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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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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4年8月11日至19日，“重返屏南：2024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联合调研”在福建屏南举办。近三十位来自不同高校不同专业的青年学者、硕博研究生行走屏南的三乡两镇七村进行田野调查，并与跨学科的专家学者、在地实践者互动交流。“乡村的可能”讨论小辑的三篇文章，系学者孙歌在这次活动中圆桌讨论时的发言实录，以及李泾荷、吴翰洁两名年轻人在屏南进行田野调查后撰写的报告。从中既可以看到屏南经验的呈现，也能一窥在地实践者践行中国乡建的努力和思考，也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中，中国的乡村有了新的可能。
“乡村的可能”讨论小辑
重返屏南：再寻“主体性”的旅程
吴翰洁
新朋友，新课题
从北京坐高铁到福州站，下车时已是傍晚。我找到2023年在屏南认识的司机师傅，去宁德，转屏南，终到四坪，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这种“丝滑”的无意识反而激起了我2023年初到屏南时的记忆：云雾下的群山、猝不及防的转弯、随之而来的晕眩……如今，这种面对自然的紧张褪去了，另一种紧张却随之升起：穷尽了2023年的经验之后，重返屏南的我还能写些什么？
好在，屏南没有停下过脚步。随着观察的深入，我发现屏南确实发生了很多变化：潘国老在后山开辟了一片新的稻田；陈小倩在龙潭视野最好的位置盘下了一个新空间；韦永斌、李泾荷夫妇把“星空馆”二楼改造成了放映厅，和新老村民一起发起“我们的四坪”影像共创计划；墘头村“3.0”的建造模式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研究院也换了一批新面孔……当我试图确证我的认知的时候，却往往发现人们的生活愿景、行动方式都差异甚大，能确认的恐怕也仅有屏南的复杂性——这反而使我安心了。
此番前来，潘老师布置了任务，要撰写一份书稿来总结屏南经验。我很犹豫自己能否胜任。我们分到的主题是“‘好山好水不寂寞’：让宜居重归乡村”。围绕“宜居”这个关键词，我们小组确定了以“公共空间”作为关键词的调研路线，希望能在屏南的公共空间中找到“宜居”的要素。但私下里，我的另一个问题是，屏南“建构村民主体性”的经验为何不能在我自己身上发生？它还存在哪些待解决的缺陷？这个经验能否迁移到城市中，继续解决某些岌岌可危的城市病？这个问题来源于去年汇报时贺照田老师的追问：仅用“建成了的主体性”一词来表述屏南经验，很容易忽略其中的复杂性——人的个性是多样的，利益诉求和生活愿景更是多样的，那么他们的主体性为何能同时得以建立和加强呢？
带着这个问题，我重新进入屏南。当时，我为我们组缺乏研究方法和计划感到头痛，而他们似乎完全不担心最后能形成什么样的汇报。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正是这种缺乏计划带来的“漫游”，使我们得以更加轻松地进入田野，和村民交谈，也听见不同的声音，并充分发挥了每个人的感受力——视觉的、触觉的、听觉的。我对这种偶然却有机的“研究方法”记忆深刻。因此，结合2023年的调研经验，我提出是否可以在空余时间里沿着自己的兴趣进行“漫游式”探索。结果证明，这一方法不仅同样震动了我的新组员们，也为我自己带来了新的认识。有时，暂且放下一些机械的、循规蹈矩的研究方法，或许更能让研究者认识到自己的主体价值，而不必假作“客观”。
画室里的人
一直以来，我都对《乡村造梦记》中讲述的那段故事抱着很复杂的感情：屏南“不拘一格‘用’人才”，引进艺术家林正碌，通过普及“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引导村民投入绘画创作，从而激发了老村民的内生主体价值。首先是老村民，再是残疾人，最后连城里人都被吸引过来。但我始终觉得这个故事无法落地——或者说是没有讲完。书里并没有进一步描写的是，在重建主体性之后，新老村民们是如何投入到村庄建设中去，画完画游客们的生活在这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这次来到屏南，受到“漫游式”调研方法鼓舞的组员们决定去画室亲自体验绘画的过程，但在这个关头我却感到十分犹豫。我对博伊斯“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艺术理论有些抵触，无法相信不遵从技法的绘画能给人带来“解放”，且画室要求七天都得在龙潭画画，往返也很费时。但另一种紧张推动着我也绘画——如果我没有亲自体验过，则无权评价画室和它的理念，既然我迟早要描写作为公共空间的画室，就没有理由拒绝进入画室。伴随着这样的局促，我拿起了画笔。
虽然我全然没有体会到《乡村造梦记》中描述的那些“狂喜”时刻，但绘画的过程和在画室中与人的交往确实给我带来了非常多预料之外的体会。首先是，绘画促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当我和组员共同执笔绘画时，我们得以共享笔刷的触感，感知色彩的选用、协调和碰撞，借此重新理解自己的性格，并进一步推己及人地理解他人。画完之后，我们竟然都不自觉地产生了利他主义的情绪，开始主动鼓励其他人创作。由此确实能够推演出龙潭画室是如何逐渐形成一种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并将这种友好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在这个过程中，艺术资本市场的逻辑被打破了——历史、技法、画家的名望均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只剩下人和人对彼此价值最纯粹的认同。
其次是，借着画画的过程，我们和画室中的很多人产生了新的连接。比如，和新村民K的结识始于他主动邀请我们喝一杯咖啡。而“分享”这一动作已经在暗中重构了物品的价值属性：在消费主义的体系中，咖啡往往被解构为产地、价格、符号性的风味、喝咖啡的场所等消费符号。而“分享”则隐匿了这些符号，游客实际上感受到的仅有咖啡带来的感官体验和新村民的“劳动”带来的价值，因而抹去了由消费符号构成的等级差异，得以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借由咖啡，具体的劳动被美学化了。这个瞬间仿佛也构成了一个“反资本主义”的神话，预示着某种先行于城市的“乌托邦”的到来。
可是，正当我感到找到了写作的抓手——乡村公共空间何以建构人的主体价值——的时候，和画室里几位新村民的交流又让我冷静下来。我们原来打算采访画室的助教F村民，从他的公众号里，我得以梳理他的个人故事：本科毕业的F并不热衷自己的专业，打了很多份零工却感到无所适从，与母亲的关系中既有依恋也有厌弃的部分。偶然了解到林正碌老师之后来到屏南，靠自己的热情说服了林正碌，最终成为了画室的助教。在画室画画兼打工的过程中，F交到了新的朋友，并开始反思先前的家庭生活。在这个过程中，F开始重新理解自己、认可自己。他在公众号里写道：
我现在感觉自己一个人，这个不瞎想，那个不瞎想，工作也没那么重要，尤其是想到自己来龙潭，体验了那么多之前从没体验过的事物，就觉得很富足，哈哈！
日更的这30天里，让我看到了“美丽”，自己的“美丽”，他人的“美丽”，自己的“地狱”，他人的“地狱”。这些“美丽”，我会用一生去留恋！
起先，我为F的转变而感动，但后来却放弃了采访F，因为另一件小事令我感到纠结。
起因是我和另一位游客的交谈。这位游客是福州的一位小学老师，有一定的美术知识，来龙潭旅游后被画室吸引来画画。她说，画完回去当天晚上确实很有感觉，好像自己被打开了，但第二天醒来后却总觉得不太对劲。在画画的过程中，游客并不确定自己要画到什么程度，F告诉她，只管画就好。而当游客表达了她对绘画技巧的生疏和紧张时，却被F批评“不够打开”“束缚太多”，要求她“继续发现”。这个游客对我说：“我觉得我已经画出了我能够和想要画出的东西。”第二天，这位游客没有再去画室。我和她一起讨论了这件事，得出的结论是，F想要推崇的理念看似是予以人解放，但实则却否定了另一些人原有的主体性——一种建立在系统的知识结构上的主体性。“人人都是艺术家”或许应该是支持多元价值的理念，但F在执行的过程中，实际上却形成了对立的二元价值，且容不得异议。系统的美术知识对于画室而言仿佛构成了一种侵犯——一旦绘画技巧带来的赏心悦目动摇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理念自信，就有可能打破画室已经形成的团结。画室并不期待这样的“异端”进入，它更希望画室里的人们可以“放下自我”，在共同价值的集合下，进入某种超然的状态。
但是，正如竹内好所说的，“自我是不可能自足的，他者只有进入主体的内部并成为主体自我否定的媒介，才能够作为他者存在”，而“只有在对自我与他者同时进行‘否定’的过程中，使自我与他者真正获得生命的状态才能够产生”。尽管龙潭村的公益画室在物理意义上是一个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但在精神层面却存在一定的排他性。村庄相对封闭的环境，既是人的主体性得以建立的条件，也是使得“不间断的自我革命”难以发生的障碍。这样的环境阻止了“画室里的人”和社会产生进一步的关联。对于游客而言，画室是一种可以随时脱离的体验，但对“画室里的人”而言却可能是作为归依的终点。为了保护这种脆弱，画室需要形成一种坚定且排他的价值氛围。但是，这样的脆弱，还能被认为是形成了“主体性”吗？
梁漱溟提出，乡村社会的振兴之道，首要的不是经济上的技能，而是要使乡民认识到自己存在的状态和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要义，以及个体的价值与整体社会的相互责任关系。而艺术创作带来的鼓舞虽然能够将处于生命灰暗状态的人拯救出来，却并未进一步使人们积极主动地承担对社会的责任。
不过，画室仅仅是屏南乡村建设整体风貌中的一个局部，广大的艺术实践在屏南仍然是建设人的主体性的有效方式。
面向未来的
“宜居”
调研基本结束后，我们小组着手撰写书稿。我们一致认为屏南这些年重建乡村公共空间的历史经验（比如“工料法”、引进“新村民”的制度等）一定是写作的重点。我更加关心的是，屏南是如何承诺了人的全面发展，并构建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想象的。
侯丽对大庆经验的发掘或许可以作为对照。自上世纪60年代起，大庆油田的发现为新中国带来了另一种社会想象，即“去城市化的工业化”。青年知识分子们在国家号召下奔赴大庆，并依据大庆的现实条件，重新建构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生产方式。大庆开始根据“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十六字方针来建设矿区。大庆分散的、类似农村的“矿区居住点”，服务于工业和农业的用途，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它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将个体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对梁漱溟提出的“个体的价值与整体社会的相互责任关系”的呼应。在这种联接之下，大庆的建设者们坚信他们对未来的规划具有先锋性，“在一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成为他们共同的愿景。
作者（右五）与伙伴探讨空间与新文化如何作用于“乡村宜居”
大庆远不是“宜居”的地方。恰恰相反，它的苦寒和荒凉使得当时的建设者们以痛苦为纽带联结在一起，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号召下，形成了一种紧密团结、相互帮扶的社会氛围，增强了人对未来的信念。但是，大庆模式也有它的局限性：艰苦朴素不仅是自然条件限制的结果，同时也是个人政治性的检测标准。“先生产，后生活”的建设理念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建设者们的美学追求。
而在屏南，生产和生活的价值排序得以统一，二者有机结合。龙潭片区相对低廉的租金降低了新村民的生活成本。从权力支配关系的角度来看，由于土地掌握在村委会手中，新村民得以摆脱地产资本的索取，从而仅为了自己的生活进行生产。故在新村民的空间中，不受资本支配使其劳动生产较为纯粹，“上住下店”往往成为其公共空间利用的典型模式：二楼用于自己居住和经营民宿，一楼进行生产和销售（如酿制啤酒、手工陶艺、绘画等）。这是一种前现代景观在互联网时代的重现，但超越了小农经济下封闭自给自足的生产关系：通过对外开放一层的生活空间，新村民的劳动被赋予了美学意义。欣赏其生活方式的游客往往更愿意为其生产付费，从而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由此，新村民通过开放的公共空间来表现生活，使其生活也成为了生产的一部分。生产和生活的统一，人得以“为自己而劳动”，从而产生了主体性。但这也只是屏南对未来想象的其中一种。
农村的问题不在农村，城市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未必在城市。在城市里，青年常感到忙碌却无所作为，而在乡村，做事情就像盖小楼，只要做了事情，总会留下成果，哪怕只是一块砖头，也能长年立在田野中间。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里、高校中的价值感受到压抑的青年人来说是非常大的诱惑。
当下，学科的细分和高校的科层制一定程度上剥夺了知识分子建立对社会的责任的可能性。例如我所研究的传播学，是一个非常热衷于“革命”的学科，每天都在耦合、弥合、嬗变、流变。在我来到屏南之前，阅读这些时新的论文，经常产生一种紧张，读完之后十分不踏实，却没有另一个参考系去验证这种不踏实的来源。但是在屏南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里，首先是乡村广袤的现实足以摧垮这些虚浮的学科概念，其次是学科交叉带来的新方法，使我能够更好地感知和理解现实。在这里，我很快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法哪里有问题，哪些概念是伪概念，它给我带来一种对工作方法的确信感。
作为一名研究生，两次来到屏南，我认识了不少朋友。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对学术的兴奋——因为这种学术生产与现实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后来不少人都受了屏南的影响而进入乡村建设领域，并改变了原先学术生产的方法。他们有的到贵州榕江报道村BA，有的回到山东邹平进行美术教育实践，有的持续做着乡村知识生产的工作，还有的干脆驻扎在村里，与村民们共创电影……
正是因为认识了这样一群人，我对未来不会失掉信心，他们的努力也在鼓舞着我向前走去。
吴翰洁，北京印刷学院硕士研究生，乡村振兴硕博研习营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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