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室》，作者: (美) 大卫·林奇 / (美) 克里斯汀·麦肯纳，译者: 胡阳潇潇，版本: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8月
在我的电影中，我总喜欢探索几个固定区域
不知怎么的，《双峰》从一部电影变成了一部电视剧。除马克和我之外的人加入进来后，我就失去兴趣了。然后我读到了《我心狂野》，我非常喜欢其中的角色。事情大概是这样的，蒙蒂来找我说：“大卫，我读了本叫《我心狂野》的书，想拍成电影。你能考虑当执行制片人吗？”我说：“让我也读读。”然后我开玩笑地说：“蒙蒂，如果我很喜欢这本书，想自己拍怎么办？”蒙蒂说：“那就让你拍，大卫。”—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那是读这本书的绝佳时刻，因为整个世界仿佛正在逐渐分崩离析。好莱坞大道上出现了毒品交易，晚上从那儿经过都会让人胆战心惊；谷区出现了黑社会，每天晚上都会听到枪声—世界疯了，我把它视作发生在这个地狱般的疯狂世界中的爱情故事。
林奇准备拍摄《我心狂野》的最后一个镜头。
巴里·吉福德是个了不起的作家，我很尊重他。他的笔法干净又简练，会激发出你想象的火花。书中有些地方他只是一笔带过，却让我浮想联翩，我就会加以扩充。巴里笔下的这些人物生活在某种地下文化中，将来不会成为医生或律师，但他们很聪明。我真的很喜欢那个世界，喜欢那儿所发生的一切。那里狂野又自由，还有一丝无畏，与此同时也隐藏了对人生深刻的理解。
在我的电影中，我总喜欢探索那么几个固定区域。所有艺术家都有自己特殊的思考方式和具体的喜好，他们喜欢的想法也总是某类固定的想法。并不是说你总是在自我重复，但总是会有相似性。就像是爵士乐，有些主旋律很吸引你，虽然这个主旋律存在许多变奏，但你爱的主旋律是恒常不变的。想法产生了，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有时候你看到的是它不同的侧面，有时候其中会出现不同的人物，但想法本身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你的工作就是忠实于它们。
《我心狂野》的演员阵容基本上立刻就定了下来。我感觉尼古拉斯·凯奇可以演任何角色，包括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塞勒这个角色就部分构建在埃尔维斯之上。他是个无畏的演员，超级酷，是我想到唯一能扮演塞勒的人选。我在缪斯餐厅第一次见到了尼克和劳拉，我们见面的那一晚，街尽头那栋漂亮的装饰艺术风格老建筑—名叫泛太平洋公园（Pan Pacific Park）—着火了。
威廉·达福是蒙蒂的朋友，蒙蒂可能提到过他。威廉简直是上帝送来的礼物。一装上那个牙，天哪，鲍比·佩鲁（Bobby Peru）就活过来了。他也贡献了绝对毫无瑕疵、堪称完美的表演。不过也不仅仅是牙起到了作用。你可以把那副牙装在另外一个人嘴里，但效果绝对大不相同。这是角色和演员的完美结合，就像是，这个人能做到的事情其他人都做不到。威廉就是有那个角色所需要的东西。我也爱克里斯平·格洛弗。他演的角色出现在了巴里的书中，但可能只是一带而过。我不记得书里提到过他内裤中的蟑螂，好像也没提到他做三明治的桥段。克里斯平是扮演这个角色的完美人选，又是一场完美无瑕的表演。
我不记得书里是否出现过驯鹿先生，也不记得这个角色是从哪里来的。他就那么出现了。书里有哈利·戴恩那个角色，但不记得写了多少。书里没写格蕾丝·扎布里斯基的角色。格蕾丝来自新奥尔良，因为《双峰》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给我表演了路易斯安那法语式的语调，那个声音简直在我脑袋上烧出了一个洞。我一直记得她的表演。写那个角色的时候，好像我把她和那种路易斯安那法语式的语调联系在了一起。我知道这么写没错，格蕾丝爱死那个语调了。
雪莉·李扮演了好女巫格琳达，在影片最后她才出现。当时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消失了，而她挽救了塞勒和卢拉的爱情。那些日子里，大团圆的结局会让人想吐—他们觉得导演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一个东西越低落，就显得越酷。但以悲剧结束《我心狂野》感觉就是不对。
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有时候某些事会突然而至，将一切带上正轨。这种事在人生中有可能发生。但假如你盼望着它发生，就可能会失望。
但你应该随时做好准备，因为这种事可能在任何时候发生。举例来说，电影中有一幕，一位女士从画面中穿过，挥了挥手。剧本里原本没有她，我是在一家餐厅里遇到了这位女士，让她演了这一幕。她的美丽永远留在了人们心里。
《我心狂野》中用到了很多摇滚乐。摇滚乐是种节奏，把爱、性和梦都混在了一起。虽然不光是年轻人喜欢摇滚乐，但它确实是场年轻的梦，让你沉醉于自由之中。
《我心狂野》是在洛杉矶和新奥尔良拍摄的，后者是个很棒的城市。有天晚上，我们在一家俱乐部里，里面灯光很亮，播放着音乐。在新奥尔良的任何一家餐厅中你都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家黑人。爸爸不在，妈妈带着几个女儿，好像还有个儿子，他们是从农村进城来玩的。他们丝毫不虚伪做作，只是做着他们自己，享受着生活。我们聊起天来，然后我请其中一个小女孩一起跳舞，她真是个无价之宝。她是那么纯洁。我们就在那里，山南海北地聊着，虽然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对于我的世界一无所知，而她是那么好的一个女孩。我喜欢那座城市的一点，就是不同的人能聚在一起。那还是座音乐之城，到处都是音乐、有趣的食物和法国元素。那还是个充满魔力的地方，到了夜晚就呈现出一种梦幻感。
我不记得在新奥尔良去过蒙蒂描述的那家俱乐部。但是，当然了，我们可能确实去了。我觉得人们的记忆是不同的。有时候，他们的记忆会彻底出错，但大部分情况下它们只是有所不同。不过关于新奥尔良我有许多回忆，我真的很爱那座城市。
有线电视成了新的艺术影院
现在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城市里，再也不怀念大自然了。我觉得我把它从我的体系中剔除出去了，也对它不再有渴望。小时候在博伊西，森林很健康也很丰茂，在树林中穿行时闻到的那股气味真是无比美妙。不过自那之后发生了许多事。
带着枪架的皮卡车和颜色亮丽的越野车在森林里横冲直撞，它们和森林一点都不协调。此外还有全球变暖和虫害的问题。天气特别冷的时候蠹虫就会死掉，但现在天气永远不会特别冷了，它们死不了，就会破坏所有的树。我爸爸告诉我，如果一棵树看上去快要死了，其实它在十至十五年前就已经走向死亡了。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们说，大量的森林正在死去。我成长的那个自然世界其实已经不在了。很多背着旅行包和高档露营设备的人涌到森林里，那儿现在可真拥挤！过去我在森林里从来看不到任何人，一个人都没有。可能时不时会在森林里遇到几个怪人，但通常情况下都是空无一人。
所以，地方会变，但也不会彻底改变。1992年时我重回博伊西，发现那里已经不同了，但很多事情还保持着原样。特定的地势会造就出特定的气候和光线—这些东西不会改变。但其他东西都消失了。如果你是在某个地方长大的，你就会对那里产生某种感觉，你心里总会给它留个温暖的地方，一想到在那里经历的事情你就会感觉很良好。可现在它们消失了，你就无法向任何人描述这种感觉。我可以和随便遇到的某个孩子讲博伊西，可我给不了他我记忆中的那种感觉。等他变成个怪老头，想给别人讲述自己16岁时发生的事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大卫·林奇。
《我心狂野》基本上很容易拍，世界似乎也准备好了迎接这部电影。有一幕戏有点过分了，不得不剪掉。你预估不到人们会被什么样的场景吓到，因为你只能用自己的品味对事物进行判断—我也想到过那些让我自己感觉不安的东西，我不敢去探索那样的区域。当你产生了非常有力度的想法时，你必须看看周边的情况，想想世界会对它做何反应。有时候你会察觉到，不行，时机不对。
想法产生的时候，我通常很清楚它将走向何处。但有时我不清楚，而我不喜欢这种不确定的状态。有时候你觉得自己知道了，后来才意识到，不对，我错了，这样不行。就像画画一样—它是个行动与反应的过程，然后才能找到你的路。有时候要花费很长时间，但找到后你就会知道就是那样。就好像你一旦决定了我要去纽约，从那一刻起你就只能去纽约，其他地方就不在考虑范畴之内了。你做出了决定，现在要做的就是去纽约，自由意志不复存在。一旦决定要拍某部电影，它就成了一条道路，你的道路已经设定好了。你能时不时地左右摇摆，但假如偏离得太远，它就成了另一部电影。
我的想法太多，处理不过来，也不可能一一照顾到。我有了绘画的想法，但我现在不能画，因为忙着做其他事。但到了有机会画的时候，今天产生的想法却无法让我激动了。我能记住有过的那些想法，但它们已不再吸引我。没法画画的时候我总是很怀念画画。
《我心狂野》参加戛纳电影节的那年，费里尼也在那儿放映了他的《月吟》（The Voice of the Moon）。我太激动了，因为我拍的电影居然要紧接着费里尼的电影放映。真是难以置信。去戛纳是一段激动人心的经历，毫无疑问，我们一直忙到了影片播出前的最后一分钟。《我心狂野》放映前一天，杜维因和我很晚才到放映厅，我们顺着梯子爬进了放映室，那儿的放映机就像是俄罗斯科幻电影中的道具。它们巨大无比，我们用的是双系统，画面和声音是分开的。这是个类似磁的东西，能让拷贝转动得特别流畅。难以置信。
现在人们很少能看到正确放映的好拷贝了，真丢人。我觉得接下来会出现两种情况：家庭放映设备会变得非常好，电视屏幕能占满一面墙，还有绝佳的声音系统。想看电影的时候，你就把灯关了，把手机关掉，调大音量，然后就开始看，能够很快很好地进入电影中的世界。不过，除非邀请很多朋友一起来看，否则看电影不再是件和别人共同分享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改变。另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是，电影能直接在手机上看到，不过效果不会太好。至于人们现在想要什么，好吧，反正他们不想再去电影院了，剧情片也丧失了诱惑力。有线电视成了新的艺术影院。
在戛纳的时候，直到最后一分钟，你都不会知道自己到底赢没赢。如果他们让你留到周日，那你就知道自己肯定赢了点什么，但具体是什么不清楚。我记得那天晚上走红毯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赢。你沿着红毯走过去，和皮埃尔·维奥特（Pierre Viot）握握手，这个酷哥从戛纳刚创办起就在为电影节工作，是当时的评委会主席。他说：“大卫，这部电影符合一些人的胃口，但绝对不符合另一些人的胃口。”然后我们走进去坐下了。典礼开始之前，戛纳2001年到2014年的主席吉尔斯·雅各布（Gilles Jacob）走过来说：“你获得了金棕榈奖。”
本文为大卫·林奇自传《梦室》摘编，经出版方授权刊发。
原作者/ 大卫·林奇 / 克里斯汀·麦肯纳
摘编/张婷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