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少帅张学良36岁，当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关键性变化的一年，西安事变的发生，让中国迅速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
张学良孤身一人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却从此被一生幽禁，在国民党的制下，无法自由公开露面与迁徙，只通过极有限的管道与机会对外接触，曾经意气飞扬的少帅，从此变成了没声音的人。
被国民党政府处以超过50年“无罪的刑罚”，到1988年为止，这位被国民党，号称“决无限制自由”的传奇人物，但是他公开露面的次数还不到十次，就连与张学良关系十分笃厚的宋美龄也多次说，他们对不起张学良。
1936年12月30日，国民党成立了以李烈钧为审判长的特别法庭，对刚刚护送蒋委员长返回南京的张学良进行了军法审判，次日被判10年徒刑，夺公权5年，并褫夺各种职务的处分，随即被送往南京孔祥熙公馆监禁。
但是1937年1月4日，国民党政府就发出特赦令，强调“张学良所处10年徒刑，特予赦免”。
不过特赦令中却强调张学良需由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而张学良随即在一月份被移往蒋中正的家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正式囚禁，从此决定了张学良此生的命运。
照理说5年的严加管束应该转眼即过，张学良的公民权利在当政者的眼中，远不及压抑他的影响力、处罚他的行为来得重要。
张学良的囚禁地点，从奉化移到安徽、江西萍乡、湖南、贵阳。张学良开始研究明史，赵四小姐也在1940年，从香港辗转前来贵阳与张学良作伴，开始两人终身相知相惜的生涯，继而因为日寇进逼，又被转移往贵州桐梓县。
直到1946年4月，在抗战胜利后，张学良但才得以首度前往贵阳，时隔多年又一次会见了将介石、蒋经国父子，但同年11月就被遣送到台湾台北草山，继而转往新竹井上温泉，开始了少帅的台湾生涯。
蒋介石在答复相关人士质疑为何不放张学良自由时，只说了他囚禁张学良的目的是“爱护张学良”。
1946年来到台湾的张学良，自然经历了1947年发生在台湾的“二·二八事变”，张学良人在山中，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络，只能吃山芋裹腹，大约十天才有国民党军队前往探视。
同年10月，张治中瞒着蒋介石，私自借着到台湾度假的机会前往探视，张学良表示了希望蒋介石能尽早还他自由的要求，而他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事实上，经历十余年的监禁后，年少时神采飞扬的张少帅，当时仅称自己唯愿到大学讲解明史，或是到中央研究院当个研究员，也因此他赠诗给莫德惠，说自己：“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张学良的请求，甚至还加强了对张学良的管束，今后除了他亲自批准，不准任何人去见张学良。
即便1948年蒋介石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下令并派人立即释放张学良，却卡在监禁张学良工作一向由军统局办理，没有蒋介石下令，任何命令丝毫不见成效。
因此对张学良的非法监禁依旧，张学良也随着蒋介石与国民党转进台湾，又被移往离台北近在咫尺的草山。对张学良的管制，除了随身侍卫必须逐天登录张学良的动态与谈话外，张学良的食物还需经过警卫检查后才能食用。
其实在这段特务密布的囚禁生涯中，张学良还是以读报、读书为打发时间的消遣，也立下了研读明史的志愿，与当年的军戎生涯颇为不同。
他在晚年也曾对外表示，研究明史是一系列的计划之一，希望从明、清，继而研究民国史，了解中国之所以积弊被列强欺侮的原因，从他表示希望能到台湾大学教授明史，足见此时年近50的张学良，还未脱大抱负的胸怀。
甚至在1954年，还提笔写了20万字的“自我检讨报告”，而这份报告最后被删节约五千多字发表，仍被国民党当权派形容为“桀骜不驯”、“想算老账”，放张学良出来必然纷扰不休，因此断了张学良想自由的念头。
另一方面张学良在蒋介石英文老师董显光、曾约农的引领下，于1955年开始接触神学，信奉基督教，就断了继续研究的雄心。
在这段时间中，据说张学良还一度用隐喻的方式，表达自己深切渴望自由的念头。1957年9月，他借着蒋介石七十大寿的机会，托人送给了蒋介石一只表，意谓过得时间太久了，而蒋介石竟然回礼送了只“手杖”，已经表明，蒋介石已经铁下心来了，要幽禁他终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