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处理战胜国分赃问题而举行的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开幕。
日本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为此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1、日本应对巴黎和会的方针
首先，改变外交方针，树立新形象。
对中国，摆出一副对南北双方不偏不倚的公正态度，暂停向北京政府支付政治借款，促进南北议和，这是考虑到在巴黎和会上即使北京政府答应了日本的要求，南方政府也会反对，南北妥协实为日本在和会有关中国问题上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对列强，强调国际协调，特别是与美国协调，具体行动表现为1918年年底与美英法意共同向北京政府劝告南北妥协，决定从1919年初开始从西伯利亚削减驻军，以求取得美国的好印象。
其次，未雨绸缪，制定出席和会方针。
1918年11月1日，外相内田康哉训令列席巴黎最高军事会议、讨论停战问题的驻法大使松井庆四郎：关于媾和问题，可按照前内阁1917年11月的既定方针精神行事。
这个方针是：
对于与己无关的问题，尽可能不表态；对于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随大流，与盟国一致；对于帝国有特殊利害关系的问题，即继承德国战前在山东的各项权利财产以及太平洋赤道以北德属岛屿的割让和权利继承问题，则必须力争到底。
1918年11月27日，日本政府组成了以西园寺公望为首，包括牧野伸显、珍田舍己（驻英大使）、松井庆四郎（驻法大使）、伊集院彦吉（驻意大使）的全权代表团。
和会前夕，原敬政府对和会上讨论山东问题的策略，又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
关于胶州租借地，原敬在1918年11月19日的外交调查会上说：归还青岛有言在先，现在要求占领，很不妥当，还是履行诺言为好。但是不能无条件归还。
条件就是同月22日内阁给全权代表训令所说的：
必须先在和约里取得胶州湾租借地的自由处分权、才能按1915年的日中条约将该地归还中国，“本问题必须完全作为日中两国间的关系来处理”，关于德国在山东的经济权益，即胶济铁路和沿线三十里地区内的开矿权等，外交调查会明确决定：不能丝毫松手。
陆相田中义一特别指出：得不到胶济路，“将使我帝国失去山东全部，丧失伸张我国威力的动脉，不管用什么手段，我帝国必须取得”。
内阁12月22日给牧野伸显全权的训令指出：在日本的要求条件中，以山东铁路和矿山的让渡最为紧要，要“全力进行谈判，期其必成”。北京政府方面完全是另一种状况。
新上台的总统徐世昌代表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很想依靠美国，对内和平统一南北，对外在巴黎和会上收复国权。但徐世昌这个总统是段祺瑞操纵下的“安福国会”推选出来的，段虽然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作为参战督办仍掌握着军权，左右一切。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出发前，徐世昌召集会议，商讨与会方针，会上，段祺瑞居然不主张在和会上提归还山东的要求，他说：
“此次参战，道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其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销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
会上竟无一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出席和会的大政方针。
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正式全权代表有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
日本千方百计对中国代表团施加影响。日方曾要求有贺长雄任中国代表团顾问，被中国政府拒绝。陆征样赴法途中在日候船，外交委员会决定对他做工作。先由中国亲日派、驻日公使章宗祥为他安排了正式访问日程，包括访问外务省、天皇接见、首相午宴等，陆称病辞谢，章对北京以辞职相要挟，陆只接受了访问外务省，12月9日，外相内田康哉同他会晤，在谈到归还胶州时，内田说：“俟与德国交涉清楚后，按照原议交还中国，请中国勿听德人或他方挑拨，致生异议。”
又语带威胁地说：“只要中国不搞无谓的举动，帝国打算实行自己的宣言。”企图在和会内外捆住中国的手脚。
2、美日强权
巴黎和会是强权政治的典型。共有27国、70名代表参加，日本作为五大国之一，有代表5席；中国只有代表2席。全体大会极少开会，亦无权力，而由美国总统威尔逊（大会主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意大利总理奥尔兰多等4国首脑所组成的“四人会”主宰一切。四人会在极端秘密之下进行，各国外长只能在旁边屋子里听候咨询，连美国国务卿兰辛都称之为“秘密外交”。
1919年1月27日上午，牧野在“十人会”上要求讨论山东问题，并主张不让中国代表参加，强说这个问题只牵涉日德两国，与中国无关。不过，谁也不能否认山东是中国的领土，十人会还是邀请了中国代表列席下午的会议。
和会之初，决策机构为“十人会”，由美英法意日五国代表团长和外交部长组成，后因人数太多，办事迟缓，不易保密，3月中旬改组为只有美英法意四国首脑参加的“四人会”。8月初，意总理及外长因不满阜姆问题的处理，离会回国后，实际上成了三人会，但名称未变。
牧野在下午的会上，吹嘘日本对大战的功绩，以“战胜国权利”为根据，要求无条件让渡德国在山东和太平洋赤道以北各岛屿的一切权利和财产，至于对德最后通牒上的归还胶州的诺言，则只字不提。牧野还在会上公布了日本和英法俄意四国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顾维钧当即声明，山东问题应由中国陈述理由后再行讨论。会议表示同意。
中国代表团对此毫无准备，只有顾维钧平日对山东问题有些研究，大家推他第二天去发言。顾素有辩才，又正义在手，当场与牧野舌战，发言很有说服力。
他强调：山东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要求归还是中国的应有权利；中国在1915年签订中日条约是被迫的，此约本由战事所引起，至多不过是临时暂行办法，须待和平会议审议解决；纵令此约有效，但中国已对德宣战，情况已大不相同，根据公法法理，条约今已不能执行；中国对德宣战时已明确宣布废除中德间的一切约章，德国享有的一切权利法律上已早归中国，况中德租约曾有明文规定不准转交他国，故中国有权要求直接归还中国。
顾维钧的雄辩压倒了牧野，博得了许多国家的同情。
日本在和会上舌战失利，转而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2月2日，小幡公使访代理外交总长陈箓，说“顾氏欲假外国之势力以抑日本，殊予日本以不快之感”，要求“电知贵国代表”。
小幡威胁说：外国靠不住，它们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无法援助中国，“日本却有充分的力量可以援助，因为她有一支50万吨的海军和100万陆军在赋闲待命”；又利诱说：如果中国代表在和会上听从日本的领导，日本愿将参战借款中未付予的1700万日元交给北京政府使用，否则日本将取消这笔贷款，追回已付的300万元。日本公使的无理态度激起了中国舆论的愤怒谴责。
3、日本人的“忽悠”
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又碰上了一个好时机。本来美英都是在战争期间对日本肆意侵略中国暂时隐忍，准备战后再算总账的，事实上，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就在筹组新银行团，准备向日本反攻了。
芮恩施公使在1918年夏天就向国务卿兰辛提出了列强共管中国财政的计划。战争一结束，英国公使朱尔典也向本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个国际共管中国铁路的方案。他们都想打破日本在中国的独占地位。但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特别是革命向整个欧洲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十分惊慌。威尔逊倡议的国际联盟，目的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帝国主义阵营以对抗苏俄，而日本则是不可缺少的东方台柱。于是，日本又一下子从敌手变成了伙伴，从攻击目标变成了拉找对象。巴黎和会开幕后，随着欧洲革命形势的日益高涨，威尔逊对日本妥协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
威尔逊原来是答应过顾维钧支持中国要求的。但是，他在2月3日的“十人会”上，却提出了一个山东实行由国际联盟托管的方案。
威尔逊的如意算盘是：这样，山东的德国权利既不算直接让渡给日本，也不是直接归还中国，解除了他在中日之间的两难处境，而美国还可以在国联名义下把势力伸入山东。日本人明白，托管虽可以实际上得到山东，却与德国直接让渡大不相同，当场就拒绝了。
美国国务卿兰辛在当天的日记里埋怨会议改变了调子，认为总统放松原则将使全盘失败。
这时，日本施展出新计谋。2月13日，在国际联盟章程起草委员会上，牧野提出“种族平等原则”，要求写入盟约。其目的，一是企图趁机解决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排斥日本移民问题；但更主要的，正如当时会上专家们所说，这是为了满足其对山东权利要求而作的“佯攻”。
牧野在会上说：
“日本舆论很注意这个问题，有人甚至这样说，除非在这一点得到满足，否则日本将不成为国联的一员。”
对威尔逊来说，成立国际联盟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日本是国联少不了的成员。他在4月11日起草委员会上带头反对并否决了日本的人种平等提案，这意味着他宁愿在山东河题上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满足日本要求。
于是，日本立场更加死硬。4月15日，威尔逊让兰辛在“五人会”（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外长组成）上提出“一揽子方案”，即首先命令德国放弃一切殖民地，在未作最后处理之前，由协约国和参战国共同管理。日本代表以山东情况特殊为理由，予以拒绝第二天，威尔逊改为由五国共管，日本也坚决拒绝。
第三天，威尔逊就彻底妥协了，同意日本向“五人会”提出处理山东问题的“特殊条款”草案来讨论。中国被完全撇在一边了。
在这个火候上，原敬内阁外交调查会4月21日作出了一个“不容改变的最后决定”：一定要无条件地从德国接收青岛，然后按日中协议交还中国，否则就不要在国联盟约上签字，牧野拿着这个决定和中日山东问题换文到处游说，以便巩固已取得的收获。
第二天，22日上午，“四人会”（奥尔兰多已决意退出和会，没有出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正式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消息灵通，知道这是一次决定性会议，事先就提醒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别忘了彼此的密约。
在会上，牧野态度强硬，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一旁唱和，不是点头赞许，就是插话表示同意。威尔逊虽然还在坚持他的“一揽子方案”，但是完全承认密约的效力，只是呼吁日本要设法消除中国人的恐惧。
下午，“四人会”邀请中国代表列席，三巨头一齐劝降。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强调当初同日本订密约的必要性，甚至把它说成是“神圣庄严的条约”。
威尔逊用山东问题换文上“欣然同意”的话柄反诘中国，不容顾维钧分说，竟然背叛自己提出的“废除秘密外交”原则，说条约必须遵守，“因为这次战争主要是为表明条约的不容破坏而战的”。
4、威尔逊的妥协
24日，中国代表团提出让步方案，要求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暂交五国代管，和约签字之日起一年后归还中国，中国愿出钱赎买。
日本反对，扬言将采取意大利的做法，退出和会。“四人会”被吓住了，25日拒绝了中国方案。
威尔逊为了好向本国国会和中国人民作交代，希望日本能同意对归还胶州实行某种国际监督。日本不同意，只允作下述保证：
在继承德国权利后，只保留“经济权利”和在青岛设立租界的权利；声明1918年换文中关于日军驻扎济南的规定是过渡性的，协议执行后立即撤退，日本对山东没有军事目的。
于是，威尔逊完全屈服于日本的意志。“四人会”29日收下日本起草的山东问题“特殊条款”，同意列入对德和约的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五十八条，内容主要是详细列举了日本应自德国获得的有关胶州领土、胶济铁路、海底电线及其它德国投资顶目的一切财产和权利，以及胶州领土内的各种档案、文件的移交日期。
美国代表团大多数人对威尔逊的妥协都不满意。
威尔逊自己说明了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他对新闻秘书说：
“贝克，困难不在于争议的事实，而在于政治。当时，欧洲到处是饥饿和不满，到处发生苏维埃革命运动，匈牙利已经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共产主义可能横扫欧洲。埃及又传来暴动的消息。在西伯利亚的美日干涉处境不妙，寄予最大希望的高尔察克攻势正需要日军的帮助。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需要日本充当国际宪兵去进行镇压。在威尔逊看来，把日本留在国联，维护帝国主义统一战线，使盛传中的日、德、俄同盟不致实现，是头等大事。”
兰辛等人担心的是在争夺中国的斗争中失利；威尔逊害怕的却是在反苏、反革命活动中失去日本。
和会上山东问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举行集会，高呼“还我山东”、“拒签和约”、“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会后又进行了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还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驻日公使章宗祥。北京政府以军警镇压，逮捕学生，更激怒了人民，全国各地的学生、商人、店员、工人纷起响应，穷乡僻壤也响彻反帝呼声。
5月7日，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国耻大会，受到日本警察的镇压。5月至6月，要求拒签和约的通电雪片似地飞向巴黎，共达7000多封。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迫使日本作出了反应。5月18日，外相内田康哉发表声明一定把山东归还中国，6月13日，小幡公使要求中日换文，对归还山东再作声明，企图这样来骗取国际同情，诱使中国在和约上签字。另一方面，日本施展种种卑劣手段，破坏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其中包括派遣10人特工小组冒充中国人前往上海暗杀外国人，以制造混乱，嫁祸中国（由于阴谋泄露，未能实现）。
北京政府在考虑是否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的时候，亲日派怕得罪日本，亲英美派怕得罪英美，包括总统徐世昌在内，都主张签字。巴黎“四人会”的巨头们，认定中国最后是一定会在和约上签一字的，所以态度坚决，气焰很高。中国代表团要求重新审议，不许；要求在和约有关条款下附加保留意见，不许；要求在全体大会上发表声明，也不许；签字日当天(6月28日)上午分函美、英、法三国首席代表，表示如果签字不妨碍将来提请重议，就可以签字，结果原信被退回。
国内要求拒签和约的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加上在和会上受到的种种屈辱，使中国代表团终于下决心拒绝出席当天下午的全体大会，没有在对德和约（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肯屈服的精神。
日本终究未能在山东问题上取得合法权利，而山东问题也成为悬案，直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才得到有利于中国的最后解决。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关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