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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范进中举的故事我们都在语文课本中学过,中举后失心疯的范进和前倨后恭的丈人胡屠户这一对活宝,让学生时代的我们读起来不禁捧腹大笑。



如今我们再回看范进中举的故事,会好奇为何范进中举后突然疯了。

其实,把范进中举后的官职放到现代的话,或许我们也会疯。

一、选官与科举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历由察举制到科举制的转变。

从汉代开始,官吏的选拔不再采用秦代之前的世卿世禄制,而是采取中央征辟、地方推荐的察举制。

从此,官僚阶层不再是贵族的专属,有了向大众开放的渠道。

汉代名臣董仲舒、左雄、晁错、公孙弘等均是通过察举入仕的。



不过,在魏晋时期开始实行划分品级的“九品中正”制,使得选官的话语权再次掌握在士族门阀的手里。

长期的战乱又使得国家抽不出精力去改革官制,甚至国家本身都是士族门阀的附庸,最终导致官吏选拔权的垄断,魏晋时期的政治完完全全是士族的游戏。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横空出世彻底扭转了这一局面,自诞生以来便一直是大部分人进入仕途的主要途径。

洪武十七年颁布的《科举成式》,基本规定了明朝二百多年的科举体制。



从地方到中央共有五级:县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通过各级考试者分别被称为童生、秀才、举人、贡生、进士。

每年地方各县组织县试,通过者称为童生,有资格参加院试。

院试由府、州组织,通过院试便可被称为“秀才”。



到了“秀才”的阶段便可以享受诸多特权,所谓“免其丁粮,厚以廪膳……各衙门官员以礼相待”。

尽管如此,明清时代的秀才大多也只能在私塾学堂教教书。

距离“咸鱼翻身”还差最重要的一步——乡试。

通过乡试的考生被称为“举人”。

二、“中举”的含金量

只要考中举人就可以继续参加全国性的会试和殿试。

即使会试没有考中,举人的身份带来的也是仕途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明清时期,中了举就可以授予七八品的官职,相当于由布衣一跃成为县令。

尽管在庞大的官僚系统中,县令只是一个普通的基层官吏。

但在地方上县令是掌有一方“生杀大权”的父母官,足以被百姓称为“大老爷”了。

所谓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尽管是用来形容金榜题名的进士及第,但用来描述中举所带来的变化也是贴切得很。

如果放在今日,中举不仅包括高考、研究生考试这种学历性考试,更包含可以直接获得工作岗位的公务员考试。

今日的公务员考试难度已经不低,每年都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般竞争激烈。

更何况只要中举,其获得的县令官职是如今普通公务员考试完全不能比拟的。



如果将“中举”平移到今日,相当于获得研究生学历的同时还直接获得县级的职位,落在谁身上也会像范进一般欣喜若狂。

中举之前,范进家中穷困潦倒,受人欺辱,揭不开锅的家庭只得去卖掉最后一只下蛋的母鸡。



中举之后,未等范进回家,寒门之下便已门庭若市。

丈人胡屠户一改之前蛮横鄙夷的态度,一口一个谄媚的“贤婿老爷”。



从未谋面的张乡绅也来攀附关系,阿谀奉承。

众人前后极大的反差正说明了社会对举人这一社会地位的高度尊崇。

三、到底是什么逼疯了范进

范进中举的故事是一出荒诞的喜剧,但范进的人生却是一场悲剧。

自二十岁应考,整整三十多年,范进秀才都没有考中,五十多岁了还只是个“童生”。



不仅享受不到一丁点读书人的“福利”,长期不事生产却要年年花钱去考试,最终使得家境贫寒,甚至到了断炊的地步。

好不容易在五十四岁时中了秀才,却丝毫没有改变范进低微的社会地位。

明朝中后期由于补贴实在太少,加之读书、考试成本上升,“穷秀才”已经不是稀奇的事情。

一个五十多岁的读书人只“读书”还年年考不上更高的功名,只能是穷得叮当响。



本身就是底层人的胡屠户,照样可以把已是秀才的范进骂得狗血喷头。

此时的范进依然没有放弃,毕竟“举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自己为了考试、为了功名已经搭上了大半生。

既然已经中了秀才,肯定要继续考下去。

于是,范进瞒着丈人偷偷去城里参加了乡试,等他回家时家中已经断粮两三日了。

尽管盼望中举也参加了乡试,但范进自己是不抱希望的,屡试不中已经让他心灰意冷。



当范进得知自己中举的消息时,强烈的喜悦与多年来积攒的苦闷相互交织,使得范进一下子精神错乱,举止癫狂。

表面上看,范进的疯癫是长期压抑之后的突然宣泄,三十多年的忍辱负重,三十多年的辛酸苦楚,都在疯癫中爆发。

其实,吴敬梓写的不仅仅是范进,而是那个时代无数的读书人。



明朝前后276年,一共诞生了约10万名举人,再分到两京十三省一千四百多个县,平均一个县要四五年才能出一个举人。

但希望考取功名的读书人又何止千千万万。范进搭上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人生还算是有个好结局,还有多少人搭上一辈子依旧穷困潦倒。



范进只是为了功名利禄而苦读一生的读书人中的一员,是旧时代科举制度的殉道者。

他们没有其他路可走,一旦决定了科举这条路便无法回头。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固然给了平民上升的通道,但也毒害了不少知识分子。

为了中举后的官运亨通,为了中举后别人的另眼相看,他们宁愿忍受数十年的摧残,一次一次向着科举及第冲击。

就像一次次向风车冲锋的堂吉诃德,最终只弄得自己遍体鳞伤。

参考资料:《儒林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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