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4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在京逝世，享年98岁。适逢戴逸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推出系列纪念文章，怀念这位新中国清史学科的奠基人。
戴逸
戴逸同志逝世是我国历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戴逸同志不仅是我国清史研究的执牛耳者，也是我国历史学活动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他一生致力于清史研究和著述，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我们要注意，他曾担任两届中国史学会会长，联系全国历史学界，组织一系列历史学学术活动，推动历史学研究，尤其是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组织、推动数以千计的学者投入清史编纂活动。他作为我国史学领域领导者、组织者的功勋是不能抹杀的。
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一家，都是华北大学。戴逸同志在华北大学校部和研究部都工作过。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正式接管北平防务。4月，范文澜同志带着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到北平东厂胡同一号，还是称华北大学历史研究所。差不多同时，吴玉章同志随同华北大学校本部到铁狮子胡同。1950年5月1日，东厂胡同一号门前正式挂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也在10月3日正式成立。这样，华北大学的名义就取消了。近代史研究所属于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属于中央文委。因为这个原因，近代史所长期和人民大学，特别是和人民大学历史系，和后来的清史所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民大学何干之同志、胡华同志和近代史所有很长时间的交往。就我所知，“文革”以前，近代史所长期保留着何干之同志的办公室。戴逸同志也是经常与近代史所保持着学术联系。
我认识戴逸同志，记得是197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所长家里。他们在商量1979年在南京举办太平天国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事，我正好在场。1979年在南京举办太平天国学术会议，可能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史学界举办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那次会议三四十位外国学者到南京来，他们带来了有关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新思路和新史料，引起与会学者的兴趣。我在那次会议上担任简报组副组长，组长是中央民族学院杨策同志。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反响很好，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的成立。戴逸同志是那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重要推动者和组织者。
中国史学会是在1949年7月筹备成立的，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贡献。1951年召开了中国史学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选举郭沫若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初，对加强与全国史学界的联系、推动历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展开以及促进国内外学者的交流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文革”期间史学会终止活动。1980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主持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全国各省历史学家反应热烈，各省史学会陆续恢复活动。1月中旬，召开了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学者座谈会，老一辈史学家吕振羽、侯外庐、裴文中、陈翰笙、翁独健、白寿彝、尹达、夏鼐、季羡林、楚图南、叶蠖生、顾颉刚、尚钺、邓广铭等出席，戴逸和林甘泉同志作为年轻一代代表也出席了座谈会。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重建，召开了中国史学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胡乔木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组织中国史学会主席团，刘大年任执行主席，戴逸同志与林甘泉、蔡美彪、金冲及等任理事，戴逸还兼常务理事，他们都是理事中最年轻的一代。1983年4月中国史学会组成第三届理事会，戴逸与刘大年、吴于廑、林甘泉、胡绳一起成为主席团成员，兼理事、常务理事。1988年7月，中国史学会组成第四届理事会，改变主席团制为会长制，戴逸当选为会长。1993年11月第五届理事会，戴逸继续当选为会长，直至1998年9月第六届理事会组成，金冲及同志担任会长，戴逸仍兼理事。在筹备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戴逸在扬州附近还出了一次小车祸，备极辛劳。我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
在这期间，我还几次到铁狮子胡同清史研究所或者戴逸同志府上，与广东来的同志一起商讨在广州或者深圳召开鸦片战争与香港回归的学术讨论会，列席参加戴逸同志主持的中国史学会会议。
需要特别指出，在戴逸同志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期间，出于国家统一的现实需要，在国台办支持下，几次召开了有关台湾史的学术座谈会、学术讨论会。这些许多人都不知道了。在中国史学会和全国台湾研究会的推动下，讨论台湾地区历史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叙述，掌控台湾地区历史的话语权，评论并批驳“台独”历史学家撰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这样一些书。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了“文革”以后第一部较大规模的《台湾历史纲要》（陈孔立主编），这本书在推动中国学者研究台湾地区、了解台湾地区的历史方面是起了作用的。后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动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组织学者撰写出版了两卷本《台湾史稿》。
戴逸同志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期间，始终坚持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批评国内流行的一些错误言论，积极引导中国历史学发展。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戴逸同志在积极争取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承办权方面作了努力。1982年，经中央批准，中国史学会加入国际历史学会为国家成员。此后，中国史学会除了在国内推动大量学术活动，还积极参与了国际学术活动。第五届理事会组成后，戴逸同志积极推动争取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承办权，在国际上做了许多工作，在国内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外交部、北京市政府和国务院支持。李鹏总理还给国际历史学会写了支持中国史学会举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信。中国史学会还邀请国际历史学会秘书长来中国访问，获得了中国国家领导人接见。1995年8月底，中国史学会组成了以会长戴逸为团长、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忍之为顾问的代表团，出席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和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期间，中国史学会代表团举办了招待会，各国史学界代表积极出席。但是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由于中美关系，也由于李登辉访美引起的海峡两岸紧张，在最后投票表决时，中国史学会失去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承办权。这次中国史学会出席加拿大会议，是中国史学会响应国家对外开放号召，积极参与国际历史科学活动的一次实践，虽然未能成功，但是对于中国史学会的工作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我在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时，积极遵循前辈足迹，终于在2010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办的国际历史学会代表大会上，争取到了承办权。2015年8月实现了在中国举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是百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在中国举办，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国家主席习近平专门给大会开幕式发了贺信，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了大会开幕式，产生了很好的政治和学术影响。
下面我想回忆一下戴逸同志与近代史研究所的关系。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华北大学一部在吴玉章校长率领下进入北平，组建了中国人民大学，华北大学四部的历史研究室在范文澜率领下进驻东厂胡同一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此后近代史研究所与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多有学术合作。
1948年戴逸同志在北京大学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转移到了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一部。进城后，戴逸同志担任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教师。1956年人民大学召开第六届科学讨论会，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戴逸同志和近代史所荣孟源同志就分期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中国近代史学术领域举办的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会议。
近代史研究所1955年成立学术委员会，人民大学何干之、胡华是学术委员，1978年成立第二届学术委员会，戴逸同志是学术委员，一直到1994年，连任三届学术委员。1988年11月，近代史研究所成立第四届学术委员会，余绳武和我分任主任、副主任，戴逸与张寄谦、金冲及、龚书铎四位作为所外学术委员加入进来。近代史所学术委员会的任务是评估近代史所以及全国的近代史研究，提出今后的学术研究任务，并且负责晋升高级职称评审。戴逸同志作为学术委员对近代史所的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贡献了心力。
近代史所召开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很多都与中国史学会联合召开。1990年我们组织了以 “近代中国与世界”为题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邀请了世界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性学者前来与会，纪念近代史研究所建所40周年，盛况空前。这次会议就是中国史学会与近代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戴逸同志作为中国史学会会长，支持了这次会议的举办，并且在开幕式上致辞。以后，近代史所举办的纪念范文澜诞辰、罗尔纲诞辰、刘大年诞辰以及其他学术会议，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或者批驳日本右翼、日本政界否认侵华言论的会议，戴逸同志都来参加，并且积极发言，给我们以极大的支持。记得1995年8月，中国史学会与近代史所共同举办祝贺刘大年同志诞辰80周年会议，戴逸同志发言深情回顾了与刘大年的关系，高度评价了刘大年的代表作《论康熙》，指出“《论康熙》这篇文章，一直是我们研究清史的人经常阅读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清史研究。戴逸同志说过，清史是他的专业，他终身从事清史研究和著述。他的清史研究是从中国近代史开始的，1958年出版《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后，他把研究方向改为研究清前期，主持了《简明清史》的编撰和出版。17世纪的清史、18世纪的清史、19世纪的清史，都在他的研究范围内，他是国内清史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后来，党中央决定清史纂修立项，戴逸同志成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主要担纲人是很自然的。
建议国家重修清史，我是在报纸上看到戴逸等同志的文章的。2001年5月，我参加人民大学会议，听了戴逸同志的发言，知道党中央已经采纳了清史纂修的建议。随后在中南海会议室，我出席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主持的清史纂修工作启动会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戴逸同志理所当然的成为编委会主任，我也忝列委员。清史编纂委员会召开的会议，除了个别因时间冲突外我都出席了。戴逸同志主持的清史通纪专题会议，有的我也参加了。我还参加了某些传记、典志的审定。我从这些活动中了解清史纂修的重大意义，了解编纂工程的巨大和繁杂，了解组织工作的艰巨和困难。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领导小组领导下，戴逸同志作为编纂委员会主任，付出了全部心血。2016年7月，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领导小组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清史纂修工程的关怀和批示，对清史纂修工作而言是很大的鼓舞。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清史纂修工程计划各项成果，包括通纪、传记、典志等在2018年得以完稿。
网上传来海外消息说清史纂修已被否定，完全是造谣，是恶意攻击，是淆乱人心。这样巨大的国家文化工程怎么会被否定呢？审读专家对清史工程各项书稿提出一些意见，有的意见可能有些尖锐，这是正常的学术行为。正确对待批评意见，本着对国家对学术负责的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必要的。我相信，这项巨大工程的学术成果将会问世。遗憾的是，戴逸同志再也看不到清史通纪以及其他部类的出版了。毫无疑问，历史将会铭记戴逸同志主持清史编纂的巨大功绩！
【作者简介：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刊于《清史研究》2025年第一期。】
来源：张海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