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网络
前不久，畅销历史故事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被传闻卷入负面事件，并因此确诊精神分裂症。
回想当初，《明朝那些事儿》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明史热潮，连带明代很多名臣、名将为人们所熟知。而当年明月的仕途也随着《明事》的走红而一帆风顺，由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升为局级领导干部。
于是不可避免地，当年明月时隔十余年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上了热搜，人们在感慨的同时，也会忍不住去质疑《明朝那些事儿》的写作水准和价值观。
在我看来，这些批评质疑，虽然存在合理性，也有牵强附会之处。
且不说在清宫戏占满银屏的00年代宣传明史，本身就是了不起的贡献，书中的不少观点，例如： 朱元璋重典肃贪、废除宰相等措施，因为违反历史规律所以注定无法让明朝长治久安；朱棣残杀建文忠臣是不折不扣的为了权力的暴行；严嵩本质是朱厚熜掌控朝政、实现私欲的工具；朱由检的很多决策都对明朝灭亡 负有重大责任…… 直到今天都仍然不过时，更不要说在十几年前。
至于认为朱祁镇“虽然不是好皇帝，但是个好人”、认为朱厚照追求个性解放 ……这些对明朝皇帝“过度同情理解”的辩护，也不妨“横看成岭侧成峰”，毕竟皇帝如果剥除其无上权力外衣，本质也无非是一个普通人。
但《明朝那些事儿》的价值取向仍然是存在问题的 ，它集中反映在对于王阳明的过度赞誉——最近十多年的“王阳明热”，与《明朝那些事儿》对王阳明的赞誉不无关系，当年明月自己在接受采访时，也多次引用王阳明的“龙场悟道”。
笔者看来，王阳明确实是一位思想巨人，但这般推崇过犹不及，也说明当年明月可能并不真的了解王阳明。
王守仁出身于书香官宦世家，正德初年即官至六品兵部主事，时年仅34岁，却因直言声讨深得皇帝朱厚照信赖的宦官刘瑾，而被贬贵州龙场——在这里，王守仁初步顿悟了“致良知”、“心即理”等思想。
刘瑾败亡后王守仁被重新启用，一边完善自己的理论， 一边做官、立下军功。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叛乱，在王守仁的布局下，仅仅一个多月就兵败被俘，凭借这一大功，王守仁在嘉靖时受封新建伯，成为除了明朝开国勋贵以外，仅有的三位封爵的文臣之一。
平定朱宸濠让王阳明获得了巨大声望，他顺势收下了大批门生，阳明心学开宗立派。
纵观王阳明一生，既立下了巨大的事功，开创了影响后世的思想流派，也没有做什么违反良知之事，“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齐备，也因此得到了包括当年明月在内，很多人的景仰， 当年明月说，王阳明堪称“圣贤”。
以常人标准而言，王阳明的“三不朽”名副其实， 然而，笔者看来，如果以圣贤的标准，王阳明的“三不朽”却稍显勉强。
以立功而言，王阳明确实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然而当时明朝最严重的外患是统一了漠南蒙古部族的“小王子”达延汗， 最严重的内患，则是“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也即是当朝皇帝朱厚照。
朱厚照得知朱宸濠叛乱后，想要亲征过打仗的瘾，得知朱宸濠已经失败，居然下令王阳明将朱宸濠释放 ，想要亲自将朱宸濠击败擒获。为了避免百姓受到惊扰，王阳明只得把擒获朱宸濠的功劳归于“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朱厚照才勉强放弃了这个荒唐的想法。 在押送朱宸濠回京途中，朱厚照依旧胡作非为，结果落水染病，回京后不久便一命归西。
是啊，哪怕平定再多的变乱，如果皇帝是胡作非为，那么变乱就会无穷无尽。
王阳明之后的故事，当年明月没写，大家知道的不多：
朱厚照死后，朝廷决定拥立朱厚照的堂弟，也就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弟弟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熜继位，史称嘉靖皇帝。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文臣要求朱厚熜以伯父明孝宗为皇考，但朱厚熜坚决以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这场持续数年的政治斗争，被称作“大礼议”。
大礼议发生时，王阳明已经淡出政治，但他的很多门生都积极参与其中。很多证据表明，王阳明内心是支持朱厚熜的， 因为根据心学的主张，朱厚熜希望尊崇生父，是出于与生俱来的对父亲的敬爱之情，是“良知”，如果从这一“良知”出发，也就可以让朱厚熜理解身为皇帝所要承担的责任，怎样有所为有所不为……
然而现实令人失望，朱厚熜把大礼议当作树立自身权威的手段，凡是支持自己主张的，都得到迅速提拔，反对自己主张的，则予以残酷打压，至此注定了嘉靖一朝的昏暗政风。
对此，近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尖锐指出：
“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议礼诸臣导之，则比于昌狂者愈下，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王守仁的谥号）之蔽也。”
当然，以王阳明的智慧，应当能对这一切洞若观火，或许因此，大礼议期间王阳明没有公开站队，只在和自己的好友门生的私人信件中，透露出自己的倾向。
朱厚熜对此显然是不满意的，对他来说，没有明确支持就无异于反对。事实上，嘉靖年间，尽管阳明心学的影响力已经遍布天下，却被朝廷被视为“邪说”，在官面上是被禁毁的。
从某种意义上，这才是王阳明人生中最大的失败，也是阳明心学体系的一大失败：阳明心学无力解决中国古代专制王朝的固有弊病，依然是“儒表法里”体系中的裱糊匠而已。
虽然王阳明的思想存在上面所说的局限，但王阳明在中国思想史上，仍旧是一位巨人。只有当承认人的欲望是合理的，是可以从中产生“良知”的，而不是像朱熹的理学那样一味地提防、抑制，才可能出现“人有基本权利和基本尊严”这些概念。王阳明的部分后学，也确实沿着这条路前进，万历年间的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点，至此，这股启蒙思潮终于登堂。
到明朝末年，又有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振聋发聩地指出——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至此，答案渐渐明了，如果皇权没有任何限制，那么，无论希望皇帝去学朱熹“存天理，抑人欲”，还是去学王阳明“致良知”，都注定会遭到失败。
而没有皇权制度，朱祁镇可能不用去当皇帝，可以当一个“好人”，朱厚照也可能真的以一代名将“威武大将军”的身份名垂青史。
至此，这股这股启蒙思潮开始入室。
这段思想演进的历程，《明朝那些事儿》有一段专门讲解，然而王阳明的学说本身，依旧是停留在传统儒学“内圣外王”，也就是把皇帝培养成明君的路子。
从千年长周期历史的视角看，中国古典文明在经过唐宋时期的高峰后，就开始了缓慢的衰微（虽然直到鸦片战争，才开始有较多的中国人意识到这一点），但中国也诞生出了无数的思索者，试图为我们的文明寻找出路。 王阳明在这个躯体中，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先行者，但距离开始找到具有可行性的答案，依然有着不小的距离。
回过头来看《明朝那些事儿》，就可以稍微意识到当年明月很多地方的写法了。除去一些精致利己的成分，当年明月确实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哪怕是应钉上耻辱柱两次的 朱祁镇（土木之变、杀害于谦） 这般，也会给他找到一些亮点，希望证明他是一个有良知的“好人”，只是不适合当皇帝。
然而，这其实把阳明心学庸俗化了，毕竟， 皇权专制最后终结，依靠的是革命志士的抗争、流血，而不是寄希望于皇帝良心发现。
致良知，是致自己的良知，不是去教别人致良知，这是王阳明的人生留给我们的启示。
文 / 瑞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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