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a Abramović
Great Wall of China
Landscapes and Portraits
1988 © the Artist
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始终带着一股令人无法忽视的强烈存在感——即使她只是沉默不语，简单地站立或静坐着。
正在上海艺仓美术馆进行的阿布拉莫维奇个展“能量转换”展览以她著名的“长城行走”这一重要项目为出发点，呈现一场能量转换之旅——岩石、水晶等浓缩了时间厚度的地质材料成为了能量转换的通道，激活它们的方式则是日常的坐、站、躺这三个人类最为基本的活动姿势。
当然，这无疑是2024年极具争议的一次展览，小红书上有着密集的打卡吐槽。正如美剧beef中的一句“Western therapy doesn’t work in eastern minds”（西方精神疗法恐怕是个骗局），这种依靠冥想或与水晶等物质接触的方式，或者说wellness能量这个概念本身，在不少人眼里都是伪科学和无病呻吟。不过，相信相信的力量，也无可厚非？
观众从二楼以文献资料为主的展厅辗转至三楼和四楼后，展览的体验便进入了一种与外界产生短暂隔绝的状态。“慢走，尽可能慢地走，移动得越慢越好，想想你的动作，抬脚，抬脚，伸腿，伸腿，触地，触地……”；“坐在凳子上，观察晶体知道它的能量被传递，离开。持续时间：无限制……”；“在引导员帮助下进入浴缸，闭上眼睛，保持静止，离开。持续时间：无限制……”墙面上的文字引导着观众放慢脚步、驻足，用额头、双臂、双脚去碰触水晶晶体，让身体在某个姿势保持一段静止不动的时间——这一时刻，我们真正面对的只有我们自己。早已被现实所忽略的、缓慢平淡的日常，在这个空间中慢慢被重塑，也引导着我们真正沉下心来感受身体内部发生的变化。
归于平静是否就意味着阿布拉莫维奇创造力的式微？“静默并不是一种抵抗，也并非示威。静默是在创造连接……” 她曾如此表示。就像她在《能量衣》系列中，用色彩鲜亮的丝绸做成高高耸起的能量帽或是双眼位置带有发散状的锥形体的能量面罩，然后戴着它们熨衣服、浇花、刷牙……此刻，身体的角色在阿布拉莫维奇的作品中也从神圣的、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载体转换为普通的个体代表，将每个动作、每片布料都转化为实现内在冥想的必备条件。
2010年春天的纽约，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The Artist Is Present（艺术家在场）”上，人们排着长队来到坐在大厅中央的阿布拉莫维奇面前，四目相望，有人坦然自若，有人开始眼眶泛泪，但自始至终双方都没有一句言语和身体的触碰；2024年英国的Glastonbury音乐节上，站在表演舞台上的阿布拉莫维奇，身着一身白色长裙，面对全场25万名观众张开双臂，让身体与四肢形成一个白色的“和平主义”符号，并一起展开了长达7分钟的静默：“人们是来这里喝酒享乐的，沉醉于好天气。但我还是邀请他们暂时进入一段沉默，思考我们现在这个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星球。”艺术家在接受Vogue采访时这样说道。
在长达50多年的艺术创作历程中，阿布拉莫维奇早已将自己的名字与“行为表演”一词牢牢联系。压抑、激烈、血腥、暴力、害怕、感动、踌躇……当阿布拉莫维奇毫无保留地用自己的身体进行长时间的、甚至危及生命的行为表演时，肉身最为直接的共情超越了语言的描述，直接将复杂的感受推到观众面前。
“The House with the Ocean View” ©Sofia Silva
《节奏5》（1974）中，她躺在熊熊燃烧的五角星火堆中，直到失去意识，感受到了灵魂与现实世界的脱离；《空间中的关系》（1976）里，她与乌雷（Ulay）两人赤裸着身体不断来回加速、奔跑、冲撞着对方身体。1988年《情人：长城》中，她和前伴侣乌雷经过90天的长途跋涉最终在中国长城的中间点相遇，也宣告了两人恋爱与合作关系的终结。这一变故也成为了阿布拉莫维奇创作的重要转折点：告别长期两人搭档的模式，变为一个人的探索和研究。
她在光天化日下的行为艺术，将身体所能承受的痛苦极限呈现给观众，也为爱情流泪。当把时间线拉到如今这个被不确定与混乱定义的世界中，阿布拉莫维奇那些极简、静默的持久性表演，反而为我们打造了有别于当下的“另一种现实”。如今78岁，她正拥抱时尚取悦自己，用水晶疗愈。她告诉我们，刻意去吃苦，以及压抑对美丽的向往是没必要的。
Marina Abramović,
Copper Bed for Human Use, 2012, copper, quartz stones, 210 x 200 x 70 cm, unique,
Photography by Fabrizio Vatieri,
©Sean Kelly Gallery
Vogue China:
身体一直是你的艺术中最为重要的元素。随着年岁增长，身体也会老去。你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Marina Abramovic：
我现在的精力相比20岁时肯定完全不同，但这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创作和想法也会顺应我的精力和能量的变化。如果我现在重新表演20岁的作品，则会全然不同。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事情，从中学到了很多。于我而言，这辈子最重要的收获就是明白如何活在当下，我也会把精力最大限度地投入于此。
就像现在我正在和你们交流，我所有的能量都会聚集在这个房间里。这一刻是这样的，下一刻就会有其他事情发生。每一天都是一个奇迹。这句话谁都会说，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而我就在努力实现它。
Vogue China:
你对时尚一直很关注，也与设计师里卡多·提西（Riccardo Tisci）多次合作。在之前的一次访谈中，你曾提出了“时尚正处于危机中”这样的观点。能否请你就这点更深入阐述一下？为何会有这样的看法？
Marina Abramovic：
当我们看看自己的身边，设计师创造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却没有什么真正的原创性。我想说的是，像川久保玲、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和里卡多·提西这样的设计师，他们是真正具有独创性的，包括像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和马吉拉（Margiela）等人。我一直在关注、研究他们。现在的很多时尚都在重复多年前的创意。如果我们回看20世纪70、80年代的情景，就会发现时尚就是一个循环。对我来说，整个世界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原创者，另一类则是跟随者。在时尚界，如今充斥着太多复制品。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危机。
Vogue China:
你对时尚的认知是怎样的？
Marina Abramovic：
在上世纪 70 年代，如果艺术家们打扮时髦，涂着鲜艳的红色唇膏和指甲，人们会觉得这很糟糕，认为你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而且你必须摈弃这些打扮。当时艺术家的打扮就是脏脏的牛仔裤和白T恤，或是黑色的T恤和裤子。我从来没有钱买任何时装， 但是我一直偷偷地热爱时尚，只是不想承认。
后来，我去中国进行了长城这个项目——这其实和时尚有点关系。这个项目之后，我和乌雷分开了（由于他出轨了一个中国女人）。那时40多岁的我感到无比沮丧和低落，好像失去了整个世界。后来，我有机会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展览，他们也第一次购买了我的作品。有了钱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鞋、做美发，我去了山本耀司的店里，买了一件解构风格的夹克和白色衬衣。当我走出店门的时候，感觉真的好极了。我心想：“管他呢，我是一个不错的艺术家，我也爱时尚。”从那一刻起，我可以真正承认喜欢时尚，并且不会有任何罪恶感。我喜欢穿不同状态的衣服，享受其中的乐趣。我记得有人问过三宅一生，“为什么你的衣服都那么宽大？”，他的回答也十分美妙：“因为我想在布料和我的身体之间为灵魂留出足够多的空间”。
时至今日，我和里卡多成为了好朋友，也为他在巴黎的时装秀上担任艺术总监。我开始真正理解原创者和跟随者的区别，并且一直在关注着。
我现在穿的是来自巴黎的设计师品牌The Frankie Shop的衣服，非常棒，我也非常喜欢。虽然它还不是一个大品牌，但我十分信任她的眼光，我今天穿着红色和白色，这在中国总是不会出错的。
Vogue China:
我们也很好奇你对AI的看法。
Marina Abramovic：
我们人类自身是有问题的。上世纪70年代科幻小说里的情景已经成为了今天的现实，同样我们今天所写的科幻情节或许就是下个世纪的现实。人工智能很美好，同时也相当危险。这完全取决于它被谁所用。就像我这几天住在上海的酒店，都会碰到两个服务机器人。他们和我们一起进电梯，那种感觉非常奇怪，我对他们说“Hello”，但也没有得到回应。这种感觉让我很着迷，因为我从未见过这些东西，但说实话这也是一种危险。
撰文：谭昉莹Elaine TAN
编辑：马儒雅Maya MA
设计：晓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