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2月28日，德庆人民毅然发动武装起义，自此踏上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英勇征程。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先后开辟了高良三河、凤村九龙革命根据地，同时，马圩上彭、马圩河口以及凤村象口河一带也成功开辟为游击区。
1948年3月16日《华商报》报道德庆人民武装起义
1948年12月5日，国民党德庆县长华文治新官上任。仅仅过了两天，即12月7日，华文治便迫不及待地召集国民党德庆县党部成员，召开会议，精心制订了针对游击区的恶毒围攻作战方案。他强行指令各乡每保强征5名壮丁，妄图以此组建起地方反动武装，为其反动统治保驾护航。不仅如此，会后华文治还凭借着“华振中胞侄，张发奎妹夫”这一特殊身份，亲自前往肇庆搬请救兵，并大肆买枪购弹，妄图凭借武力扑灭革命的火焰。
12月14日，国民党广东第三清剿区司令部下达电令，指示德庆自卫总队长刘富南，由他指挥驻德庆的14团第8连以及县警队，具体作战行动皆由刘富南负责。对三河、九龙、上彭等地展开了疯狂的清剿行动。在这场残酷的清剿中，上彭武工队队长李昌、战士唐新，九龙武工队战士梁国英，三河武工队战士郭棣清等革命志士不幸惨遭杀害。与此同时，封川保警王振武中队也迅速开赴忠义乡边境，协同“会剿”。绥贺支队战士石围棠，也在镇竹坪附近不幸英勇牺牲。
当时的《珠江报》对这一系列事件进行了报道。为了便于历史研究，我们现原文登载，同时也提醒大家，需注意报刊因立场问题所用措辞，应秉持批判的态度阅读。
团警围剿下德庆匪首伏法
粤省第三清剿区发动全面清戡以来，收获相当战果。德庆自卫总队长刘惠时，负责指挥德庆、封川保警自卫团队及省保安团队分路围攻三河、石龙坑、黄石江，二三坑，镇竹坪，黄岗，云利，沙水，山根等处徐华儒、叶伯荣匪巢，经四五天之时间，已全面攻入，清戡工作展开，甚为顺利，当场计击毙者有匪首何某（花名石围塘）德庆九龙人，及李富等数名。余匪纷向广宁，怀集边界大山逃窜，我方现由队长梁略，何维显各率团队分途穷追及搜剿，以期将徐，叶等匪股彻底肃清。
《珠江报》新49卷第4页
当时的《珠江报》第 49 期 4 页报道称 “团警围剿下德庆匪首伏法”，文中颠倒黑白，将革命队伍污蔑为 “匪”。事实上，报道中的徐华儒即徐儒华、叶伯荣为绥贺支队政委叶向荣，李富正是在这次“清剿”中于上彭壮烈牺牲的武工队长李昌。而同样被称为“匪首”的石围塘（即石围棠）何某，实为何新，出生于清朝末年，是九龙罗社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生活所迫，他无奈化名“石围棠”落草为寇。虽说上山为匪是为人所不齿的行为，但石围棠聚众绿林的举动却别具一格，他被当地人民传颂，甚至被冠上了“义寇”的名号。
何新在民国十三年《何氏族谱》中名为何绍康
民国时期的德庆，政治腐败，法令繁杂却漏洞百出，奸佞之徒横行无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在生活的重压下，许多人被迫铤而走险，导致盗贼丛生，匪帮肆虐。像平和乡（今高良）三河地区，以左养、姚岳妹等为首的数股匪帮，与严博球、李璋莹、张艳华等官僚地主恶霸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完全不顾及是本乡还是外地，所到之处，村庄被洗劫，百姓惨遭屠戮。曾经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黄姜河流域（今高良大江、金山一带），自从左养、姚岳妹等匪帮出现后，全家被杀甚至全村覆灭的惨案时有发生。从大甲口往里的区域，良民纷纷逃离，田地荒芜，一片死寂。湴田河流域（今万星、和平一带），也有本地土匪徐桂生、徐扬生等肆意抢劫石龙坑等村。幸运的是，在共产党员徐儒华的领导下，平和乡民主政权得以改组，经过一系列坚决的斗争，逐一肃清了这些土匪，三河地区的人民群众才终于重获安宁。
再看石围棠，他落草为寇后，聚集了数十人并成为头领。他曾明确放言，凡是老弱病残、贫困之人以及家乡九龙的乡亲，一概不劫，并且还劫富济贫，正因如此，他得到了群众的广泛称颂。比如，九龙人陈瑞庭在金郡（今永丰金郡）以烧窑制砖瓦为生，却不幸被土匪掳上山。石围棠得知此事后，积极周旋营救，最终成功将其救出，并派人护送陈瑞庭平安回到金郡。
在当时的九龙，土匪横行无忌，官匪勾结现象极为严重，地方乡政权软弱无能，根本没有像徐儒华那样敢于挺身而出，积极挑战官僚恶霸，坚决肃清匪患的领导，以至于乡府形同虚设，名存实亡。然而，石围棠虽身为土匪，却一心维护着地方的安全。有一次，九龙上河头的梁氏嫁入罗社何家，大村的梁姓某人竟策划做线，勾结一众土匪企图在结婚当天抢劫女家。石围棠听闻此事后，果断出面制止。梁某质问：“抢的是我梁姓同宗，与你何干？”石围棠义正言辞地回应道：“虽是梁氏，但她已入何门，若在大婚之日抢劫我何家人，我必将与你们兵戎相见！”对方见石围棠态度坚决，知难而退，这才使得何梁氏得以保全，避免了一场喜事沦为惨剧。
由此可见，石围棠虽然上山落草，但他的所作所为与那些鱼肉乡里的普通土匪截然不同。不可否认，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上山为匪这种行为确实不可取。然而，在国民党政权极度糜烂、社会动荡不安、枪杆子主宰话语权的黑暗年代，手中拥有武装力量往往成为了人们自保以及保护他人的无奈选择。也正是因为石围棠为寇时的种种正义之举，他带领的这股力量不抢老幼贫弱，不劫本乡之人，才被共产党所关注，并成功吸纳改造为革命武装斗争力量。
实际上，绥贺支队一直有着将思想先进的土匪改造为革命武装力量的传统。例如封川的杨柄昌（化名杨祝娣），他所带领的一股土匪势力，人数多达三百人，后来被成功收编改造为“封川人民抗暴自卫队”，并由杨祝娣担任队长。绥贺支队二团西江护航大队，也曾对四小股土匪进行改造，使其协助护航西江。石围棠与当时绝大多数土匪相比，有着明显的先进性，无疑属于可改造的对象。
《珠江报》新49卷第4页
石围棠加入革命队伍后，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诸多贡献。1948年夏，绥贺支队进入九龙盆地，准备开辟新的根据地。此时，石围棠的侄仔何毓荣率先成为当地第一个支持共产党的保长。他不仅积极为革命队伍筹集枪弹和粮食，还联合其他四位保长，捐献了一万多斤稻谷给革命队伍。侄孙何生，更是深入虎穴，潜伏到凤象乡公所，为游击队收集敌方的军情部署、战略情报等重要信息，在凤村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村的何信逵，也毅然将自己家作为交通联络站，自己亲自担任交通员，为游击队传递情报，为革命工作默默奉献。
1949年1月2日，绥贺支队司令员陈胜、二团团长刘超明率领部队千里奔袭匝村，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激烈战斗，最终成功击败国民党，夺回了九龙的控制权，宣告了国民党德庆华文治当局“清剿”以失败告终！之后，绥贺支队派人通知石围棠的侄仔何毓荣，前往镇竹坪认领石围棠的尸体，限于时局未稳，只好就地安葬。
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党史中关于石围棠的记载少之又少。在《绥贺支队史》中，仅仅记载了“连续杀害了李昌、石围棠等第二团的干部战士多人，妄图以此来镇压人民的反抗。”以及在附录《烈士英名录》中简单提及“石围棠，绥贺支队战士。1948年在德庆牺牲。”
从现有的资料进行合理推测，石围棠这股土匪被绥贺支队吸收改造为革命队伍后，极有可能仍然担任着他们的首领，继续率领着大家开展革命斗争工作。不过，或许是因为石围棠所带领的人员数量相对较少，绥贺支队并没有像对待杨祝娣那股势力那样，给予他们正式的番号，所以石围棠牺牲时的身份被记录为普通战士。但值得注意的是，绥贺支队政委叶向荣在1949年1月24日向上级汇报工作时，曾特别提到：“接一连二杀害了我队队员石围棠与干部李昌同志”，在这里，叶向荣政委将“队员石围棠”与“干部李昌同志”并列提及。而反观国民党的报刊《珠江报》，却依旧将石围棠称为“匪首何某（花名石围塘）德庆九龙人”，这种截然不同的表述，从侧面说明了石围棠在革命队伍中的实际地位，其实与武工队队长李昌相当。
石围棠的经历是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个缩影，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岁月里，人民的无奈与挣扎，也看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即使是曾经的“土匪”也能被改造成为革命的力量，为正义而战。然而，由于资料的缺乏，像石围棠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有很多事迹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英勇牺牲。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许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目前，全国有名可考并收入各级《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93万余人，不足10%。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对历史的研究和挖掘，还原更多真实的历史细节，让这些英雄们的故事得到应有的传承和弘扬，同时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珍惜当下的和平与繁荣，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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