未来作起打算。小颜身边的朋友大多继续留在北京上中专，他则因为父亲工作的再次变动，要随之去上海读技校。

“每个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经历一些离别，你逃避不了这个事情，越逃避反而会被情绪追得越紧，所以放宽心吧。”

“打工子弟学校也好，技校也好，这都是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的选择。前者让我可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学上，后者在我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教会我一门手艺，至少让我进入社会后能挣一口饭吃。不管怎么说，这二者的存在都是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机会，因为身处底层的人也会挣扎，他们想向上爬，想要为自己争取更美好的生活。”

当同龄的孩子还在用“可能”“应该”“不确定”等词汇来形容他们并不能掌控的未来时，小颜早已学会安然地接受这些未知并说服自己将一切向好的方向去想。

“我觉得这个孩子在流动儿童中间是相对特殊的一个存在了，他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矛盾集合体，有着对未来的担心与憧憬，同时又屈服于现实的宿命感。这些特征其实会分散在不同的学生身上，但是小颜对这方面的思考和理解，都是比较深刻的。”耿海洋说。

在耿海洋的眼里，小颜无疑是早熟的孩子，因而很多时候，两人的聊天内容便不再仅限于学习与生活上的琐事。有一次，耿海洋无意中跟小颜聊起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关停且数量不断减少的话题，“我相信打工子弟学校会成为一个历史，但哪怕这是个插曲，也会相当地漫长。因为打工子弟学校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怎么让这些流动和留守儿童在大城市里获取教育资源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小颜平静地说出自己的见解，顺手扶了扶鼻梁上那副略显老气的黑框眼镜。耿海洋看着眼前这个分明稚气未褪，喜欢穿各种花色卡通衣服，又时不时显现出老成气质的孩子，一时竟然有些恍惚。

放学之后

耿海洋与小颜的相处充满随机性。小颜没有手机，平日里与父母联系都靠儿童智能手表，耿海洋曾与小颜互留过社交媒体的账号，但奈何小颜上网的频率并不高，想要联系上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学校里的图书馆是两人最常见面的地方，但也要看运气，因为校内图书馆的志愿者是轮流值班的，而小颜也是不定期前来借阅图书。

小颜在学校的图书馆里看书。

相处的小半年时间里，两人基本上都是靠着所谓的运气见面。每次见面，小颜都会滔滔不绝地给耿海洋讲自己最喜欢的动漫，从动漫角色一直讲到整个动漫文化及产业，尽管耿海洋对此并不了解，但也会耐心地听着。其间，耿海洋也会穿插着询问小颜在学校里、生活中的一些情况，一来一去中，两人维持着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

当耿海洋试探性地提出想去小颜生活的环境里拍点素材时，小颜答应了，这有些出乎耿海洋的意料。小颜只提了一个要求：你要在我姑姑回来之前离开。

姑姑是小颜当时的主要监护人，在昌平区城中村租了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这也成为小颜在北京的落脚地。姑姑以做保洁为生，早出晚归，因此放学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小颜都是一个人度过。

如果把“放学”作为一个时间节点，那么小颜在这个时间节点的前后完全是两种状态。在学校里，小颜有三五个朋友，下课时大家聚在一起打打闹闹，有时看到耿海洋举着手机拍摄也会互相开玩笑：“假如后代看到了这个视频，会问这是学校吗？这是谁啊？这三个人怎么长得这么丑啊哈哈哈……”这样欢乐的气氛只存在于校园里，因为放学后大家都要各回各家。

“这一路上我遇到过很多人，很多事，到最后能陪着我毕业的也就那几个，大概一两个吧，三个都够多的了。”

小颜告诉耿海洋，其实自己在班里有些“小孤独”。作为学校里少有的从南方过来上学的孩子，小颜在班里的朋友并不多，因为初三学期的结束他们很快也要分道扬镳。姑姑租住的房子离小颜的学校大概一站公交车的路程，每次坐车回去小颜都要比其他人提早下车，而这些朋友也只能陪小颜走一段路程。

下了公交车，小颜带着耿海洋在胡同里七拐八绕。“这里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挂了北京的牌子的乡村而已。”小颜一边走一边对耿海洋讲着住在城中村里的感受。

住所。

小颜说，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每天都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早晨去学校上学，傍晚放学回家，逗一逗胡同里的小狗，或者去驿站取个快递，仅此而已。很多时候，小颜用来消磨时间的方式是窝在家中的铁架床上，拿着平板电脑看动漫或者打游戏。

孤独，并不只是小颜放学后的状态，也是很多流动儿童面对的处境。由于打工子弟学校多建于城市郊区，为了上学方便，大部分孩子也都住在学校附近的城乡接合部。据耿海洋了解，许多与小颜同校的孩子从未去过天文馆、博物馆、科技馆，这些在他们看来颇为陌生的地方甚至不曾存在于认知里。在这其中，有人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同在五环上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身处繁华的大城市，但都市里的高楼林立与灯火辉煌始终与这些孩子保持着距离。少有人向他们科普大城市里的公共资源，没有人抽出时间带他们去车水马龙的市中心看看，所以他们觉得乡村似乎与城市无异。这些孩子的活动区域与生活一样，大都停留在城市边缘。

“流动儿童到了城市以后，与他们息息相关的两个场域，一个是家庭，一个是学校。学校更多的是给他们一些知识，以及当父母不在身边时暂时负起监管的责任。而在家庭中，由于父母比较忙，有的孩子只有父母一方的陪伴，甚至都不一定有父母陪伴。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这些孩子内心需要的东西，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耿海洋说。

在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中，耿海洋见过许多孩子在放学之后消磨时间的情形，或是去游戏厅，或是闲逛在村子里，或是在车来车往的马路上玩滑板……

如此，耿海洋倒是想明白了为什么小颜会同意自己跟随他回家，大概是因为他能陪小颜打发一下时间，听小颜说说话。

默默长大

其实，小颜并非一直与姑姑生活在一起，他是2020年才来姑姑家寄住的。那一年，小颜的父母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母亲离开了北京，父亲长年奔波于全国各地跑装修，于是便将小颜送到了姑姑这里。

小颜告诉耿海洋，他始终记得母亲离开家时的场景。他说母亲走得很决然，甚至都没回头看他一眼。尽管一开始小颜每天都锲而不舍地联系着母亲，但拨过去的电话始终没人接听。母亲的离开，使得小颜在心里把一切与家人有关的事物都拉上了警戒线。很长一段时间里，小颜抗拒与人提起自己的父母，走在街上看不得牵着孩子的手过马路的妇女，逛超市时也会刻意绕开母婴区。甚至在学校里，同学不经意地与他开玩笑，他也会暴跳如雷。

心里烦闷时，小颜找不到人诉说。虽与姑姑住在一起，但两人的交流只局限在姑姑下班后的一小段时间里。或许是寄人篱下带来的不安，也可能是姑姑平日里对小颜过于严厉，这使得小颜对姑姑始终亲近不起来。心情极度郁闷时，小颜也曾试图与朋友们倾诉，但看着朋友们似懂非懂的神情，小颜把到嘴边的话生生地咽了回去，继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没办法相互理解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他的家庭环境、所受的教育、所经历的事情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他的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的形成，所以没必要强烈地去寻求他人的认同。”小颜说。

那天小颜谎称身体不适去找老师请假，回家后，蒙着被子在床上哭了一整天。

后来回忆起那段辛酸的往事，小颜还是没忍住在耿海洋面前掉了眼泪。耿海洋难以想象，一个只有15岁的孩子，究竟是有一颗多么强大的心脏才能支撑他独自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又或是有一种多么豁达的心境使他在夜里辗转反侧、被情绪反扑时自我慰藉，逼迫自己早早地熟悉成人世界的规则，在无人知晓处默默长大。

当小颜用“中国式父子关系”来形容自己与父亲日常相处的状态时，耿海洋突然想起之前听过的一个故事。那个孩子也是流动儿童，当老师布置大家写一篇题为“我的妈妈”的作文时，这个孩子迟迟没有下笔，因为妈妈很少陪伴他且对他很严厉，当他犯错时动辄就是打骂。老师便让这个孩子回家对妈妈说“我爱你”，一个月后，孩子兴奋地告诉老师自己终于得到了妈妈的回应，妈妈不仅拥抱了他还说了一句“我也爱你”。这位妈妈看到孩子的作文时痛哭流涕，因为她小时候也是留守儿童，很少获得来自父母的关注和爱，所以当她成为母亲后也就不知道怎么去爱自己的孩子。

“其实很多流动儿童的家长对孩子的陪伴十分有限，为了在大城市立足，早出晚归是他们的常态。很多时候，只承担了‘养’的部分，却无法顾及‘育’这方面的责任。这些未被关注到的精神层面的陪伴与鼓励，反而是流动儿童更为需要的。”耿海洋说。

作为一个倾听者，耿海洋一直陪伴小颜参加完初三年级的期末考试，为了给小颜送行，耿海洋请小颜吃了顿饭。小颜一边吃面，一边熟练地剥了几瓣蒜放在碗里，许是心情好，他还额外要了一瓶啤酒。

“在老家，像我这个年纪，就必须要喝点酒了，为了进入社会提前练一练。”说这话时，小颜依然是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一个好消息

再次与小颜见面是三年后。2024年11月，《在城市边缘长大》这部取材流动儿童并关注这一群体身心发展的纪录片，在第五届“华为影像·金鸡手机电影计划”中获得最佳纪录影片，耿海洋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颜。小颜告诉耿海洋一个更好的消息，他已经完成在上海技校的学业，今年3月份就要去上大学了，等待开学的这段时间里小颜随父亲又回到了北京。

三年未见，小颜的模样没有太大的变化，性格却比之前沉稳了。耿海洋打趣地问他重回故地有什么感受，小颜的回答是“依然熟悉，熟悉得都有点不自然了”。

北京对小颜而言，是比扬州老家都要待得久的地方，这份羁绊在他还只是个两岁的孩童时便开始了。尽管小颜更喜欢老家那种“一觉睡到自然醒，用一碗白粥配咸鸭蛋填饱肚子，之后慢悠悠地在村子里闲逛”的生活，但他清楚地知道有父母在的地方才是自己的家，他能做的只有跟随。当旁人问起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小颜总会说：“我不是生在北京的，但我长在这里。”这是一个长期处于流动状态下的孩子对故乡与他乡的划分。

在北京的十多年里，小颜和父母前前后后搬过十多次家，始终都是在城中村附近打转。久处城市边缘，当小颜终于有机会去大城市的核心地段闲逛时，巨大的不适感席卷而来。

“我看着四周的高楼大厦，只觉得自己融入不进去。仿佛是别人举办了一场顶尖的舞会，而我无意中闯了进来。当时我的脑子里闪过很多念头，最大的念头就是美好的旅行到此为止，我要坐地铁回去，回到属于我的环境里去。”

漂泊不定的生活让小颜过早地成熟，而早熟让小颜学会多层面地看待问题。大城市的热闹繁华并没有使小颜感到自卑，相反他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要努力”。“我从打工子弟学校到技校再到大学，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当你有机会做出选择的时候，请不要后悔。只有这样，等你再回想起来的时候，才不会觉得懊恼、后悔，而是去欣赏这一段经历。”

耿海洋有了一个新想法，或许可以效仿《人生七年》这部纪录片，每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由他为小颜记录下每个人生阶段。听到这儿，一向大大方方的小颜腼腆地笑了。

（文中小颜为化名，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桑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