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领导的要诀就是自我感觉永远良好。

——王小波《红拂夜奔》

指挥员的素质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军队建设和战争胜负。孙武对这层道理有较深刻的认识,因此强调将帅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将领的选拔提出了具体而严格的要求。他指出将帅是国君的助手,辅佐周密,国家就一定强盛;辅佐有缺陷,国家就一定衰弱。显然,他是把优秀将帅的作用提到“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高度来认识的。为了确保将帅在战争中进行有效、灵活的指挥,孙武主张军权适当地集中和专一,反对国君脱离实际情况干涉、遥控部队的指挥事宜。


蒋中正热衷于越级指挥,这源于国军内部复杂的派系斗争。

《谋攻篇》指出,国君危害军事行动的情况有三种:不了解军队不能前进而硬让军队前进,不了解军队不能后退而硬令军队后退,这叫作束缚军队;不了解军队的内部事务,而去干预军队的行政,就会使得将士迷惑;不懂得作战上的权宜机变,而去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得将士产生疑虑。他进而认为,出现这几类情况,就会导致“乱军引胜”、自取败亡的结果。可见,军事成功的前提之一是“将能而君不御”,因此,孙子提倡“君命有所不受”,并将它确定为一条重要的治军原则。

当然,在将帅问题上,孙子最为关注的,是将帅综合优秀素质的养成。为此,他提出了系统的将帅素质构成体系,这就是《计篇》中说的“将有五德”:“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孙子是兵学家,不是道德家,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智”列为首位。这就是说,一个将领是否优秀,是否合格,关键是看他是否足够睿智,是否聪明,能否触类旁通,能否举一反三。杜牧注云:“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

普鲁士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指出:

“战争是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3/4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

克劳塞维茨真可谓千年之后孙子的异域知己。一个将帅倘若头脑不好使,那么再仁慈,也属妇人之仁,再勇敢,亦为匹夫之勇!


战争是不确定的艺术,别说外界难以捉摸全貌,就连战场的当事者也无法洞察全局。

在孙子的将帅素质序列上,紧随“智”而居第二位的是“信”。这同样是孙子合乎逻辑的选择。“信能赏罚”,梅尧臣这样解读,还是狭隘了一些。“信”是为人处世上最可贵的情操与道德,是最高的伦理准则,所谓“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也是经国安邦或沙场争雄的重要保证。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巩固和发展,需要有三个基本要素:强大的国防,“足兵”;丰厚的经济基础,“足食”;以及“民信之”。如果迫不得已只能留下一个最重要的,那便是“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孔子一再强调:“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

孙子也认为,作为将帅,必须讲信用,守承诺,切忌出尔反尔,朝令夕改,食言而肥!将帅的威信,乃是建立在其讲信用、守诺言的基础之上的,要真正做到信赏必罚,言出必行。另外,孙子突出“信”的地位,将它置于将帅“五德”序列中的第二位,也恰好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孙子兵法》一书的成书年代当在春秋后期。当时贵族精神尚未泯灭,“信”是贵族立身处世的核心伦理准则,所谓“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司马法·仁本》)。而进入战国时期,社会文化气质和精神风貌有了根本的变化,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云:“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就是对这种历史文化嬗变现象的洗练概括。


特朗普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反映的是一种实用主义(Pragmatism)倾向。

那种建立在贵族精神上的荣辱观被彻底颠覆,是非心、感恩心、敬畏心几乎荡然无存,代之而成为社会普遍风尚的,是甚嚣尘上的功利之心,“泯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攻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刘向《战国策书录》)。在这种背景下,“信”就相对被边缘化,不再像春秋时期那样,是贵族所普遍奉行的最高道德伦理准则。虽然后世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之中,尚有“信”的一席之地,但位置已在最后,算是忝陪末座了。故孟子言“四端”,只涉及“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而根本无视“信”的存在。对“信”的重视程度之别,说到底就是春秋与战国时代文化精神之别,孙子对“信”的强调,恰好透露出其书为春秋晚期之产物的信息。

在孙子所倡导的将帅素质综合指标中,“仁”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位居第三。稍加考察,我们便能发现,孙子所言之“仁”,对将帅来说,其实有两层含义。 浅层次的“仁”,就是指身为将帅者,当仁慈宽厚,富有悲天悯人的同情之心,能关心普通士卒,爱护广大民众,“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与普通士卒劳逸相均,休戚与共。

就深层次而言,孙子所说之“仁”,应该是指身为将帅者应该具备的胸襟和肚量,即, 能做到虚怀若谷,海涵包容,不以己之是非为是非,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能够开诚布公,集思广益; 能够兼听则明,集众人之智。


对领导者而言,集思广益固然重要,但做出决定往往更为艰难和关键。

换言之,统帅或决策者千万不可自以为是,锱铢必较,对属下强求一律,求全责备。很显然,孙子的“仁”之深层次考量,把包容性推崇为决策者的博大胸襟之体现、高明领导艺术之特色,乃是合乎春秋时期人们关于“仁”的普遍共识的,当时人们就倾向于将“仁”看作诸多美德的有机综合。如《左传·襄公七年》就明确提出:“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合为仁。”“仁”是“德、直、正”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参合为仁”。

“勇”在孙子的将帅素质序列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排在第四。孙子所说的“勇”,同“仁”一样,也有两层含义。就低层次来说,“勇”就是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敢于搏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奋勇争先死不旋踵,所谓“投之无所往者,诸、刿之勇也”(《九地篇》)。用《吴子》的话来说,就是“临敌不怀生”,“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师出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子·论将》)。

从更高的层次来说,“勇”其实是要求将帅具备毅然决然的担当精神,不抱怨于上,不诿过于他人。这种敢于负责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大勇!有些统帅之所以难以让部下心悦诚服,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优柔寡断,只会算计,患得患失,缺乏担当精神,从来不对事情负责。


财富是自由的泡沫,自由是勇气的泡沫。

有了成绩,都贪得无厌地归功于自己,都是他英明领导的结果,而一旦有问题,有缺憾,他们却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是千方百计甩锅,推诿责任,找下属做替罪羊,这如何能让下属服气?下属心怀怨怼,也就自然而然了!这一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有深刻的诠释:“(作为统帅)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内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敢于冒肉体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负责的勇 气,也就是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

而瑞士军事学家若米尼的观点也是相同的,他认为:“一个军队总司令的最主要素质永远是:(1)具有顽强的性格或勇敢的精神,能够做出伟大决定;(2)冷静沉着,或具有体魄上的勇气,不怕任何危险,学问仅居第三位。”由此可见,孙子所说的“勇”,对将帅而言,是担当,是果断。“勇能果断”,梅尧臣的解读与阐释,真可谓一语中的。

摘自《孙子兵法十八讲》


作者: 黄朴民

出版年: 2023-3

“严”,也是孙子的将帅素质序列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必有之义。慈不掌兵,多是将帅统军理兵的客观要求。旅进旅退,令行禁止,这是军队克敌制胜的前提条件。所谓“严能立威”,按照《尉缭子·兵令上》的逻辑,其最高境界,乃是要让士卒畏将如虎,“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军事学家的看法是殊途同归的。古希腊军事学家色诺芬也主张:“一支没有惩罚的军队是没有好处的。一个兵要执行好勤务,不伤害朋友,或是毫无遁词去攻击敌人,他必须对指挥官怕得比敌人厉害。”荀子在《荀子·议兵》中有云:“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

战国时期,秦军之所以能够成为虎狼之师,战胜攻取,所向披靡,关键就在于秦军军纪最为严酷,这在反映秦国军事思想的兵书《尉缭子》一书中有充分的体现。它记载了大量的军纪军法,而且十分严酷,没有任何的宽贷,动辄就诛杀无赦,并株连家人同僚,充斥着血腥之气,令人闻风丧胆:


迦太基的军队在战败时就变得更加横暴,他们往往把将领钉死在十字架上,由于本身的胆怯而惩治他们的将领;在罗马人那里,执政官则把临阵脱逃的士兵的十分之一处死,然后再率领余部去杀敌。(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统兵一千人以上的将领,作战时打了败仗,防守时投降敌人,擅自脱离阵地、抛弃部属逃跑的,称之为“国贼”。对这种人,要杀戮其本人,抄没他的家产,削去他的户籍,挖掘他的祖坟,并暴尸闹市予以示众,将其家中男女老少全部籍没为官奴。这种严刑峻法,使得秦军将士在战斗中不敢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只能一往直前,与敌生死相搏。这才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贾谊《过秦论》),于公元前221年实现天下一统,六合混同,“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之三)。/

图书简介:《孙子兵法十八讲》的主要内容是黄朴民老师对古今兵家脉络的梳理,以及从《孙子兵法》的渊源、思想性、版本学研究等方面进行阐述,是黄朴民老师几十年以来研究《孙子兵法》的心血结晶。

作者简介:历史学博士,师从王仲荦和杨向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部3室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导,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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