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24日，主席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说道：“在我的战友中，有一个最会带兵打仗的人，这个人叫粟裕，淮海战役就是他指挥的，他也是我们湖南人。”
1966年5月5日，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道：“小平同志是一个懂军事的人，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的100万军队是他统率的。”
1948年11月1日，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强力推动全国解放进程，在我军全面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时，中央将全军野战部队按其主要战略区域，划分为四大野战军：
即西北野战军（1野）、中原野战军（2野）、华东野战军（3野）、东北野战军（4野）。
其所处战略位置，西北野战军位于中国版图的左翼，中原野战军位于中路，华东野战军位于右翼。北面是晋察冀的华北部队，再往北则是东北野战军。
注：按各野战军发展沿革，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称呼，以二野为例：
1945年末至1948年5月，刘邓所部称为“晋冀鲁豫野战军”。
1948年5月至1949年2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
1949年2月之后，“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
以上名称，本文在叙事时，将按不同时间段来回切换。
早在1946年解放战争开局之年，中原野战军还叫作晋冀鲁豫野战军，而华东野战军还分别叫作华中野战军与山东军区的时候，刘邓与陈粟所部就经常组织部队联合作战。
并将战线稳定在冀鲁豫和鲁南地区，有效遏制了蒋军对解放区腹地的进犯！
到了1948年的豫东战役时，中野、华野一个负责阻援，一个负责主攻，配合默契。
经过整整20天的连续作战，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歼灭区寿年、打残黄百韬、重创邱清泉，以伤亡33000余人的代价，歼敌94000余人，取得了豫东大捷！
而4个月之后的淮海战役，中野、华野更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以60万对敌80万，并最终获得了胜利！
建国后，出身中野、华野的很多高级将领，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两个野战军共同组织和实施的战役有过具体叙述，并就两个野战军统帅，刘邓与陈粟的指挥风格，作出过详细描述。
中原野战军的血脉，传承自鄂豫皖诞生的红四方面军。红四将领以擅打硬仗，敢拼敢打闻名全军，其代表人物为许世友、陈锡联、陈再道、王近山、皮定均等等。
其前身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展得最快最好的时候，全军员额曾达到27万余人。
解放战争初期的上党战役，晋冀鲁豫野战军生擒敌19军中将军长史泽波，一个月时间就歼灭蒋军13个师和1个挺进纵队，光俘虏就达万余人。
紧接着发起的邯郸战役，从10月24日至11月2日短短的8天时间，歼灭国军两个军3万余人，俘虏第十一战区中将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中将则率领新8军官兵1万余人在马头镇实施战场起义。
这两仗打下来，晋冀鲁豫野战军在解放军各战区的部队中名声大噪，威震全军。
1947年6月，为了全局利益，遵照军委命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3、6纵队以12万精锐之师，果断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
而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另外两支主力部队，4纵和9纵也同时南下豫西，执行牵制敌军的战略任务。
就从此刻开始，华东野战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及由陈赓的4纵发展起来的太岳军区，“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三军逐鹿中原”的战略态势就此形成。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目的，就是要把战争引到蒋管区，打乱蒋管区原本稳定的后方，消耗其战争资源，降低其战争潜力（人力、物力、财力），缓解我各个战略区、解放区的压力。
后人，很多都不理解“千里跃进大别山”的重要意义，反倒认为刘邓大军12万人马南下，到了出大别山的时候仅余6、7万人，云云……
他们不知道，跃进大别山的意义在于——
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局部损失，换来了我军其他战略区、解放区的压力减轻。
所以，军史上称“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意义为：刘邓虽然瘦了，但西野、华野挺住了，东野林罗长胖了。
1947年3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部队离开大别山，挺进中原时，全军7万余人，几乎没有重武器，重装备都在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沿途轻装了。
而在同一时期，姑且不论拥兵数十万的东北野战军，就连以两万人起家的西北野战军，都已经发展到了5个纵队，拥兵7万五千人了。
而最高峰时期曾经拥兵27万人马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却成了人数最少，连重装部队都没有的“弱旅”。
由此可见，战斗在敌军重兵合围的大别山地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所处的战略环境，是多么的残酷和恶劣。
众所周知，我军参加淮海战役的两个野战军，以华东野战军为主，中原野战军为辅。
据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记载——
淮海战役我军伤亡的13万人中，以打配合为主要任务的中原野战军，伤亡就达4.5万余人。
参加淮海战役的中原野战军的炮兵部队，就只有不到百门的野炮和山炮，就连承担步兵支援火力的迫击炮，中原野战军全军也只有两百多门。
在整个淮海战役中，中原野战军的部队基本都是靠机枪、步枪、炸药包和手榴弹，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
世界战争史，习惯把万人以下的交战称为战斗，万人以上的交战称为战役，10万人以上的交战称为大型战役，而50万人以上的战役则称为兵团级战役。
但凡兵团级战役，对双方将领的指挥能力要求非常高，并不是一般人所能胜任。
1966年5月5日，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道：
“小平同志是一个懂军事的人，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总前委书记）统帅的。
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100万军队。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
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1亿人口。”
说到二野的指挥风格，我们来看看下面这段文字。
1989年11月20日，小平同志与《第二野战军战史》修订成员座谈时，有过这样的讲话。
以下为讲话原文节选——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
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我们（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
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
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
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建国后担任海军副司令员的开国上将王宏坤，曾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兼桐柏军区司令员，全程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
王宏坤回忆——
“刘邓性格互补，指挥风格完全不一样。
刘司令员是谋略型统帅，很勤奋，一只眼睛，很辛劳，很长时间趴在地图前，每一仗都会搞出来好几个方案，方案可以做出一套又一套，很细致周密。
又善于向下级授权，起到了提高下级指挥员指挥作战的能力。
邓政委不做方案，他简洁明了，没有多的话，但他决心是最强的，特别果断，敢于担当。
邓政委历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中原局、华东局第一书记，打大仗（方案），就靠他拍板。
两人配合完美，缺一不可。”
原三野参谋长张震，1949年3月23日奉命协助渡江战役总前委起草《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张震回忆，邓政委告诉大家——
“大兵团作战的纲要属于指导性的，不能写得过于细致，主要讲讲战役的打算、可能出现的变化以及预备方案啥的就行，得给两个野战军依照战场实际情况灵活处置的空间。”
原二野司令部作战参谋张生华回忆：
“李达（参谋长）主动承担了许多作战具体指挥，并将处理情况及时报告刘邓，这样可以使刘邓集中精力，研究关键性问题。李达处理不了的事，邓政委就主动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实施指挥。
只有在战役发展到关键时刻遇到困难时，刘司令员才亲自找各纵队首长讲话，鼓励和督促各部队夺取胜利，二野各级干部也都熟悉这种特点，就是他们在批评部下时也不例外。”
原二野的将领们，很多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述：
“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即使是文字表述上，刘邓之间也难以放进一个顿号。
小平同志自己也讲，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说完二野的“刘邓”，我们接下来讲述三野的“陈粟”。
华东野战军的组成，不像西北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及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那么简洁明了。
除东北野战军外，其他野战军都是由本战略区内的部队组成。而华东野战军却是来自两大部分，由新四军部队和八路军部队共同组成的。
原新四军的7个师，黄克诚率第3师去了东北，第5师转隶给了刘邓，剩下的5个师，都加入了华东野战军行列。
原山东军区的八路军主力，罗荣桓率大部分渡海去了东北。剩下的八路军部队，以及山东军区的地方武装，与新四军留下来的这5个师，合编成为了华东野战军。
华东野战军成军之后，遵照1945年9月19日，延安向各根据地中央局发出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总方针，华野立刻展开部署。
早在4月至6月召开的“七大”上，“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就已经在大会上得到了共识，定下的基调掷地有声：
“哪怕南线全部打烂了，只要北线的战略目的达到，那就是胜利！”——引自长城出版社《解放战争全战事》第4卷。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体战略布局，就是为了牵制住蒋军向北增兵，保证我军挺进东北的部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站稳脚根，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
因此，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实施了军史上著名的“七月分兵”，这都是为了我军“向北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而作出的必要牺牲。
众所周知，粟裕在华野，一直是以副司令员的职务负责军事指挥职责。
1948年5月，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调中原野战军之后，粟裕被军委任命为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若论各大野战军司令员的指挥环境，包括华北军区野战兵团在内，当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的处境最为艰难。
1975年，粟裕的女儿粟惠宁与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喜结连理。直到此时，作为女婿的陈小鲁这才提起父亲多年前对粟裕的评价：
“在我结识和共事过的军队高级干部中，粟裕是委屈受得最多，职务升得最慢的一个。”
任何一支部队，统帅的权威除了靠打胜仗建立，资历和履历也是奠定威望的基础。
而粟裕难就难在，他的这份资历和履历都不算深厚。
以各大野战军为例——
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是平江起义的领导者、红5军的创建者，历任红3军团军团长、陕甘支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八路军副总指挥等职。
彭德怀是我党我军在西北战略区的一把手，以西北局书记兼任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等职。
这份资历在全军将领中，除了“红军之父”朱德之外，无人能及。
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红军时期就历任红4军军长、红1军团军团长、红军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
抗战时担任八路军115师师长，与军神刘伯承、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平起平坐。
东北野战军的将领们，包括刘亚楼、肖华、邓华、黄永胜、李聚奎、李天佑、杨志成、赖传珠、朱瑞、陈光、梁兴初等等纵队级以上首长，都曾是林彪的部下。
林彪以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经略东北，集党、政、军职务于一身，其威信自是不言而喻。
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南昌起义时的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历任红军总参谋长、中央纵队司令员、援西军司令员、八路军第129师师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司令员等职。
履历深厚，素有“党内孙武”之称的刘伯承，又身兼中原局第三书记之职。这份资历和声望，指挥部队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般的丝滑顺畅。
而粟裕，党内职务是华东局委员（后是常委），军内职务又只是代司令员。在悍将如云的华东野战军内，资历强过粟裕，或与粟裕不相伯仲的将领不在少数。
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红军时期曾任红30军代理军长。抗战时期曾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是陈毅最为倚重的左膀右臂。
华野9纵司令员许世友，早在1935年就担任红四方面军第4军军长。
华野10纵司令员宋时轮，红军时期曾先后担任过红30军军长、红28军军长。
而粟裕红军时期的最高职务是红7军团参谋长，但仅仅只是担任了几个月的时间。
1934年11月4日，红7军团与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
1935年1月15日，仅仅两个月时间，红10军团一败谭家桥，二败怀玉山。
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400余人突围成功后，将这400余人编为挺进师，粟裕这个军团参谋长，转眼又变回了一个麾下只有几百人的师长。
粟裕的这一段履历，在1952年全军评级时被认定为“红军时期担任师级干部”。
而红军时期的师级干部，在东野、西野、中野、华野，包括华北军区，不少人就连纵队正职都干不上。
因为资历及职务上的种种因素，造成了粟裕在指挥华东野战军作战时，遇到了许许多多在其他野战军中就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譬如——
1947年“7月分兵”后，华东野战军南麻、临朐两战两败，粟裕不得不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作出深刻检讨，接受批评。
会上有人提出：
“……粟裕同志战略上的误判，使得几仗过后让整个华东局势愈发严峻，这是单纯军事冒险主义带来的恶果。这种亏，我们在红军时期就吃过，教训还少吗？
粟裕同志缺乏大局意识，目光短浅，缺乏远见，战略上只看出去一步两步，我们现在不得不对你进行帮助……”
更有人上纲上线，批评道：
“反攻反攻，丢掉山东，这是华野成军5个月，送给老蒋的大礼！”
但是，也有不少将领挺身而出，为粟裕鸣不平。
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张鼎丞，在会上中肯地说道：
“仗没有打好，几仗下来减员5万，这是事实。但是，既然7月分兵是中央决定的，是华东局常委会上通过的，是组织决议形成的，集体班子是否也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呢？板子不能光打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讲话则更为直率：
“仗打输了，指挥员是有责任。但我没有听说过，东北局，中原局，还有晋察冀，因为仗打输了，就去处分林彪、刘伯承、聂荣臻……”
诚然，如上所述，东野有过四平失利，德惠受挫。西野有过两次败走榆林，中野也有过章逢集战役不胜的例子，而华北部队的大同、集宁战役，两仗打下来，把张家口都给弄丢了……
而粟裕仅是在“七月分兵”后，因为兵力不足的原因失利了两次，就不得不在大会上接受大家的批评。
稍一比较，粟裕在华野地位之艰难，一目了然。
庆幸的是，粟裕得到了中央的力挺！
主席亲自草拟电文，发给华东局——
华东局并转粟裕同志：
“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
华东局领导集体接到主席电报后，陈毅当日即原文转发给粟裕，并另附一份电文：
“最近几仗，事前我也无预见。事中亦无匡救，事后应共同负责，故力取教训以便再战！”
至此，自7月分兵作战失利后，笼罩在粟裕心头的阴霾终于一扫而去。
随后，在陈毅的主持下，粟裕继续指挥部队作战，在山东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最终稳住了阵脚，逐步扭转了敌人向山东进犯的趋势。
所以，1948年5月9日，当主席在阜平县城南庄对前来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粟裕宣布中央决定时，粟裕大吃一惊。
中央决定：陈毅调任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粟裕接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一职。
最终，粟裕力辞这一职务，被任命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这是粟裕的高风亮节，却也带着些许无奈，其在华野的指挥环境，还真就离不开陈毅的支持。
每每关键决策，都需要这位老军长的鼎力相助，否则，来自华野上下的阻力将会很大很大。
原三野参谋长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
“陈老总指挥作战非常干脆，气魄大，洞悉全局，判断情况正确，善于发挥各个部队特点，调动各级干部积极性。以往凡是华野在作战问题上有争论时，只要他一席话，大家就都心悦诚服地按照去做了。”
原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金子谷，在《回忆粟裕将军》书中写道：
“陈、粟两位首长抗战初期就在一起工作。陈毅对粟裕说，我们一如既往，军事上主要由你考虑，我给你出出题目。
粟裕说，我还象过去那样，尽力当好你的助手。”
华野的老人，谁都知道‘陈不离粟，粟不离陈‘这句话的含义。陈毅高瞻远瞩，掌握全局。粟裕多谋善断，敢打必胜。
陈毅对粟裕十分倚重，决心下定后，战役指挥就放手交给他负责。粟裕对陈毅十分尊敬，遇到重大问题，总是首先向他请示。
粟裕也在回忆录里有过很多这样的叙述，譬如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的总结报告。
莱芜战役的总结报告：
“对莱芜战役的总结，本来应请军长报告，但军长要我来讲。因此今天的报告不能算是总结，仅仅是我对莱芜战役提出一些看法。
我的报告很琐碎，尚缺乏系统。特别是这次战役，在军长直接领导之下，具体部署由我负责，缺点很多，希望各兵团首长提出批评，以便在今后作战中尽量改进。”
孟良崮战役的总结报告：
“从泰安前线回部，陈老总把谭震林同志等召集在一起紧急磋商、全面分析，一致认为以打第七十四师更有利，乃毅然改变夹心，命令各部重返原地集结，准备歼击第七十四师。
这次战役的实践，完全证明了陈老总毅然改变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全歼第七十四师的正确性。
从整个战役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了我华东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通过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历次战役胜利，对陈毅司令员的正确指挥无比信任。
从而真正做到了上下一致、万众一心、东挡西杀、南征北战，不怕走路，不怕疲劳，服从命令听指挥，要到哪里就到哪里，几十万大军如同一个人一样捏成一个铁拳锤到预定歼击的敌人头上。
没有这个条件，任何作战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原华东野战军9纵司令员聂凤智，在回忆录中写道——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了完整地解放上海，陈毅从战役准备开始，为了摸清和掌握上海的各种情况，指挥战斗，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陈毅对地下党组织和各部队提供的情况，熟背如流。对各种情况的处理，成竹在胸，指挥若定。
难怪我们每次向他请示，他都不是讲空话，而是分析阐述明确清晰，决心果断，口述成章。他的远见卓识，给我们以力量和智慧。
我们深深感到，陈老总的渊博知识和指挥艺术，来自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丹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华东野战军1纵司令员叶飞，在回忆录中写道——
“粟裕同志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特点是大胆、机动、果断，尤其善于使用迂回包围，大胆使用部队向敌人纵深进行穿插，实施分割包围战术。粟裕同志的战术核心在于灵活机动和敏锐捕捉战机。”
粟裕身后，其评语中被称为——“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划重划，重点在于“组织”，而非“指挥”。
那么，为何是“组织”，而不是“指挥”呢？
其实，从中不难发现，粟裕善于组织作战，却不“善于”整体调度。
这一点，并非粟裕之过，而是他在华东野战军的地位所决定的。
想要流畅地整体调度全军，指挥全军，对粟裕来说阻力很大，关键的时候，还得依靠陈毅司令员。
若是缺了陈毅在关键时刻的力挺粟裕，华野打不出那么多的胜仗，漂亮仗！
这就是前文所说，陈毅有感而发“在我结识和共事过的军队高级干部中，粟裕是委屈受得最多，职务升得最慢的一个。”
粟裕始终甘当陈毅副手，并非是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而是他的资历和声望，造成他与其他几个野战军司令员相对而言，在华东野战军中少了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
所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各大野战军，各有各的特点和属性，所处的战略环境和指挥环境更不一样，不能简单地拿来作比较，更不能以所谓的强弱非要排序出个123……
本文资料引自——
1、《中共党史人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2、《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3、《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4、多名将帅的回忆录及回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