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武汉军区副司令指挥修建襄樊汉江大桥，请设计院出1份图纸。设计院经过仔细考量，认为“需要半年时间出图”，报告给副司令。副司令一听，当即拍板：“从长江大桥图纸上截一段用。”
1969年，襄樊两地长时间的渡船交通已经无法满足需求。
1958年和1961年的两次船舶事故，造成了惨痛的人员伤亡。
襄阳一桥的建设被列入了国家的重点工程。
然而，早在1958年，关于桥梁选址和设计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但由于对桥址的多次争议，直到1965年1，铁道部才最终决定将桥址选在了襄阳南岸的长门街与北岸的襄阳二中之间。
这一选址虽然解决了最初设计方案中对古城的破坏问题，但也涉及到了大量的拆迁，包括襄阳二中的教学楼及附近的文物保护单位。
因此，桥址最终被西移至杨家巷。
最初，汉江大桥的设计仅为铁路专用桥，这一方案并未解决当时襄阳两岸居民的日常通行问题。
为此，襄樊地区的政府提出了增加公路桥和人行道的需求。
经过多次讨论与调整，铁道部终于同意将公路桥宽度增加一米，人行道增设半米。
1969年，汉江大桥的建设正式启动。
开工典礼上，来自南京大桥局的工程技术人员、三线建设战士以及襄阳地区的群众代表齐聚一堂。
虽然初期的施工条件十分艰苦，水泥供应仅为28吨，且机械设备极为简陋，但依靠军民的共同努力，桥梁建设逐步展开。
在大桥的建设初期，面对拆迁的需求，市区多个单位积极响应，迅速腾出办公场所、食堂等空间，安置了3000多名建设工人。
同时，各单位在物资配送、工具供应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工地急需灯泡和建筑材料时，市五金公司、红旗研究所和襄樊监狱等单位都及时送达了所需物资。
一些突发情况也接连出现。
1970年初，由于枯水期的影响，三条工作船和导向船搁浅，紧急时刻，市航管局连夜组织人员，采用人工和船只联合的方式，成功解决了搁浅问题。
在三号桥墩的建设过程中，老工人彭洪涛根据实际水文情况提出了减少使用锚的方案，不仅节约了大量材料，还缩短了工期。
同时，技术团队还创新性地使用400吨铁驳船替代定位船，提前完成了桥墩的定位任务。
农历正月初一，山海关桥梁厂的工人们在春节期间依然坚守在生产线上，全力赶制所需的钢梁。
在建设过程中，全襄阳地区动员了超过55万人次参与义务劳动，甚至80多岁的老人在街道上也积极参与。
大桥全长892.6米的铁路桥与812米的公路桥。
大桥总钢梁重达7000吨，铆接了36.8万颗铆钉，混凝土浇筑量达到3万立方米。
最终，大桥在256天内顺利竣工。
1970年，襄阳汉江大桥的铁路桥正式投入使用，公路桥也举行了盛大的通车仪式。
原定于三年内完成的大桥，竟在不到200天的时间里竣工。
大桥选址位于襄城与樊城之间的河道最窄处，地质条件较好，水流较为平缓。
这个有利地理位置不仅缩短了桥梁的修建长度，还有效减少了工程难度。
在汉江一桥的建设过程中，初期的设计计划仅考虑了铁路桥的建设，并未考虑到行人的通行需求。
考虑到这一点，孔庆德决定将原有设计方案修改为铁路和公路共用桥。
这一决定在设计人员看来需要大量时间，孔庆德却坚持要求在短短一周内完成图纸。
设计人员对此表示疑虑，然而，孔庆德坚持己见，提出参考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图纸。
他指示设计人员将武汉长江大桥的设计进行适当改动。
这一临时措施虽然在设计上不免显得仓促，但仅用了五天，设计人员便完成了图纸，工程进度得以大大提前。
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模式，不仅节省了时间，也提高了工程进度。
正桥3号桥墩的建设时遇到水下施工困难，工人们利用沙岛填筑技术，四天内在汉江中筑起了一个巨大的沙岛，用人工方法进行开挖和施工。
汉江一桥的建设也为孔庆德积累了宝贵的桥梁建设经验。
在黄河大桥的建设过程中，孔庆德再次展现了他的果断。
当时，黄河大桥的施工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负责人表示，按当前的施工进度，十个月的时间只能修建两个桥。
面对这样的进展，孔庆德没有气馁，他询问了桥墩的总数，并在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要同时开工十几个桥墩。
孔庆德还调动了大量的民兵力量，号召了上万名工人加入到黄河大桥的建设中。
最终，黄河大桥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内顺利完工，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
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时，曾对此感到意外。
尽管他曾是正军级的高官，按照常规，少将甚至中将是合适的职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应当集中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而非过多关注个人的晋升。
参考文献：[1]陈守凤,李俊.被周恩来两次点将的开国中将孔庆德[J].党史博采（上）,2021(4):65-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